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易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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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时代,一队牧人外出游牧。路经干旱的山野时,四处寻觅水源,最终在山上找到了水泉。这队牧人在即将离开这一水源远行时,考虑到自己的同族后队也将接踵而来,经过这里。为了减省他们的寻觅之劳,为了他们不再受干渴之苦,就在山下显眼的地方,做了一个记号:表示山上有泽,表示山上有泉。同族后队再经过这里时,便根据这样的记号找到水源。当时人们知识浅陋,认为既然凭借“记号”可以找到水源,卦象可以指示外物,就认为有神明在主宰,因此而生敬畏之心。在他们开拔远行时,也就戏为占问。如果得到了卦,就认为雷雨将至,不利于远行;如果得到了卦,就认为水草丰美,利于前往。
这是钱穆先生所推测的八卦的起源。《易》之一书,本于八卦。在钱穆先生看来,所谓八卦,不过是以符号形式表现的古代文字:是天,是地,是风,是山,是水,是火,是雷,是泽。两两相重,如表示山下有泉,表示泽中有火,这如同文字中有会意字一样。又可以引申推衍,如本为风,因为风动树摇,所以也用来表示树,这如同文字有假借一样。《易》的六十四卦,就是这样形成的。
被称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的《易》,又称《周易》。有人认为:“易”是筮书的通名,夏朝(或说伏羲时代)的《易》,以《艮》卦为六十四卦之首,艮为山,所以称“连山”,像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商朝(或说黄帝时代)的《易》,以《坤》卦为六十四卦之首,坤为地,万物以地致养,又无不回归地中,所以称“归藏”。而周朝的《易》,就是《周易》,所以“周”是朝代的名称。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周易》之“周”,是周遍、周备的意思,并不是朝代名称。汉代的郑玄最早提出这一说法:“《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唐朝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这样解说“周”字:“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在本师张舜徽先生看来,《汉书・艺文志》儒家中的《周政》《周法》,道家中的《周训》,小说家中的《周考》《臣寿周纪》《虞初周说》都是这个意思。
《周易》之“易”,更有多种意义。最通常的意义有三种,即简易、变易和不易。简易是说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是简朴而平易、简单而平凡的。变易是说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都处在发展、变化、更易之中,永无休止,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能够永久存在。不易则是说变化的只是表象,能变化出万象来的那个最根本性的东西是不变的。
“易”字“从日,下月”,是上“日”下“月”的象形。“易者,日月也”“日月之谓易”“乾坤其易之蕴”。在六十四卦的结构当中,乾像天,坤像地,其余诸卦,则像天地变化所产生的万物。《易》全书的内容,就在于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内人生与事物变化的大法则。一些人把“易”解说成是蜥蜴,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与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禹是爬虫一样,都是自损文化道统的恶意轻薄。
《易》分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由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几部分组成。全书六十四卦,分为两篇。上篇由《乾》到《离》共三十卦,下篇由《咸》到《未济》三十四卦。一般认为,上篇讲的是天道,下篇说的是人事,也有的说上篇“象阳”,下篇“法阴”。
六十四卦由乾、坤、离、坎、巽、震、艮、兑八卦演变而来。有解释说,“卦者,挂也”,所谓的卦,也就是挂起来或陈列、展示出来的现象,但这样的解释等于没有解释。相比之下,清朝学者张惠言的解释颇为新颖有识:“书地识爻谓之卦。”他的意思是说:在占筮的时候,每得到一爻,就把结果写在地上,便于记忆,这就是卦。所以,“卦”这个字,从土从卜,由两个“土”和一个“卜”组成。
