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及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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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创新的成功取决于新知识的产生及其在产业内的扩散，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过程。从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和创新可行性两个方面来分析，可以发现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在科学、技术与市场之间建立有效的知识转移渠道；二是外部环境对创新主体产生激励与压力。应用以上观点可以解释中国技术创新滞后的原因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1672－2426(2011)07－0043－04
一、引言
当代经济学家普遍关注创新，因为它是经济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及企业和民族、国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性因素。虽然目前中国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但在发展中面临着技术进步慢、水平低，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等顽症，尤其是自主技术创新滞后导致的核心技术缺乏更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长期徘徊于产业链低端。盈利能力很弱。根据王玺等人的研究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驱动的，技术进步尤其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一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普遍偏低。而且目前中国乃至亚洲的技术进步速度正在放缓，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而以自主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持续的技术进步正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学界对中国技术创新滞后原因的研究，最初归结于创新意识薄弱，国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科技人员和研发资金不足。然而近20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对技术研发逐年增加投入，研发资金占GDP的比重已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科技人员总量目前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并未对技术进步产生显著影响。于是有学者从微观企业层面对技术创新路径进行研究，认为企业层面的技术能力积累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过引进、消化与吸收阶段，逐步积累技术能力，然后进入自主创新阶段，而面对创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合作创新是企业提高技术能力的重要策略，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缓慢以及合作创新成功的缺乏并未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国家创新体系的有关文献从更广泛和深刻的角度看待技术创新，认为知识创造是全球竞争的关键性因素，但知识创造并非是个人或单个企业的事情，而是一种集体性的交互学习过程，政府的作用就是构建学习与知识创造的制度演化框架。“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国家创新体系逐步形成的前提条件，社会文化的传承和演变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创新体系理论对于“出口导向”战略引领的技术进步出现停滞时的应对措施没有进一步的跟进研究。之后的研究则关注某些特定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余典范和于春晖认为政府对技术的选择有“跃进”的冲动，其制度安排诱使技术选择与技术基础及人力资源禀赋不匹配。阻碍了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时政府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不利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丁重和张耀辉的研究证明政府对垄断厂商在制度与政策上倾斜会削弱非垄断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使垄断厂商成为创新主导者的概率增大，内生性技术创新出现的频率会大大降低。
本文从技术创新的本质及其知识特性出发，分析从微观到宏观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试图揭示技术创新的规律，并以此解释我国技术创新滞后的原因，并探讨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的组织与制度体系变革的政策措施。
二、技术创新的本质及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企业行为，与发明是有区别的，当知识被第一次运用并导致一种新产品或生产过程问世时，创新阶段就产生了。所以创新过程必然伴随着新知识的产生，或者说创新的本质是知识的生产。而对一个产业的生产效率来说，创新的扩散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Rosenberg的观点，正在扩散中的产品或工艺本身服从扩散过程中的进一步变化，因为在对创新成果的模仿的过程中，会改善产品的质量并降低成本，模仿本身有创新的成分。可以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在追逐创新利润的动力和应对生存压力的驱动下新知识的产生、利用和传播的社会过程。
技术创新成功首先要解决创新激励的问题。创新涉及企业家职能，企业家为了获得创新所能带来的垄断利润，把握住原始的发明，筹集资本、组织人力并第一次将它付诸实施。如果国家的制度体系不能让企业家获得足够的创新利润，或者由于缺乏对垄断的规制使企业缺乏创新压力，那么创新将很难发生。因此，为了增加企业的创新意愿，一方面要使创新主体具有创新动力，这需要有效运行的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来保证创新利润，以及社会文化对企业家职业道德和精神的提倡；另一方面要使创新主体感到创新压力。这需要政府产业政策对技术变迁轨迹的正确引导，如对粗放型生产技术的规制和对节能环保技术的倡导，还需要保持产业组织内部的有效竞争格局。
技术创新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创新意愿，也取决于企业进行创新时面临的技术机会与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与技术能力。弗里曼与苏特认为，创新受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相互联系的影响，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不断涌现出新的发现和揭示出新的技术可能性，而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内部研发队伍的企业可以把这种技术可能性转化为竞争优势，前提是这个企业还必须能关注自己顾客的需求，认识新观念的潜在市场，并且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可见创新是一个结合的过程，涉及到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的合作。创新的产生依赖于创新者对于创新成果的潜在使用者的了解和事先对缺陷的改进，也就是说需要获取用户的知识和建立信息的通道，同时需要把用户的信息准确地传达给发明者或者说是设计者，并使设计者能与生产环节的工程师或技术工人密切合作，改进工艺，达成产品的质量要求并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要求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信息传递的渠道。而创新的传播则需要在产业内企业间实现知识的有效传递。以上涉及企业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知识转移，知识转移一般是指知识势能高的主体向知识势能低的主体转移知识的过程。知识转移的主要特征是目的性、增值性。转移过程伴随着知识使用价值的相应回报，知识转移完成后要达到知识供需双方彼此双赢的目的。知识通过转移产生增值、裂变、聚合后，进而形成新的知识。知识转移还包括知识的交流、共享与碰撞。创新的产生和传播都需要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因此知识转移渠道的建立对创新的产生和传播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综上所述，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可以归结为二：一是在科学、技术与
