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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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城乡、行业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主要源于我国的城乡刚性二元结构、分配制度供给约束、垄断与权力经济的介入以及社会结构分化。要遏制收入差距过大，必须保障城乡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优先增长，加快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健全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推进政府与社会转型。

关键词：市场经济；居民收入差距；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结构；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008-04

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由此造成的“收入鸿沟”，不仅妨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已经明显超越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近年来，政府在减缓、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如实行新的地区发展战略以缩小区域差距；免除农业税，加大支农力度、增加义务教育支出，实行集中连片式扶贫等，以加快农村发展，缩小城乡收入鸿沟；调整税收政策以抑制群体、行业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等等。然而，上述政策的实施并未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前总理指出：“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1]当前，只有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努力实现收入转型，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任何经济改革都会牵扯到游戏规则的改变，从而影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我国的经济改革也不例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社会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收入差距、群体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日益严重。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集中体现在：

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这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城乡间收入差距过大，即城市居民收入普遍、显著高于农村居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城乡收入比一度呈收敛状态。2000年以后，我国进入城市蔓延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城市部门人口迅速增加。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拉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3：1，2012年下降至3.11：1，但仍然高于2：1的国际标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差距逐年拉大。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差距由1978年的37.6元增加到2012年的24556元；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平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的差距更大，由1978年的247.4元增加到2012年的3043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由1978年的209元增加到2012年的16737元。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下，农村与城市在产业效率上的差异导致城乡差距迅速拉大。教育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研究》课题组3次全国居民收入抽样问卷调查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城镇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有将近一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城市内部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现象也很突出。1978年，我国城市基尼系数为0.16，农村基尼系数为0.2124，到2006年，城乡内部基尼系数分别上升到0.475和0.512。[2]据民政部门统计，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是2334万；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救助覆盖率一般在10%左右，我国的城市贫困救助率按6%—8%计算的话，中国城市贫困居民的规模约为3600万-4800万人。[3]近年来，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且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超过城镇内部。2011年，农村居民农村纯收入基尼系数为0.3897，比2010年略微扩大，按照收入五等分，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比高收入低12.5个百分点，收入比值从2010年的1：7.5扩大到1：8.4。[4]

2.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可以在制度真空中运行，非市场的制度安排不可能完全被剥离出去。在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拥有天生的优越性，垄断性经营不仅带来国有企业运作的低效率，更造成了行业间、行业内部收入分配的非均等化和收入差距的畸形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的收入分配差距，从1978年的1.4倍扩大到2011年的15倍，远高于美国的6倍。[5]天则经济研究所对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跟踪比较显示：2008年，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分别比私营企业高63%，比非国有企业高36%，其中，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5万元。在行业内部，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5年内年薪平均值上涨了37.7万元，而员工工资涨幅不大，10年内只上涨了3万元。[6]2010年，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时仅为1.18倍。[7]

3.群体收入差距过大。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进入完善阶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在于其配置资源的手段不同，市场是一个集体学习的机制，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市场主体提供了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和开创新的平台的机会。渐进式改革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往往使决策者未能及时通过制度校正对市场主体行为纠错和惩罚，公共市场的严重缺失削弱了市场纪律，不仅带来了资源错配和低效，而且使部分家庭、个人在追求效率优先下，利用获得的优势资源快速积累财富，成为社会的富裕群体。这些群体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家、腐败的政府官员、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房地产商、矿业主和部分学者六大群体。媒体的报道显示，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8]收入差距的逐年累积，导致社会财富分布的差距加大。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报告显示，中国的百万美元家庭全球第3多，达到140万户，与2010年相比，激增了19.3万户。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富裕群体将达到2.8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20%。他们的消费将增至原来的5倍，达到3.1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消费总额的35%左右，全球消费总额的5%以上。[9]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成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差别所产生的收入差距会产生正向激励，但收入差距扩大却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现。在我国，非市场因素是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1.城乡刚性二元结构。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采取了二元制改革的方式，一条道路由中央政府指引，另一条道路则由民间和地方力量驱动。改革的二元论使政府在由其主导的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受挫后，积极调整对来自民间的改革要求的态度，以使改革得以继续推进，但从根本上讲，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刚性二元结构”没有彻底打破，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平等仍将继续存在。建国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城乡差距逐渐拉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加速，而农村体制变革的边际收益却不断下降，农村发展在各级政府注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被边缘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并有一定程度的强化倾向。1994年，我国推行分税制改革，政治晋升激励下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城市发展偏向。据统计，农业及其相关税收在1994年的增长率高达84.1%，占总税收的比重为4.5%，与1993年的3%相比增加了1.5个百分点。[10]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根本因素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衍生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城乡居民在先进生产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获得、利用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城乡二元的文化结构，则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居民创造收入所需的市场经营理念和文化素质的养成，从而引致了城乡居民在市场竞争能力上的差异，并最终转化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

