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条件下的过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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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过度教育的

集中体现及其负面影响

一般说来，过度教育是指职业与教育之间的失调，即个人和社会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其需要。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个人所受学校教育程度超过了其工作所要求的程度；社会所拥有的教育规模超过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最早提出过度教育理论的是美国教育经济学权威亨利・莱文教授，他经过深入研究，于1985年给出了判断过度教育的三项具体标准：第一，相对于历史上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现有受同样教育水平的人的经济地位的下降；第二，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的期望；第三，职业从事者拥有比其岗位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

根据这个标准，我国目前应该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教育现象，集中表现为知识性失业。知识失业包括公开失业和隐性失业，前者指劳动者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却无工作机会；后者指就业不足、人才高浪费等现象。目前在我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近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的“火爆”扩张，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劳动者失业已不再是一件稀罕事。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2001年毕业的本科生一次就业率不到80％，专科生就业率不到30％，中专生一般很难找到工作；2003年毕业的本科生一次就业率只有50％，也就是说206万大学毕业生中只有103万人在毕业时找到了工作，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就失业”。与此同时，就业市场上大材小用，高才低就等“人才高消费”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在雇佣成本不变的前提下，用人部门当然更倾向于招聘更高学历的劳动者。这样一来，原本一个专科生就完全可以信任的岗位却用本科毕业生；而原本需要本科生的那些岗位自然就要用研究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一部分毕业生只好屈身俯就；另一部分毕业生出于不得已选择了考研，希望把象牙塔作为他们的避难所，试图先避过这几年就业高峰再说，于是本科毕业考硕士，硕士毕业考博士的现象一时蔚然成风。殊不知，壁垒总是暂时的，毕业生们迟早还得“上市”，而且随着水涨船高，等三五年硕士毕业后，就业市场格局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故前几年就业形势还比较看好的研究生就业也开始“遭遇寒流”。可见，过度教育在我国存在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将持续下去。

过度教育导致知识失业，知识失业又助长教育的进一步扩张，就业状况的每一次恶化，都要求受教育层次进一步提高，这样又会加剧新一轮的知识失业。由于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存在这种怪圈，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度教育无论对于经济的增长还是教育的健康发展以及受教育者自身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其消极影响主要有：第一，它会造成教育投资的低下和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国家投入这么多资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旦投入市场就出现“滞销”或“廉价甩卖”的局面。加之知识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如果不在生产中适时消费与更新，就会因老化或过时而失去其价值。所以说，过度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资源的有效利用都是一种损失，在目前我国人口素质整体不高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种“贫穷的奢侈”。其二，如前面所述，过度教育还会助长人们对学历的追求和对文凭的崇拜，伴随着文凭身价的上涨，文凭的含金量一跌再跌。其三，过度教育将影响职业从事者的态度，从而降低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许多考察了过度教育对职业从事者态度之影响的研究表明，高度过度受教育者对工作较为不满，而且他们确定成就感的可能性较小，因而导致个人生产力下降，从而会使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可见，我国如果对过度教育现象放任自流，将会对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经济的繁荣构成潜在的威胁。

二、 高等教育规模

扩张与过度教育的关系

关于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过度教育之间的逻辑联系的分析，理论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1）工作分层模式。该模式主要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便造成了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将导致毕业生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的机会减少，如果毕业生又不愿到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这样就会导致知识失业的增加。（2）工资竞争模式。该理论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者的工资（劳动力价格）是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类劳动者的供求状况而变动的；倘若劳动力市场上只有两类劳动者――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因此，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这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根据物以稀为贵的供求规律，这类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呈上扬的趋势。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将不会导致毕业生失业率上升，而只会使毕业生工资水平下降。（3）工作竞争模式：该模式主要建立在筛选理论的基础之上，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两支队伍――工作队伍和求职队伍。在工作队伍中的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获得的工资报酬也越高。在求职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工作队伍靠前位置的可能性也越大。根据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使得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求职队伍中的后移和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同时也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追求更高学历以在求职队伍中占领有利位置，从而迫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受教育水平普遍上升，出现学历膨胀和文凭泛滥。该理论的结论很明显：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使得毕业生获取好工作的机会减少，加剧文凭的贬值。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能造成知识失业、受教育者收入水平下降、文凭膨胀等现象，但并不必然导致过度教育的产生。

