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行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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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何莹(Vivi.YingHo)　采访　钟文凯

钟文凯：继华筑网之后，博客成了你的又一网上阵地。在你的博客上有一个醒目的标题，三结合――实践、理论、批评。对于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项雄心勃勃、值得尊敬的计划。在此之上可能还要加上“教育”，因为你已经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了。但是人毕竟没有三头六臂，记得有一次我们聊起这个话题，你提到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侧重点会有所不同。能否谈谈你的近期计划，或者在你的工作中如何处理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

朱涛：哈姆雷特勤于思考“to be or not to be”，但疏于果敢的行动，堂・吉诃德总在不停地行动，但从不静下来好好思考。关于“实践、理论、批评三结合”的说法，不是宣称自我有“三头六臂”，要“通吃”不同的领域，而是要追求一种思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希望能实现一种“思考型的实践”或“实践型的思考”。

近期而言，我选择在香港大学教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种种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特征感兴趣，另一方面是为了在这样个特殊环境中好好整理自己的思路。目前在我的教学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是准备从下学期始开设一门课“二十世纪建筑史”。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思上个世纪的建筑发展?如何在一个极其关注现在、但历史意识淡漠的环境中讲述历史？如何在一个多文化碰撞的地方讲述“世界”建筑史?更进步，如何能在香港――大陆之间的微妙距离间设置一种“批判性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将导致什么?我完全没有答案，但被这些问题深深地吸引。

钟文凯：十多年前，屈米在哥伦比亚大学倡导的“无纸工作室”曾经推动了一场设计方式和建筑形式的变革；而你的导师，同在哥大任教的弗兰普顿则是建构学的理论泰斗，他强调的恰恰是建筑的物质性，以及建造本身的诗意。两者都可能对你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矛盾吗?或者有内在的联系吗?

朱涛：屈米1990年代中期在哥大建筑研究生院提出的“无纸工作室”的说法带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当时大家都普遍沉浸在对电子计算机技术――经济发展的乐观期待中。人人都在说从建筑到城市到人们身体的感观，所有从前曾依托在社会物质基础上的事物都可以进入电子空间被“虚拟化”。MIT的Willam J.MitchelI的《比特的城市》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太过幼稚不值一提。就连斯蒂文・霍尔这样靠“实打实”建造出身的建筑师都曾打算放弃自己事务所的模型制作环节，只在电脑里“生成”建筑!但很快，在哥大设计课上，评图的教授们发现要想真正深入评判学生的设计作品，与其让学生们在投影屏幕上闪现一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花哨图片，不如让他们老老实实把图打印到――纸――上，贴在墙上，可以看得更“真切”一些。再后来，教授们为了督促学生关注建筑的尺度感和建造性等，开始陆续恢复对学生做模型的要求，“无纸工作室”变得越来越费纸，直到今天这个词已基本不复存在。“数码”一词在理论说法上再也不单单指向“虚拟空间”，而是指在抽象数据和物质材料之间可以来回转译的一种信息媒介。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建筑师对数据化的制造技术和建筑的建造性感兴趣，而不再单纯沉溺于抽象的数据或影像化的“虚拟现实”中。我本人从1998年开始在哥大，亲身经历这样一场设计文化的变迁，深受启发。

如果视野再放宽广些，我认为，9・11应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巨大转折点。在双塔楼轰然坍塌那一刹那，当无数人意识到那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虚拟现实”时，人们应该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不管理论上宣称人类文明有多少元素可以“虚拟化”，社会总是需要由一整套稳固的社会关系和坚实的硬件设施来支撑。其硬件设施既包括能源等物质性的原材料，和各种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等设施，还包括城市和建筑――物质意义上的城市和建筑――来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载体和庇护所。

弗兰普顿所提倡的建构学，旨在强调建筑学――有区别于其它各种图像艺术――是关于建造的艺术。它一方面有着文化表现的维度，另一方面无可避免地有着物质性维度。我认为，建构学的立场不光能使我们对18-20世纪的建筑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有别于从“空间”和“形式”的视角读解的历史，同样也为我们理解今天电子技术对建筑学的影响、理解今天建筑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等等问题提供一定的思想穿透力。

钟文凯：你正在写的博士论文应该能反映你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兴趣所在，能透露一点内容吗?