2.分配制度供给的约束。西方学者最早将制度作为收入分配平等性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认为制度质量与收入分配平等性相关。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国家里，遏制腐败、增加税收、约束官僚行为等提高制度质量的政策，会提高经济利益集团的初始交易成本，有助于降低社会整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政治社会风险。然而，转型国家的制度供给往往处于不稳定状态，在转轨过程中，极易产生制度漏洞和落实过程中的走样变形，使结果背离了制度供给的初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内容和原则进行过六次大的调整，每一次调整是前一时期经济利益格局变化和矛盾积累后的政策反应，制度供给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此同时，每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都是对原来的收入分配的原则和内容进行粗线条的修改，具体分配政策上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执行主体常常有较大的操作空间，降低了制度供给的效率。近年来，分配制度供给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收入差距扩大，使收入分配的矛盾加剧。

3.垄断性经营与权力资本泛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权力资本介入经济利益分配的现象开始扩大，日渐阻碍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指出，垄断和腐败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两大主因。由于我国现有的资源产权制度缺失和资源价格不完全，民营资本与垄断资本在市场地位上不对等，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手中的垄断性资源可以获得高额回报；垄断行业和部门还可以对权力部门进行游说，以使决策层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近年来，公众对垄断性行业进行改革的呼声得不到实质性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垄断的强大力量。权力资本泛市场化是群体性收入差距过大的主因。政府行为的边界是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失去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在我国现行的分权体制下，各级官员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权力资本，且容易将权力变现，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设租、寻租以获取大量灰色收入。从近年查处的多起腐败案看，官员手中掌握相当多的不动产，这些资产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合法所得。

4.社会结构分化。美国学者维克多·尼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必然引起社会分层体系的规律性变化，即市场转型将从根本上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而转向以市场作为社会分层的机制。[11]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政治系统通过其特有的行政控制方式导致政治系统替代或制约了其他系统的运行，出现了以社会结构的单一化、同构化为基础的泛政治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分离，利益上的等级性结构差距也开始显现、加剧。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一致，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经历了一个由农村向城市、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推进过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使农民群体发生差距。随着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体制内的工人和干部也开始出现了身份、地位和职业等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最终外化为收入差距。

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治理路径

当下我国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客观存在，使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显性化，引起了占据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对少数高收入人群的“仇视”，并正在削弱“改革共识”。治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俨然成为一项严峻而紧迫的任务。为此，应千方百计确保城乡低收入人群收入优先增长，加快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推进政府与社会转型。

1.实现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优先、较快增长。相关研究表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可能限制教育的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收入转型对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起到关键作用。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历史经验表明，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造成经济停滞不前。党的十报告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只有保证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优先、较快增长，才能确保全体居民收入增长目标的实现。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提升至52.6%，应抓住城镇化加速的重要机遇期，加大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加大对城市贫困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就业指导和岗位供给，保障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优先、较快增长；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增收能力，提高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抑制和减缓城乡收入的过大差距。

2.加快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50%以上是不合理的，[12]垄断行为的低效率和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形成的“内部人控制”，使要素在垄断行业体系内自我封闭配置、资源在垄断行业内部自我循环。垄断性经营制度是垄断性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巨大的根本原因。据统计，中国垄断行业民营资本的投入微乎其微，一般的行业不过是10%多一点，最少的只有0.6%，以至于和竞争部门形成了相当大的差异。电信、电力以及金融与普通制造业的收入差距竟然有2倍、3倍、4倍之多。[13]遏制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的分离，促进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和公平竞争，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优化对垄断行业的业务监管，在保持政府“优势控股”的前提下，促进产权主体多元化；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性收入、福利水平进行动态监管和规范，削减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巨大差距。

3.健全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相对公平分配和有效调节的重要手段。当前，应从行业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资本所得税的调节等方面去着力推进。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税收是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累进的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为显著。遵循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要以促进居民收入普遍增长为目标，调整税收制度，建立包括遗产税制度、资本增值税、房地产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体制，综合考量居民收入增长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分类计征，合理税负，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其次，建立行业之间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如果行业之间有资源流动和充分的竞争，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就会得到抑制。因此，应着力促进行业开放和企业平等竞争，建立主要通过财政手段调节行业间收入的分配机制，通过收入转移支付适当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弱势行业的收入水平。再次，加强对资本所得的调节。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资本所提过高，不能得到合理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矛盾。至2012年底，我国农民工人数超过2.5亿人。在农民工从“生存性权益”向“发展性权益”诉求转化的过程中，劳方谈判力量羸弱，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导致群体收入加速差距。因此，要适时开征资本增值税，弱化资本市场创富致贫的经济效应。

4.推进政府转型与社会转型。在法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由“全能型政府”、“经济管理型政府”向“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致力于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改革的关键是要对政府职能进行定位，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转型”，处理好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政府不仅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与民争利，而且要完善社会保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由“经济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政府转型的同时，应加快推进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果，社会结构分化必然带来利益的差距。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仅意味着体制的转型，即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时，它还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形态的变迁。社会转型的关键是社会经济结构转换中的机制转轨和利益调整。目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协调利益难度加大。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我国的社会结构实现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整体型社会”向“多样化社会”的转型；要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成功实现“收入转型”。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也是促进“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利益格局，创造基本公平的生存、竞争和发展机会。只有通过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消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利益冲突，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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