学习《周易》,熟记八卦的卦形非常必要。为了便于记忆,古人编写了《八卦取象歌》:“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八卦的每个卦,都象征自然界的一个事物,如乾像天,坤像地,离像火,坎像水,巽像风,震像雷,艮像山,兑像泽。古人认为,八卦代表了世间万物的八种基本属性,虽然具体事物无穷无尽,但其性质可以抽象为八种。在世界上,宇宙间,“大的现象只有八个,没有九个,亦不能七个,只有八个卦,而且都是对立的。可是这八个现象,变化起来就大极了,是无穷的,不能穷尽的数字,变化当然也是无穷无尽的”(南怀瑾:《易经杂说》) 。由于八卦是六十四卦的基础,所以它被称为经卦。八卦自叠,则使用原名,如互叠相重,也就是所谓的“八卦相荡”,则另立名称,称为别卦。
六十四卦的排列,有着内在的严整逻辑,反映了世界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乾、坤为首,象征着世界万物开始于天地阴阳。乾坤之后为屯、蒙,屯、蒙象征着事物刚刚开始,处于蒙味时期。上经终于坎、离,坎为月,离为日,有光明之义,象征万事万物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下经以咸、恒为始,象征天地生成万物之后,出现人、家庭和社会。咸为交感之义,指男女交感,进行婚配;恒,恒久,指夫妇白头到老。社会形成以后,充满矛盾,一直到最后为既济、未济。既济指完成,意味着成功;未济表示事物发展无穷无尽,没有终止。可见《周易》作者,力图使六十四卦排列符合自然和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
阴阳是我国古代社会非常普遍的一个概念,尽管《周易》经文中,没有一字谈及阴阳,但《庄子》却说“《易》以道阴阳”,后人也强调“圣人本阴阳作《易》”。这是因为《周易》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阴”和“阳”两个符号。组成卦的符号叫“爻”,而爻只有两种:“”是阳爻,“”是阴爻。在每卦中,自下往上数,以初、二、三、四、五、上标明每一爻的位置;再以九、六标明该爻的性质,九为阳,六属阴。标明爻性和爻位的两个字结合,就构成了每一爻的题识或标题,称之为爻题。所以,爻题有两个作用,一是指明每一爻的阴阳属性,二是标示每一爻的位次。在六十四卦中,只有两个比较特殊的爻题,即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用六”。
八卦本来是三爻,称三爻卦,后来互叠相重的六十四卦,则是六爻卦。六爻的顺次,是从下往上数起,而不是通常的由上往下。所以如此,南怀瑾先生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道理,天下的事情发生变动,都是从下面开始变,换言之是从基层变起;第二个道理,《易经》的卦,原来只是三爻,后来变成六爻,名称上就有了分别:下面三爻的卦为内卦,上面三爻的卦为外卦,内外两卦连起来的。自下面开始画卦,亦说明了宇宙事物的变,是内在开始变……一切东西都是从内变开始,所以画卦是由下往上,由内而外。”(《易经杂说》第31页)
总之,《易经》由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几部分内容组成。我们这里以《屯》卦为例说明,“”是卦画;“屯”是卦名,是对卦画简要的说明,是这个卦的标题。“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是卦辞,是对一卦六爻总的说明。从下往上,爻题分别是初九、六二、六三、、九五、上六,其中上六的爻辞是:“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打个比方,六十四卦如同一部书的六十四章,卦画如同每章的序号,卦辞如同每章的题目或主旨;每卦六爻如同六个小节,爻题如同每节的序号,爻辞如同每节的内容。
卦辞和爻辞是《易经》的基本内容,其中有用过去的故事指示休咎的记事之辞,有采用一种事物用作人事象征的取象之辞,有直接叙述人们行事的说事之辞,也有关休咎断语的占断之辞。由于卦辞和爻辞的主旨都在指示吉凶,所以从性质上来讲,《易经》是一部卜筮书。“古人迷信,遇事狐疑,总喜欢向神请示。殷人用龟卜,周人用占筮。龟卜记录下来就是现存甲骨文的卜辞,占筮记录下来就是筮辞”(李镜池:《周易通义》前言)。掌管卜筮的人,在每次卜筮之后,将卜筮的事情和结果记录下来,等到一定时期,再将积累的筮辞加以整理,并将其中应验的筛选出来,作为以后卜筮的依据。经过无数次的筛选、编排和文字加工,这样便形成了《易经》。
《易传》又称《易大传》,是对《易经》最古老的注解,它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分为十篇,一般称之为“十翼”。意思是说这十篇文字是经文的辅翼,经有传,就如同鸟有翼一样。从西汉的费直(一说东汉的郑玄)以来,《易传》即附经文以行,成为《周易》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说《周易》,既包括了《易经》,也囊括了《易传》。
在六十四卦卦辞和爻辞的后面,有《彖传》和《象传》,各分上下篇,合为四篇。这四篇是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及卦辞的。彖者,断也,《彖传》是用来推断一卦一爻意义的。万物都有它的形象,设卦是为了摹写万物之象,所以用《象传》来解释它。从逻辑上说,《象传》应该在《彖传》之前,但因为《彖传》详尽,《象传》简略,所以《象》在《彖》后。