朱涛：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写的博士论文恰恰是想连接你上个问题提到的两方面。论文正标题有点怪：Catenary TrajectoH(悬线轨迹)。副标题则很疯狂Geometry，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Form from Galileo to the Present(从伽利略到今天的几何学、建造和建筑形式)。简单说，我的论文是尝试循着一个特定主题，切开欧洲建筑史的一个纵剖面，从17世纪科学革命、18世纪启蒙运动、19～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一直到今天的建筑发展，在这样一个纵剖面中考察几何学、建造和建筑形式三者间关系的演化。

钟文凯：你写过一些颇有份量的评论文章，关于建构、关于张永和、关于建筑师作为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等等，针对的都是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且观点鲜明、文锋犀利。你认为中国目前的建筑批评和西方的建筑批评的差别主要在哪里?

朱涛：差别在于中国尚没有建筑批评――我指独立的建筑批评体系。不错，有些人在写评论，但总是依附在建筑师的言论上，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思考。

钟文凯：近年来，几位西方“大师”在中国陆续设计了一些“前卫建筑”，它们一方面构思新颖、造型独特，另一方面也往往耗资巨大、与周围环境缺乏联系。你如何评估这些作品对中国年青一代建筑师的影响?

一些西方明星建筑师在中国得以实现标新立异的建筑物不是偶然现象。它一方面是得益于今天全球化时代中技术力量的空前强大。今天尖端的建造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移植，以保证“高端”建筑师们实现许多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只要业主愿意花足够的钱；显然在另一方面，该现象还得益于中国目前的“”的经济一文化氛围；在整体社会基础，如居住、教育、医疗等等，仍相当薄弱的状况下，政府和一些业主宁愿把大量资金集中到少数形象工程上，以追求浮夸的文化表现。不错，从专业角度来说，一些西方明星建筑师在中国的作品可以开启中国年青一代建筑师的创作思路，但从大的文化氛围上来看，大多数作品其实并没有构筑出与中国社会实质性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积极关系。换句话说，这里我还不是指那些作品与具体的周围环境之间“缺乏联系”，而是指它们仅仅作为单个作品孤立地存在，在建筑质量上或好或坏，但都未能在文化意义上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内在、有机的联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对中国建筑师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仅仅局限在专业技巧上，或者肤浅的文化时尚上。

钟文凯：你设计的深圳文锦渡长途汽车客运站也是一个造型独特的作品，请谈谈这个建筑与城市的关系。

朱涛：如同很大都市中心的综合项目，深圳文锦渡长途汽车客运站有异常丰富的内容配置：复杂的、三维叠加的人、车、物流和商业、办公、居住设施等。在极其狭窄的用地中，面对周边芜杂的、毫无特征而言的城市环境，我试图以一种有力的姿态达到对城市周边环境的重组。该建筑显然不想消极地融入周边城市环境的紊乱中，同时它也不是一个任意的、与城市文脉无关的孤立“物体”。我追求的是通过对周边环境的仔细分析，通过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体量，既能对内有效地容纳多样的空间和功能，又能对外建立起一种可识别性，并与周边城市环境间产生一种高强度的张力关系――但不是矛盾，最终能生发出新的城市空间秩序。一句话，在都市紊乱中，该项目旨在以种不妥协的姿态建立起新秩序。

钟文凯：华存希望小学是你为数不多的另一建成作品。两年前的夏天，我们曾经一起去看过，新校舍和旧校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可能是当地修得最讲究的房子。课室宽敞明亮，附近的农民趁着暑假在里面晾玉米，把课室的白墙都映成了金黄色，而老教室却阴暗、潮湿，课桌都发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入口楼梯处的大雨蓬和直纹曲面的屋顶，混合的结构体系融入了当地工匠的智慧。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对于希望小学这样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尽管存在着造价方面的制约，你并没有满足于仅仅解决经济实用的基本物质问题，而是保持着对形式的关注?

朱涛：这里，我理解你的“形式”不是狭义的关于建筑形状或形象的概念，而是广义上的如何以明确的手法来协调建筑的形象(几何学)、空间(体验和使用)和建造(结构、材料、工艺等)等系统之间的关系，以使建筑最终呈现为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构筑物――这是衡量个建筑师的作品是否拥有“建筑艺术”质量的最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