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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元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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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口袋里只有83元钱,你会做什么?为自己添件新衣过年――可能办不到,几张红色大票才能让你鼓足勇气走进商场;请朋友吃餐饭――坐在大排档或者快餐店里还行。但一位名叫张小砚的女子,带着83元钱从拉萨独自回到成都,穿越近3000公里路程。

“被迫”游走川藏

张小砚本来在成都的一家贸易公司工作,2009年7月,穿了双人字拖的张小砚计划去汶川看看受灾的孩子们,预计3天就回。谁知到汶川后,大桥被飞石砸断,返程的路断了。于是,她和一起去的志愿者阿亮凑钱买了辆摩托车,一路摔了几十跤,就这样随性行走,翻山越岭,终于在8月份到了拉萨。

在拉萨,弹尽粮绝的张小砚与阿亮卖了摩托车,阿亮独自回了上海,而她则留在。身无分文之后,她开始往回走。没钱怎么回家呢?这可难不倒张小砚。在大昭寺门前,张小砚看到一个旅游团,她上前跟游客们攀谈,大家对她的故事都啧啧称奇。她随即从导游那里借来喇叭,站在广场上吆喝,把自己来到的经历和盘托出,并展示了数码相机里摔跤遇险的照片。大家被她的经历震住了,纷纷解囊相助,她数了数,一共114.8元。拿着这些钱,张小砚踏上回家的路。

搭顺风车成了家常便饭,但特立独行的张小砚也有自己的原则:喜欢一节一节地搭,而不是搭直通车。走在鲁朗的时候,饥饿不已、只想吃块肉的她在绝望之时一挥手,竟然拦下了公路局李局长的车。听了她的故事,这位管公路的“老大”让属下直接把她拉回成都。而吃上肉的张小砚显得有些“不知好歹”,“我想知道我究竟能走多远。在城市里,我们依赖物质,依赖金钱,淹没了自己,对钱的依赖甚至超过自己本身,丝毫没有安全感。我想知道,在没有钱的时候,我还能有什么可以去面对这个世界。”她婉拒了李局长的好意,继续倔犟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路这么长,总不能老这么幸运地遇上高级公务员吧?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得靠实力吃饭,有一技傍身的张小砚有这个本事。

她小时候喜欢打台球,而且还打得很好。与一个藏人打赌,张小砚赢下一大包零食,里面有饮料、饼干,竟然还有一支护手霜。正要走,张小砚刚认识的朋友巴桑不干了――他也要和张小砚赌上一局,如果张小砚赢了,她能得到巴桑家里最好最快的马。如果输了呢?一无所有又头脑发热的张小砚以自己的终身做筹码:“从此留在这草原,跟你放马牧羊。”

话一出口,张小砚有些慌,她没见过巴桑打球,这么贸然赌上自己,实在是没把握。而她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候出了差错――出杆过猛,白球飞了出去。情急之下,张小砚流下了眼泪,巴桑却笑着放下了手中的球杆。临别时候,两人击掌为盟,发誓此生无论在哪里再相见,都是好兄弟。

一路上的爱恨江湖

这一路,并不是只遇到好人,张小砚还遇到过坏人和爱人。

那天,张小砚独自坐在八宿白马镇的歌舞厅里喝酒,一个喝高了的本地人提着酒瓶走到张小砚身边,不管她接不接受,先把她的杯子倒满,张小砚干了一杯,那人又倒,张小砚拒绝。那人强势将杯子推到张小砚唇边。张小砚连杯子带酒一把砸在来人身上,那人的“表情一瞬间石化,反手就要抽刀”,张小砚扯把椅子一挡,转身就逃。跑出很远后,看身后没有人追上来,才松了一口气。

在雅江,张小砚爱上了藏人泽让索朗。泽让索朗为张小砚起了个藏族名字:格桑美朵。他深情地对张小砚说:“格桑是我们草原上的花,美朵就是花朵的意思。格桑的汉语,是好时光的意思。格桑是开在我心里的花,永远是好的时光。”

感性的张小砚一度想就这样留在草原,但最终理智占了上风。如今回忆起那段柔软的日子,她依然坚持当初的决定:“爱情是有缘相遇,如同花开。看到花之后守望结果,那是婚姻。前者简单纯粹,后者需要经营培植,是更高难度的动作。”

行动就是生命

张小砚终于回到了成都,口袋里讨来的114元钱还剩31元。回到家,张小砚记录下了这71天的“西游记”,并将文字放到天涯论坛上。彪悍的旅行经历和嬉笑怒骂的文字让这个帖子迅速成为焦点,《小砚MM83块钱走川藏》红极一时,瞬间赢得粉丝千万。

现在的张小砚,在江西农村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干扰,她每天的生活会比较规律:早晨4时,天未亮就起床写作;7时,吃早餐;8时,下地干农活;中午吃饭,下午看书,闲时去田间地头收集江南当地原生态民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看日出日落,看蚂蚁搬家,观察蚂蚁社会的生活和爱情,晚上8时熄灯睡觉。

张小砚想盖一间一层半的砖瓦房,所以正在读建筑类和种植类的书,“房子由我设计,我参与建设。理想的房子是盖在河边,下面有酒窖,一根管子直通地面,想喝的时候一接就有;阁楼上面放粮食,下面住人。院子里种荷花、桃花,最好是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

选择当“农民”是为了逃避城市的约束和要求吗?张小砚摇摇头:“生活是我自己的。我有权选择我认为舒服的生活方式,跟逃避没有任何关系。当我不喜欢城市的时候,就收拾收拾去乡间生活。”打算一直当“农民”吗?张小砚仍是摇头:“这个过程没有时间期限,只要我想,随时都可以开始,如果和我想象的生活不一样,我希望我能有勇气,重新起程。”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