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传授《春秋》考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子夏传授《春秋》考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孔子据鲁国史记编纂《春秋》，不仅是编修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简略记述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还常常以一字寓褒贬，借以表达其王道政治观点，以谨严的措词惩恶扬善，所谓“微言大义”。故《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文献明确记载，“《春秋》三传”之《公羊传》《谷梁传》都传自子夏；至于《左传》，近现代学界有谓“子夏作”，有谓成书于“子夏门下一再传弟子”，可见子夏是《春秋》最主要的传人。
子夏深厚的历史文献修养
子夏在孔门求学的后期，被孔子列为“四科十哲”中的“文学”高徒。（《论语·先进》）先秦所谓“文学”，大致相当于今之古文献学。作为“文学”高徒，子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孔子的助教。一是协助孔子为其他弟子解疑释惑。如《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但是司马牛想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又不免忧从中来。子夏先用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话安慰他，接着劝导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谓君子加强修养，则足以改变“无兄弟”的不幸，从而否定了人在命运劣势下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态。这无疑是对孔子“存天命而尽人事”之积极天命观的灵活运用。又如《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是其“举贤才”思想的一种表述；但由于说得深奥简洁，樊迟不理解，又来问子夏。子夏一听，便深刻领会了孔子的话，并运用自己的古文献学之长，举出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的历史故事加以说明，在补充说明孔子言论之际提出“选于众”，即在众多待举对象中慎重选择，只有选中了真正的贤才，才会有“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效果。这就在阐发孔子思想时有所发挥，为孔子“举贤才”的政治思想增加了新质。
二是在孔子晚年整理《诗》《书》《礼》《乐》等文献和依据鲁史作《春秋》时，发挥其“文学”之长，做了不少协助工作。《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作《春秋》在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之后，又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于此单单提到子夏，可见他是做辅工作最多的弟子，至少说明他当时在孔子身边。不然的话，能否“赞一辞”就无从谈起。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闵因《序》日：“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说题辞》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汉代纬书虽有神化儒家经典的缺点，但也保存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将此与《史记》的记述相参，可知子夏于哀公十四年确实在协助孔子作《春秋》：先是受孔子所使赴洛邑“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尔后定居曲阜协助孔子并领受其《春秋》真传。
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应当是从鲁国出发，途经卫、晋到达成周。《吕氏春秋·察传》记“子夏之晋，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就是此行途中发生的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因为子夏等此行目的是“求周《史记》”以备孔子作《春秋》的史料，此行结果是“得百二十国宝书”，一路上下功夫广为搜求亦可想而知。既然要搜求各国史料，途中所接触的人、所留心的事，自然也都在“史记”方面。知此，就很容易理解子夏“过卫”为什么会对“读史记者”特别关注，听到其读“晋师三豕涉河”感到不通之后，就凭借自己的历史和古文字功底推断“三豕”为“己亥”之讹，并在晋国得到了证实，于是留下了子夏纠正“亥豕之讹”的千古佳话。
关于子夏传《春秋》，先秦文献即有记述。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夏秋》也……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子夏日：“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
这在西汉人著作中也有反映。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行《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又如刘向《说苑·复恩》：
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
据上引材料可知，子夏传授《春秋》，特别重视从春秋史事中总结经验教训，侧重于弟子政治才干增长提高以及提醒“有国有家者”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以养成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治国、齐家本领。故子夏门下能够培养出魏文侯、李悝等杰出的政事之儒。
子夏门下著名的传经之儒，有公羊高、谷梁赤、曾申等人。
公羊高，复姓公羊，名高，受《春秋》于子夏，又传于后人，着重讲授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到西汉，形成了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春秋公羊传》，设博士，立于学官。《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疏引戴宏《公羊传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子平，平传与子地，地传与子敢，敢传与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谷梁赤，复姓谷梁，名赤，受子夏《春秋》，又传授于后人。其后世子孙、弟子根据其口述内容，在战国后期著于竹帛，成《春秋谷梁传》，也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汉书·艺文志》著录“《谷梁传》十一卷”，班固自注：“谷梁子，鲁人。”应劭《风俗通义》：“谷梁氏，谷梁赤，子夏门人。”桓谭《新论》、蔡邕《正交》也说受经于子夏的谷梁子“名赤”；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却说：“谷梁子名淑，字元始，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以授苟卿。”《七录》亦云“名俶”；《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清经学史家皮锡瑞推测：谷梁子的多个名字，可能并非一人，而是指不同时代的传经者。
子夏为《春秋》的主要传人，自汉代以来没有争议；有怀疑的只是一些文献所记述子夏以后的传经线索。故本文还需要就汉儒所记子夏传经的线索，做一点考证祛疑的工作。
前引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疏引之戴宏《公羊传序》将传承已讲得非常清晰。戴宏为汉安帝、顺帝时人，与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毋子都虽不同时，但毕竟是汉代人追述汉代的著述，可信度应当比后代所记高一些。古今学者提出怀疑，是因为近三百年只有五代传人，世代未免过于稀少。这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却不足以否定汉代成说。徐复观先生讲：“戴宏所说的，由子夏（卜商）下来的五代传承，只是出于因《公羊》《左传》在东汉初的互相争胜，《公羊》家为提高自己的地位，私自造出来的，以见其直接出于孔门的嫡系单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未免低估了汉儒的学术品德，也有后世对汉人追述之词的误解。追述各家渊源，自然需要一代代溯上去、一代代说下来，不必是“嫡系单传”之意。《公羊传》中就记述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等外姓经师，显示出并非自家一线单传。至于“世代过稀”之成因，应当在于年代久远且系师师口传，难免有所遗漏。但也正因为有此明显破绽，得知其并非刻意编造，不然的话是不难“私造”得比较完善一些的。
唐代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谓谷梁子“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以授苟卿”。以人物时代考论：战国初期“受经于子夏”的“谷梁子”，是绝不可能“为经作传以授苟卿”的；“授苟卿”的“谷梁子”，只能是战国后期略早于荀子的谷梁氏后人。这样更为粗略的经师传授记录，显然不能作过于拘泥的理解，只能遵照应劭之说：认定作为“子夏门人”的谷梁子名赤；而“为经作传，以授苟卿”的谷梁子，则是谷梁赤的后人。
另外，《春秋左氏传》渊源于子夏，也是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推测。因为《左传》记晋国历史之详，对于魏氏先祖的不无过分的赞誉，都让人不能不想到子夏的国籍及其与魏文侯的实际关系。因此，近代刘师培参照汪中考证，列出《孔子传经表》，认为《春秋》三传的传授，均出自子夏一派。现代学者徐中舒则进一步推论曰：《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的一再传弟子”。（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孔祥骅先生认为：“《左传》中‘君子曰’的赞语，很可能是子夏搞的。”进而提出：“子夏氏一派不但积极参与了魏文侯改革，也进行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文化整理，在重新撰写《左传》的过程中，作为子夏氏的魏派儒家们难免不流露出该派对于魏国的赞颂，这也正好揭示《左传》一书成书的时代。大概可以这么说，《春秋》三传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后由子夏一派的弟子们分别搞出来的。”（孔祥骅：《子夏与（春秋>的传授》，《管子学刊》，1997年第2期）应该承认，这些说法是颇有道理的。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卜子夏考论》阶段成果，编号：2011BLS002）
作者单位：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