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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武汉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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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在混乱的争议声中最终只达成一项无法律约束的政治性协议,但中国在此前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和13亿立方米”的目标能否实现,也无时不考量着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和责任承担。

“我们瞄准的是2020年这个目标!”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陶良虎教授告诉《鄂商》记者:到2020年,中国将被列入强制减排国家,虽然目前国家还没有打算要成立碳交易所,但湖北的区域性碳交易却开始列入议事日程。“可能到时候碳交易所成立的不止湖北一家,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赶上头班车,成为第一个。”陶良虎是湖北最早提出“设立武汉碳交易所,打造全国碳金融中心”专家之一,也是在武汉推广碳交易的有力支持者。

尴尬“卖炭翁”

“中国是全世界核证减排量(核证的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一级市场上最大的供应国,是碳交易最大的卖方市场之一,但由于中国一直处于国际碳市场及价值链的低端,又缺乏碳排放量的定价权和交易的主动权,不得不很尴尬地充当着低价‘卖碳翁’的角色。”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马哲军教授对此深表忧虑。

统计显示,中国在联合国已注册的项目达671个,占总数的35.1%,已获得核发CER1.69亿吨,占总核发量的47.51%。截至2009年7月,中国在联合国已注册的项目年平均减排量总和达1.80亿吨,已获签发减排量1.43亿吨。中国已注册项目数量及签发的减排量均为全球首位。

中国能提供大量的二氧化碳,但同时碳交易市场却主要在西方国家。当前,全球四大碳交易所分别为:欧盟排放权交易制(EUETS)、英国排放权交易制(ETG)、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和澳大利亚国家信托(NSW)。其中欧盟排放体系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仅2008年其交易份额就占到全球碳交易总量的60%。但这四大交易所目前还只是从事区域性碳交易业务。

二氧化碳等温室型气体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不是自然可交易商品。在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性气候变暖的日趋严峻的形势之下,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公布,则为碳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后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对碳排放行为进行总量控制,导致碳排放权产生稀缺性,因而二氧化碳等温室型气体开始明码标价地进行买卖交易。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碳交易的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正式形成。碳交易市场的形成,碳交易额明显出现爆炸性增长:2004年碳交易额为3.77亿欧元,到2008年则一跃至910亿欧元。“但目前碳交易额只占市场需求的10%左右。”陶良虎介绍,以现行价格计算,发展中国家有120亿美元的机会,中国可至少获利20亿美元,到2012年,中国碳交易潜力将达数十亿欧元,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一半,预测到2020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据世界银行测算,发达国家通过CDM(清洁发展机制)等购买碳排放额每年2亿吨~4亿吨,每吨价格在15~25欧元,每吨二氧化碳减排量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价达20欧元。“比如一家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发了一个年减排20万吨的项目,拿到欧洲去,就能净赚400万欧元。”

碳交易巨大的差价存在,也使得众多炒家竞相到发展中国家来“炒碳”,据了解,仅2007年至2008年,国外有一百多家企业扎堆在北京炒碳,以较低价格将碳指标买去,然后到欧盟市场倒卖,以从中获取暴利。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通过CDM融资投资中国的低碳产业,其运作主要是参与CDM项目、购买CER,以及对一些CDM项目的前期融资。截至2010年5月,该集团在中国运作的CDM项目总数超过50个,签约金额达到60亿元人民币。资料显示,目前聚集在中国投资运作碳交易的外资资金量已经超过百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已有200多家企业通过“卖碳”获得了来自外资企业的资金补助,总计金额达3亿多元人民币。

“由于全球碳交易标准、定价权、主导权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而这恰恰也是我们的软肋所在,中国目前低价’卖碳翁‘的地位暂时不会改变。”陶良虎表示。