《乾》《坤》二卦,是八卦的枢纽,六十四卦的门户,《易经》的基础,在全书中最为重要,又义理玄奥,所以有必要专门详加解释,这两卦后面的《文言》,就是专门解释这两卦的卦辞及爻辞的。《彖传》《象传》和《文言》原本是和经分离、独立成篇的,后人因其与经文关系密切,直接关系对经文的解释,所以附在相关的经文之下。因为经分为上下篇,因此《彖传》《象传》也就相应分为上下篇。《文言》只存在于《乾》《坤》二卦之中,这两卦都在上篇,也就没有必要再分上下了。
《系辞》通论《易经》,内容庞杂,篇幅较长,所以也分为上下篇。《说卦》主要说明八经卦所象的事物,《序卦》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杂卦》不按顺序、错杂解释各卦的卦义。这四种各自独立,附在经文之后。
《周易》经传的作者,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具体地说,就是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易传》。
伏羲画卦说,见《系辞传》下。上古时代,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形,通过察看鸟兽的行迹和各种植物的形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作了八卦,用以会通神妙明显的德性,用来分类区别天地万物的情状。历史上有没有伏羲这个人还成问题,画八卦之说,只能说明八卦的来源极其古老悠远。
《系辞传》没有直截说文王演《易》,只是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十分审慎地根据本经的内容和文辞,推测《易经》成书于商周之际,而没有具体指明是何人。最早说文王演《易》的是司马迁,他曾在多处说“西伯拘里,演《周易》”。从此之后,这一说法在学术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早在唐代,孔颖达就指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卦辞是文王作,而爻辞是周公作,刘歆、马融、陆绩等著名学者,都倾向于让更多的“圣贤”分担《易经》的著作。更有甚者,有些学者认为孔子不但作《易传》,而且卦、爻辞也出自其手。如皮锡瑞的《经学通论》中,就有《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和《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这样的篇章。廖平也认为卦爻中有春秋时的辞句,是经孔子增修而成的,所谓“《易》出于商人,经由孔修”。
《易传》出自孔子,几乎是过去两千年的定案。司马迁最早主张此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此说并无疑义。
最先对孔子作《易传》提出异义的,是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他在《易童子问》中明确指出,《系辞》之外,“《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他看来,圣如孔子,不可能写出那些繁衍丛杂、脞而乖戾的文字。五四以来,否认《易传》为孔子所作一度成为主流,大都认为《易传》出于孔子之后。
现代很多学者依然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易传》出自孔子。如金景芳就持此说,并提出了两个新的论据:其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而杨是孔子的九传弟子,司马迁习闻父论,所以对孔子传《易》言之凿凿。其二,孔子曾到宋国,得《坤乾》(商朝的一种《易》,《坤》卦在《乾》卦之前),并用其义以观殷道。除此之外,出土文献也进一步印证着孔子和《易传》的关系。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经传。在六种帛书的《易传》种,有一篇为《要》,其中有孔子这样的说法:“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与《孟子》所载孔子作《春秋》,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口吻完全一致。
孔子晚年好《易》,《易传》即便不是其亲手撰著,也应该是弟子所记,与《论语》成书时代和方式一致。其中的“子曰”,与《论语》中的“子曰”并无二致。战国以前,学在官府,私门无著述,官府所藏,多属集体创作,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晚周百家诸子,大都不曾自己著书,往往是由身后弟子及仰慕者裒辑其言论行事以成一书,这是古代的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