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民监督治明胶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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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4月9日某电视主播微博预警，倒下第一枚多米诺骨牌，“工业明胶”所引发的恐慌就不断蔓延：从最初的药物胶囊，再到酸奶、果冻、糖果、雪糕、冰激凌、啤酒饮料、火腿肠、保健品、小笼包等纷纷倒下。而在被缴获的企图销毁的账本上，人们更是看到肇事厂家除了工业明胶，其生产的食用明胶、水解蛋白和阿胶早已源源不断流入社会。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作为明胶行业骨干企业的青海明胶，部分原料来自废品收购站、且生产过程污染严重，所产药用胶囊质量堪忧。

由于明胶用途甚广，可以说，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民众正在目睹被毒素浸渍的生活不断沦陷。保护社会、保卫生活自然又一次成为人们内心焦虑与痛苦交织的声响。

不过，鉴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屡屡出现重大问题，在照例的专家安抚民意，不分青红皂白运动式纠偏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究竟少了哪味药，使得同样病症反复发作，直到最后彻底绝望、麻木？

在接受访谈时，有官员抱怨面对层出不穷的造假，政府监管与执法机构力量薄弱，引起阵阵质疑声。不过，除去机构官僚化效率低下等因素，我们认为，当下更需追问，在一次次安全事故、危机发生后，在呼吁加强监管的声音不断伴随下，在有关部门的监管执法力度和能力不断加强之后，制假制毒者为何依然还在奔跑？

事实上，监管困境并不仅在中国存在，哪怕是一些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面对市场不正义行为花样翻新、变幻无穷，单纯依靠政府机构事前监管恐怕将永远不到位、不给力。就如同计划模型不能穷尽市场行为一样，要解决食品药品安全危机，除了政府有形之手，更在于赋予市场和社会自我修正、自我治理的能力。

在我们看来，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乱象难改观与社会组织缺乏公益诉讼权，企业不面对社会只需面对政府和原子化消费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便没有腐败效率低下，政府部门监管也存在天然的边界，而如果缺乏社会组织对行业的自律，并依法对企业直接制约，企业违法被纠正的几率非常有限。

由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和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散见于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刑法等多部法律中,消费者索赔本身就存在难度，而目前法律允许的个人索赔由于实力不对等，程序不通畅，基本上很容易被企业运用应对危机的机制对消费群各个击破、“定点清除”重徐。这些都使得企业违法成本不高，在监管力度有限的情况下，有很大的灰色空间为所欲为。

如果说今天应对食品药品安全的药方里缺了一味药，那这味药就是“公益诉讼”。因为只有法治武器交给社会，真正有可能纠市场之偏，广大消费者才能真正保卫自己。只有在广大消费者拥有保卫自己能力的社会，一个全民监督的社会，民众才会真正拥有安全的生活。虽然就公益诉讼主体等问题还存有争议，但是无论如何，在行政管理手段能力都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公益诉讼值得期待。因为公益诉讼的实质是监管社会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监管社会化，用社会监管市场，才能为根治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找到路径。

事实上，用社会监管市场，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历种种问题之后摸索到的路径。如被称做美国现代环境公益诉讼的奠基之作的StormKing工程诉讼案，各种公益组织用了15年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到80年代）阻止了ConsolidatedEdison电力公司在哈德逊高地的StormKing山上建造一座泵式储蓄水电站，并促成了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成立，确立了通过诉讼保护美学和其他非经济利益司法审判标准、开创了律师和非政府组织利用诉讼来推动环境保护新时代。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0年审结的“地球之友”诉莱德洛公司案，承认了“对环境污染后果的合理担心”可构成事实损害，拓宽了美国公民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针对毒明胶事件，已经有媒体人联合相关领域律师展开公益诉讼，这是一种可贵尝试，而如何在法律层面明确公益诉讼权，能否建设真正的法治环境，则是尝试成功的保证。总之，要彻底治理食品药品乱相，是时候多加味全民监督、公益诉讼之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