我与杜鹏程的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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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和许多青年一样，喜欢浏览中外的文学典籍，像《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我为其中刻画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但掩卷之后我总在想，能看到一部反映我国伟大的解放战争的英雄巨制多好！
1953年，我终于看到了杜鹏程同志《保卫延安》这部革命史诗式的长篇小说。我为书中周大勇等英雄浴血战斗的事迹深深感动――人民政权来之不易啊！我也深深理解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不能以生存的时间长短来衡量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里，就要以革命先烈们那种无畏的战斗精神激励自己，加倍努力，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我总想找个机会向杜鹏程同志当面请教，可一直无缘。直到1976年10月“”粉碎以后，我们终于联系上了。
那时候，正值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冲破“”长期文化禁锢和兴起“读好书”的热潮，广西这里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时，北海市文化局、总工会和图书馆联合组成一个“读书领导小组”，我被邀请加入小组。
1979年9月26日，在北海市首次“读好书”书评讲演会上，我被指定为首场发言人。由于此前自己十分注重对《保卫延安》一书的资料积累，所以选择的题目是《谈谈〈保卫延安〉》。
那天，我准时莅会开讲，整整讲了3个多小时。由于对材料十分熟悉，大部分时间我都不用看着稿讲。台下，同志们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会场比较安静，秩序很好。
几年以后，我遇到一位叫陈广南的青年人，他提起当时听我那次讲演的感觉。他说，我最后讲的那段话使他很受感动：“历史是多么严酷无情，这样一部好的小说却被禁锢20年之久；历史又是多么诚实和公正，这样一部好书始终没有被流逝的时光冲掉，一直被人们保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今天又为我们重新放出耀眼的光芒！真的，青史凭孰说是非？是人民！一部作品的好坏由谁去评定呢？是千百万不昧良知的读者！让我们为《保卫延安》这朵重放的鲜花而放声欢呼，拍手称快吧！让那些长眠地下和含冤九泉的革命前辈笑慰吧――时代已是人民的了！”
这场讲演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我仍记忆犹新。我至今还保存着我于1980年1月14日写给杜鹏程同志的信。
尊敬的杜鹏程同志：
请恕我的唐突，贸然地给您写这封信。
我在广西北海市科协工作。去年九月，应本市图书评论领导小组之约，由我主讲您的大作《保卫延安》。这部书是我在1953年冬就读到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它的情节、人物，甚至某些词句，一直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在书评小组会议上，我第一个作了发言，把我的感和思谈出来。没想到，后来我被推定为作为第一讲的主讲人。可是，有关《保卫延安》，我的领会十分皮毛，但从第一次看到此书开始，它就一直保存在我简单的行囊里。十年“”灾难，我把它辗转保存下来。这次主讲，我看不到更多资料，只是一两年前在《文汇报》和《报》上读到一些评论文章，我把它们剪下来，再结合1953年版的本子，花了二十余天的业余时间，重读一遍，作出笔记，参考一些史料，就写成今天寄给您的“谈谈《保卫延安》”。本来，报告完之后，我就想把稿子寄给您，但太胆怯了，心里不安，所以今天就不揣浅陋发出了。
您的时间很宝贵，别耽误了，恕我搁笔。
此致
革命的敬礼！
这封信是寄到陕西省西安市作家协会转交的（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鹏程同志的具体处境）。
没想到40天后，我就收到鹏程同志的亲笔复信。信封是《延河》编辑部的，地址栏上写着：“陕西西安市建国路71号西安作协”等字样。信的内容如下：
继礼同志：
你的信以及“谈谈《保卫延安》”的稿子均收到，谢谢你的关心。稿子我仔细看了，你收集了不少材料，而且通过自己对作品的研究分析，写了这么长的一篇文章，这种毅力和热情，值得我学习。“”之流歪曲历史，歪曲作品，你据理批驳，可以想到其效果是挺好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一部作品如何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是捍卫了我们党的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特别是对年轻的同志，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了解他们不清楚和不熟悉的东西。
顺祝
近好！
杜鹏程
（19）80年2月25日
收到此信后，我心情十分激动。我想，只要我对《保卫延安》这部巨著的阅读领会没有违悖作者的衷意，并且对“”多年来推行的文艺极“左”路线和强加于鹏程同志身上的诸多诬陷之词的否定能言之有据，就达到了我的目的。鹏程同志对我的肯定，使我得到莫大的快慰。
1980年3月11日，我给鹏程同志回了信，恰好他正忙着准备到日本访问。4月20日，我接到鹏程同志的夫人张文彬的来信：
继礼同志：
你好！你3月11日给杜鹏程同志的信收到了。由于他4月初去日本访问，3月初就去北京集中了，所以不能亲自给你复信。十分感谢你对老杜的关心爱护，这一切我们都会记在心里，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的，向你全家问好。
致敬礼！
当时，北海市图书馆主办的刊物《图书评论》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发行，领导决定将拙稿纳入，我欣然同意。1983年春，北海市第1期《图书评论》（创刊号）刊出后，我看到拙稿从题目到内文，1.8万多字的原文全部刊载在该刊首篇。欣喜之余，我将一册样刊寄给鹏程同志。
1991年11月5日，我从《人民日报》（1991年11月1日第4版）上看到新华社在西安发出的关于“杜鹏程同志逝世”的消息，心里十分难过，当天就披寻旧箧，一再展读他及夫人文彬同志的来信。我心想，我还有不少事要向他请教呢，但他竟这样匆匆地走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出现在我心里，我决心要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
但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我几次提笔又放下，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主题。这时，我脑海里闪现出他给我回信的字句，他仔细认真看我的讲演稿的精神使我难忘，在改动不多的字句里倾注了他的真情，让我感到他真不愧是一位文学大家，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师长。
于是，我找到了这篇回忆文章的主题，写出了《一点回忆一点感想――怀念杜鹏程同志》。考虑到此前我曾写过好几篇文章都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时刊发，而鹏程同志作为描述我国伟大解放战争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他的一切应该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所以，稿子写成后，我决定仍然发给《人民日报・海外版》。
半个月后，我于1992年2月14日应邀参加在昆明举办的“中国第三届艺术节”。那天上午，我从南宁直飞昆明，飞机在云贵高原上空飞行时，机舱外明亮澄澈。空姐把当天的报纸逐一发给乘客时,我一看是《人民日报・海外版》。马上想起半个月前自己曾向该报投过稿，匆匆打开浏览，碰巧见到拙稿《一点回忆一点感想――怀念杜鹏程同志》刊登在那天的第2版上。
我当时就想，如何尽快把这份样报及时寄给鹏程同志的夫人文彬同志呢？我几次多方打听文彬同志的消息，都没有结果。后来，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上，看到赵俊贤的文章中提到她。于是，在2001年7月25日我又一次给她写信，信寄至西安作协。
但过了很久，我也没接到文彬同志的一点消息。
2002年3月20日，我终于收到张文彬同志在上海给我的来信，用的是“陕西省人民政府驻沪办事处”的信笺，是附在两册杜鹏程同志纪念文集《本质上的诗人――回忆杜鹏程》内寄来的。文集里面把我那篇拙作也收入其中。
往事如烟飘逝，每当我踏进回忆的门槛，我总忘不了追忆那些在文学活动中给过我教益的前辈们、大师们，而我也总努力要写点关于他们的东西。但是，最先进入我文学视野和引领我不断前进的是杜鹏程同志，是他开启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学上跋涉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