中国低碳路

国内外碳金融竞争的白热化,预示着碳金融时代正加速到来,而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低碳经济也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从1995年签署到十年后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共同而有区别对待的原则。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减排,但是又有区别: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对其减排量的最早规定是2008年到2012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5.5%左右,发达国家必须兑现,如果没兑现就将在下一个五年追加减排量百分之二十五;发展中国家采取自愿减排,因而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发展权的问题。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早在2005年之前,中国就提出了构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目标。在节能减排上,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考核方面设立了两个硬指标,明确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十一五”期间能耗要下降20%(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5亿吨),污染物的排放要下降10%。这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重视。

在全球经济转型中,中国政府在碳交易方面一直比较积极。2008年8月5日,北京环境资源交易所和上海环境资源交易所在同一天成立;9月25日,天交所在天津滨海新区成立;随后武汉、长沙、深圳、昆明等地纷纷成立了环境资源交易所;此外,大连、贵州、河北、山西等地也都在积极筹备之中。各地环境资源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在全国的落实实施,而由政府主导发展低碳经济目标在国内媒体的大肆宣扬之下已深入人心。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倡导绿色出行活动,产生了8000多吨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在北京资源环境交易所完成交易。2009年5月27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宣布建立国内第一个自愿碳减排的交易品牌,其主要作为网上交易平台,运行一个月即完成交易项目526例。截至2010年4月,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了2400多个项目,约700多个中国项目在EB(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EB注册的项目数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

尽管如此,有关专家表示,中国作为碳资产大国,国家政策虽然逐步向低碳经济倾斜,但更应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市场机制平台,为我国碳资源在世界范围赢得更大的话语权。我国的环境交易所亟需面对的并非交易规模的扩大,而是应该探索我国碳交易的减排量核定体系和定价体系。

武汉尚欠东风

在碳交易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中,中国自主碳交易所的设立已刻不容缓。尽管国内专家学者对碳交易的研讨早已有之,但是真正提出构建我国自主碳交易平台却是在2009年年底由湖北省最早提出。

早在2006年,武钢集团即申请了5个CDM项目,每年共减排316万吨二氧化碳。截至2009年底,湖北共有27个CDM试点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核总的碳减排量36.4万吨,按照目前在欧盟市场交易价格大约是十五到二十欧元每吨,总额约5760万元人民币。

湖北在碳交易领域的较早涉足,让湖北对碳交易饱含信心。2009年,湖北省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一五”减排目标,该年年底,开始有专家学者提出在武汉搭建中国首家碳交易所。2010年1月18日,湖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马哲军、副校长陶良虎联合撰写了《关于设立武汉碳交易所、打造全国碳金融中心的战略构想与政策建议》(下称建议)的报告,指出:目前全国尚未成立碳交所,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权先行先试,产权争先,设立全国首家碳交所,打造全国碳金融中心,在国际上树立独具特色的中国碳交易标准。

此建议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罗清泉批示:“报告提出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两性社会改革试验的重要任务与举措,应该高度重视并组织发改委、金融、环保、林业部门共同研究工作方案。”省长李鸿忠、常务副省长李宪生等领导也分别作出了批示。该建议作为今年湖北省两会的议案引起代表们的热议,省委书记罗清泉,省长李鸿忠在两会期间专门就此作了报告,并吁请国家发改委支持湖北设立碳交易所。

据了解,武汉碳交易所将以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平台,联合省清洁发展机制(CDM)中心组建,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建设中。但是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关负责人则表示:“作为我们交易所来说,各种条件是具备的,比如从碳交易的检测,交易,认定,规则,包括能源,我们都具备条件。”

“由于国家发改委对湖北的政策也不是很明了,只是要求我们先尝试,以后国家如果启动这个事情,会优先考虑湖北,但也没说要具体怎么支持。”上述人士告诉《鄂商》记者。

据其介绍,武汉市发改委、武汉市准备成立武汉自愿减排碳交易联盟(下称联盟),但该联盟还处于筹划阶段。武汉发改委已经召集有关部门开过一次会议,目前征集到愿意加联盟来承担减排义务的企业将近三十家。但是联盟后期怎么做,武汉市政府还将有具体的措施出台,目的是制定相关鼓励企业节能减排的优惠政策。“具体是什么样的政策现在还没制定,所以说武汉市在这一块已经起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