市场之间，或者说是创新相关的各个方面有效地交流和沟通知识的能力，也是在企业内部和组织之间建立知识转移的渠道的组织能力；二是一个对创新产生激励的制度环境，主要指激发创新的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鼓励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和维持企业创新压力的产业组织结构。
三、企业内部和组织间知识转移渠道的建立及其治理机制
知识转移渠道的建立是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两个层面进行的。对企业内部来说，一般通过企业惯例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来保证个人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合作、强化社会性知识的集体学习以形成企业独特的知识与能力；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则需要通过组织间频繁的互动来发展理解与信任，逐步建立组织间知识转移渠道，并发现有效治理机制来维持它。
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在其已有的知识基础上进行的，构成企业核心能力的知识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科学知识(公共知识)、产业独有的知识和企业独有的知识，对于科学知识和产业独有的知识来说，基本上属于陈述性知识，易于以编码化了的作为运转程序标准的蓝图之类的文献形式进行转移，而企业独有的知识则基本上属于社会性知识或者说是过程知识，难以言明，因此需要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的环境和基于身体之间互动的学习，需要在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习。企业的知识是以组织成员个体为基础的，不能脱离企业之中的个人，而个人知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形式的。个人知识能否变成组织知识取决于个人知识能否为组织的其他成员共享，或者能否通过对组织其他成员或组织程序的影响而对组织目标作出贡献。组织对于知识创造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知识交流和共享的平台，为知识的产生提供“实践的社区”，因此有必要培养员工之间尤其是研发人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使有效的知识转移得以发生，因为信任是知识转移的基础。组织还需要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建立反馈的回路，这样才便于在学习过程中的改进和提高。以上作用的形成依赖于能促进组织学习的企业惯例和制度化的管理体制的建立。例如，日本的日立公司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市场一技术一生产”的科研生产体制，通过“销售卡制度”、密切研究所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实现用户、营业部门、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的知识沟通，这种体制(企业惯例)帮助日立公司在二战之后不断获得技术创新的成功，使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成长为日本三大电器公司之一。在日本很多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和汽车工业)，工程师与经营者习惯于把“工厂当作实验室”，研究开发部门的工作与生产工程师的工作有密切联系，意见来自生产现场，这大大加快了日本企业技术改进的时间。
企业之间沟通渠道的建立一般需要特殊关系的投资，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通过相互作用的学习来产生有效的通讯代码。一般企业会选择一些供应者或者与特定用户建立较为长期的往来关系，为了保证资产的专用性，企业有时会选择通过投资，为这种长期协作关系提供控制机制，这种协作关系一般是在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要长期维持也要靠相互间的信任。可以这样认为企业间知识转移渠道的治理机制一般以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为主，因为正式的控制机制――详细的、法定的合同、监控的程序以及可信的诉讼威胁往往会对创新成功产生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有的时候，使用正式的控制机制不仅困难而且成本很高(尤其是对小企业来说)，正式的治理机制对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而且会阻碍而不是支持通过试错进行的必要的开发。如果进行合作是为了开发新知识，因而并不确切知道合作能产生什么，那么也不可能详细而明确地指定参与者的义务。信任、声誉是建立知识转移渠道的重要治理机制，行业协会、政府也可以作为对知识联盟等创新合作形式的第三方治理人参与对知识转移渠道的治理。合作各方的互信是合作的基础，信任的产生条件对于企业创新成功就有重要影响，推崇诚信和遵守商业道德的社会文化可以为企业间的合作提供良好外部条件。如果企业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企业间的问题，那么在产业内企业间可以在自组织过程中进行产业组织的制度创新，在产业组织能力的演进中不断建立和发展企业间知识转移渠道，促进生产性知识的产生和传递。现代产业组织呈现一种网络化趋势，企业之间通过结成企业网络参与产业的分工和竞争，在企业网络中，可以通过组织间共同知识的积累而产生知识转移渠道适宜的治理机制，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实现企业间的合作，并通过知识的共享来提高企业网络的竞争优势。例如，日本汽车工业中汽车厂家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是等级制的转包模式，也被称为“系列企业制度”。正是基于这种模式，日本汽车工业创造了精益生产方式、准时生产制、零库存以及看板管理等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大大提高了日本汽车生产的质量和效率，使日本汽车工业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大大超过原来的世界汽车业霸主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全面的竞争优势。
四、对技术创新产生激励的制度环境
从赋予创新主体创新动力的法律制度来说，专利制度正是一种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它通过赋予创新者短期的垄断权使其能弥补研发成本、获取垄断收益。诺斯曾给予专利高度的评价，“一套鼓励技术变化，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的激励机制，仅仅随着专利制度的建立才被确立起来。在专利制度提供给创新者保护时，不仅增加了创新者的收益，同时还能促进技术贸易，推动新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专利制度是否能被有效执行，实际上要依托产权制度的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国内财产权利和专利权利对获取创新收益的有效保障制度，才取得了技术快速进步和由此决定的其工业经济的国际领先地位。
要使创新能得到较快地转播并持续不断地进行，需要产业内存在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由于企业行为是嵌入其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一国或当地的社会文化和习俗这些广义的制度环境对企业乃至产业创新效率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人们普遍遵守秩序、尊重商业道德、社会诚信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组织之间更容易形成频繁互动。而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行为规范、认知模式和行为范式等可以降低合作的交易费用，也是形成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的基础，这也意味着知识转移渠道更加容易形成，并且能在产业组织中形成合理的竞争秩序，共同维护产业的共同利益。从社会思潮来说，崇尚自由与平等、推崇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对创新的产生最为有利，这时创新主体处于一种自主状态，充满创造性。
