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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在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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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架上插着一本600页的厚书,是长篇小说《三舍本传》;案头有一本也是600页的厚书,是文学理论集《艺术・人・真诚》。得到这两部大书,应该讲点缘法和雅趣。而我抚着它们,就立刻找回半年前那难得的欢乐。

深圳西丽湖是个初具规模的旅游区。中华文学基金会在这里设了个休养所,分批安排中国作协会员前来度假。我有幸获得一个机会,半个月中,观览了这个特区的“特”处。这对初来的人自然具有吸引力;而我之得趣更在游乐之外。

这批安排了24人,正好三桌之数。入所第一餐,我与陈登科同桌邻座。他来得早,已开始展示他那闲适的风貌。他抓着一只大约盛着三两酒的玻璃杯,随饮随侃,海阔天空。我与他在1982年有过一次晤会,提起往事,格外亲切。他把杯子递给我,说:“老垒(李),干杯!”豪爽洒脱之气不减当年。

陈登科的豪饮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闹起酒来大有“拚命三郎”气概,动辄“干杯”。此时的所谓“干”不过是“意思意思”,并非要动真格。我的量虽然有限,却也是个喜欢“弄一点”的好酒之徒。有他开例在先,我也放肆起来,到小卖部买了几瓶酒,每餐带上2两,和他对饮对侃。潇洒一回。大概人都有个“趋熟性”,第一次坐定,此后十之八九还要奔这个地方,座次就此形成。

第三天下午,我去餐厅稍早一些,正坐等人齐,忽然一阵橐橐皮鞋声,一男一女径奔我桌而来,老先生随即在我旁边坐下,“占”了陈登科的位子。请问大名,原来是上海钱谷融教授夫妇,他边揩汗边说:“挨宰了。从飞机场打的到这里,竟然要我一百五。”话刚落音,陈登科抓着杯子来到,一看桌上已经满员,便笑呵呵转到另外一桌。座席最后确定,再无改变。

一条道上的朋友。很容易熟悉。从此,我称陈登科为“登老”,钱谷融为“谷老”。因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也从此,谷老极可能受到我的影响,每餐也带酒来,浅浅一杯底。他说:“我平素也喜欢喝一点,为的是休息,也可以多吃点菜,多说点话。”论年龄,我排行第三。文人不拘形迹。三个老头儿频频喝酒,并无人称怪。而登老一人独酌,未免寂寞。常常踱过来,举杯向我:“老垒,干杯!”

这二老都是四十年代初就开笔的文学界耆宿。都是中国作协理事。大同之中也有大异。谷老是文学院毕业的理论家,长期在大学执教;登老是“社会大学”出身,中国文讲所首期学员,小说作家,长期主持省作协工作。谷老身着三件头西装,斜戴法兰西扁帽,十分修整。一派精干的教授风范;登老则是着一件肥大的休闲衫,趿一双松松的懒汉鞋,大似闲云野鹤。谷老每天都修得面儿光光,精神抖擞;登老则蓄着一部其长及胸的大胡子,南极仙翁般超凡脱俗。

我不知道他俩过去有无交往,想来未必。大学、作协毕竟隔了个行。现在机遇把他们扯到了一起。那天,登老踱过来,举杯向谷老致意。杯子叮的一响,两位都笑得脸上开了花。过了两天,登老又踅过来,正要和我“干杯”,谷老已站起来:“陈老,今天该我敬你了。”登老忙说:“不,钱老,还是我敬你。”互相一敬。便序起齿来。登老说出生于1919年农历3月,谷老马上说:“你长我8个月,是老大哥。”

一天正逢节日,晚上加菜备酒,大家兴致都很高。登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逐桌逐人碰杯。“碰”到谷老处,两人互相问起“贵处”。登老说;“我是苏北涟水人,在安徽干了45年。”谷老乐了:“巧啦,我原籍苏南武进,在上海干了45年。”

这一叙,真叙出了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巧合。两位都是一直在外地工作的江苏人,而我这个太行山人却在异乡江苏干了45年。如今在岭南西丽相会,又是全所仅有的餐餐饮酒的三个人。岂非天缘凑巧?我借着酒意,口发狂言,说如有可能,定要写一篇“二老三碰杯”以志盛,全场鼓掌赞成。

当然这都是闲话闲笔。文人相聚。“论道”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论得很投契,感情日深。那天晚饭后我在园中散步回来,陈登科先生已在门口廊下等着,随即把一本厚书双手递给我,我连忙恭谨接过。这就是他新近全部杀青的百万字长篇的第一卷:《三舍本传》,扉页已经题字:克因兄,敬请教正。

钱谷融先生则是以1957年初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名于世,为此他受过长期的严酷批判。嗣后他一直不改初衷,以严肃、科学的治学态度,继续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而经受了时间检验。此论已广为人们接受。文学不以人为考察、研究对象,能算什么文学呢?他说,自己写的东西其实不算多,已编了个自选集,交给出版社。他提到这些,只是“轻描淡写”,若无其事。不意4个月后,这部50万字、集其大半生理论研究精粹的《艺术・人・真诚》的大书,竟翩然飞到我的案头,扉页上用刚劲的笔触写着:克因大兄正。

我非常惭愧。倒不完全因为受到他们大大过份的尊重;更由于我到西丽湖去只是为了“潇洒走一回”,而他们却是在这个富于情趣的环境中,享受生活赐予的同时。还在以严肃的态度思考和著述,为社会做着贡献。我分明记得,在他们的居室里,桌上都展放着书籍和稿纸。真是老而弥壮!

情趣本来寄寓着真诚;他们更在真诚中充分展示着对生活的情趣。仅从这一点来说,就足获我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