三、 造成我国过度教育

的主要原因及修正策略

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的不足、现有高等教育发展偏离社会实际需求可以说是导致过度教育的根本原因。具体说来：第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过度教育是人民群众对于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就业岗位的需求而出现的现象。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7%以上的高速度，但高等教育以30％左右的速度扩张，新增的就业岗位与在岗人员自然更替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所需要的岗位来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现有岗位的严重不足造成对现有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有限，是构成我国过度教育最根本的原因。第二，高等学校的发展目标严重偏离社会实际需求，致使我国毕业生供求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在高等教育重心偏高的情况下，许多高校不在办出自己特色上下功夫，而是盲目攀比，一味追求升格，纷纷设置硕士点、博士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人才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如果不切实际地盲目提升教育层次，势必会造成知识失业和岗位空缺、人才浪费与人才短缺并存。近几年本科生、研究生就业难和“低位就业”的同时，人才市场上却又高薪招不到高级技工等现象，就是对高等教育盲目发展和升格的有力惩罚。第三，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过度教育的产生。众所周知，用人单位是高等教育产品的直接收益者之一，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用人部门也应按一定比例相应地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目前，虽然企业也以捐赠或合作办学的形式对高等教育实施投入，但由于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所以尚未能形成气候。当然企业也支付员工工资，从表面上看，高等教育的成本得到了补偿，企业间接支付了高等教育的费用。而事实上，企业支付给毕业生们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并非是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全部补偿。尤其在当今我国人才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根本不愁招不到人，于是他们更倾向于招聘更高学历的劳动者而雇佣成本却未随之提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过度教育的愈演愈烈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在弄清楚了造成我国过度教育的主要原因之后，我们可以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对策。第一，加快经济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使教育呈一种良性的态势发展，不至于出现严重的过度教育问题。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种推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就业机会不足教育需求旺盛过度教育造成经济、人力资源浪费经济发展进一步受阻新的过度教育。可见，我们要从源头上减少教育过度，就得大力发展经济。在现阶段，就是要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提高就业的水平和层次。这也是教育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第二，明确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类型结构，力争办出特色。我国高等教育的过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错位造成的。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错位主要体现在各层次、各类型的高等学校定位不准、角色失调，办学模式趋同，特色不明显，缺乏合理规划，总体目标偏高，求大求全。在处理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级高等教育之间关系的这个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1）就专科教育而言，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和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等办得很有特色，这些专科学校长期以来恪守培养专科人才的宗旨。（2）就本科教育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既有文、理、工科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也有多科性和单科性的专业学院，其中有些大学也可以授予博士学位。这些学校一般不与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攀比。（3）就研究生教育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这些大学在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方面声誉卓著。可见，西方发达国家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能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各具特色。为此，我国可以大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关系时所采用的做法，在创办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同时，注意发挥其他各层的办学职能，使各级高等教育并行不悖地发展，形成层次清楚、格局稳定、特色鲜明的体系。第三，要求用人单位负担高等教育成本，遏制人才高消费。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过度教育的产生。而同样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颇为发达的印度却得到了很好地解决，印度政府要求雇主对培养雇员的大学实施一定量的成本补偿，这种补偿被称作“毕业生税”。通过征收毕业生税，专款专用，不仅可以弥补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缺口，还可以避免企业“人才高消费”。因此，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印度的做法，以本科生为征税起点，逐层次累加，不同的学历层次确定一个合理的征税额。这样一来，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就不得不考虑其岗位的客观需要，而不会盲目地追求高学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文凭膨胀，学历泛滥的势头，从而为教育过度注入一点延时剂。

综上所述，尽管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可能会对毕业生的就业产生某些不利影响，但它与过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更何况，保持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高劳动者素质也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迫切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停止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但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高等教育对经济以及社会的积极贡献而对过度教育的弊端视而不见。为此，我们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力争做到趋利避害，就国家而言，应该从整体和大局出发，加强预测和调控，在保证适度规模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的层次以及科类结构实施调整优化，从而把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导向高效率，使之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