按上述标准，美国的制度环境对创新极其有利，它也是当今世界上创新率最高、工业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硅
谷就是一个信息产业在特定区域创新成功的典范。硅谷处于一个有利的文化和法律的外部环境之中，如有良好的专利技术保护，垄断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受到严格规制，政府注重对教育的投入和配套产业的发展，还有着对企业家精神倍加推崇的社会文化习俗。由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与当地几所实行开放管理体制的大学的存在，硅谷内企业间知识转移效率极高。
五、对我国技术创新滞后原因的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工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的原因在于体制，包括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企业管理体制和产业组织的制度安排。
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来看，我国技术创新主体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压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创新企业经常难以获取应得的利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制度倾斜使中小企业处于弱势地位，降低其创新意愿和能力，而在美国80％的新开发的技术是由中小企业商业化的；在种种行政政策保护下的大型国企通常缺乏创新压力；我国金融体系难以有效帮助中小企业克服技术创新较高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风险，使国有大企业更易维持其行业内的垄断地位，研发市场有效竞争的局面更加难以出现。我国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放任对资源和资金低成本的利用，造成了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对环境的严重损害，也使企业难以产生采用节能减排的新技术和进行提高资金利用率的技术创新的压力，而印度则因为资金的高成本而加强了技术创新，在某些技术领域大大领先我国。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使人力资本回报偏低，这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我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效率，不利于新知识的学习和发现的过程。
从技术创新成功的可能性来看，我国企业内部知识转移渠道的建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渠道的建立受到诸多阻挠，而且缺乏有效的组织间知识转移渠道的治理机制。在我国，对教育、研发资源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仍然是纵向的，获得资源的竞争方式也是纵向的，科技创新活动变成一种寻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并成为归属部门的活动，在国外，研究项目资助的70％以上用于项目负责人和市场招募研究力量的人头报酬支出上，而在中国，80％的项目经费用于本部门的装备建设上。即使少部分用于人头，也很少用于市场招聘人员，而是依赖本单位的人员。这种纵向的科研管理方式，压制了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精神，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和市场之间的横向交流和沟通，使得企业之间、科研单位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部门分割和行政区划分割造成了人为的知识转移的障碍；从产业组织情况来看。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十分严重，很多企业缺乏对商业规律和商业道德的尊重，企业信用状况十分不理想，中国企业乃至社会的道德秩序缺乏，使得企业面临着恶性的竞争生态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产业内企业间的自组织过程难以发生，促进企业间合作的治理机制也就难以在企业间的互动中被发现；政府官员的大量腐败行为产生的示范作用导致社会诚信状况恶化，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不利。从企业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强有力的组织惯例和管理制度建设能强化组织学习。进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成功，因而没有注重建设有效的促进组织学习与创新的组织惯例和制度化管理体制，使得企业的组织管理水平发展滞后于企业规模的壮大，这些状况不仅使企业创新效率较低，而且到达一定规模时就可能会失去发展的方向。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技术创新的本质和知识特性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是创新者为了获取创新收益将知识、技能和物质转化为让市场接受或顾客满意的产品的过程，也是知识的产生、利用和传播的过程。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关键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主要指政府的政策、相关法律、制度和市场环境能否对创新主体产生足够大的压力和动力，二是企业内部和组织之间能否有效建立知识转移渠道以促使创新的产生和扩散。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技术创新的速度和轨迹受到不利影响时，可能出现低技术锁定的情况。根据上述观点，我国需要进行深刻的制度和社会变革以便开始一个向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演化的进程，来促进技术创新的产生和扩散。
政策建议如下：政府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应考虑采取以下对策：1、改革纵向的科研管理体制，应以市场为主进行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2、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打破因部门分割和行政区划分割造成的人为的知识转移的障碍，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和外部知识来源。3、加强廉政建设、社会成员道德品质建设，提高社会诚信水平，以降低整个社会交易成本。4、加快金融创新，发展投资基金、风险资本、二板市场等在内的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5、加大专利法的立法和执行力度。6、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以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积累。7、以满足内需为主要目的引导本地化技术创新。8、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成本。9、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促使企业必须实施技术创新来应对国际贸易保护和国内环境问题。企业和产业组织在制度安排上则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应注重通过企业惯例和制度化管理来保证组织内部知识转移渠道的通畅，坚持通过技术创新，进行差异化竞争，以形成独特的企业能力；2、企业还要密切关注用户需求的变化以及密切与外部科技界的联系。3、加强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的作用，在产业组织内部建立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并促进企业间合作创新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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