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李密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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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中学语文教学》上登载了杨卫东老师的《撩开亲情的面纱，透视李密》一文，读过之后，很受启发。杨老师能突破教材教参的界定，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种思想和胆识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对此文的主要论点，笔者却想作一番质疑。

文章说，“在面对动辄杀戮的晋武帝时，李密卑躬屈膝，摇尾乞怜，气节全无，表现出十足的奴性，是一个可悲、可鄙、令人唾弃的软弱文人。”并举同时代的阮籍、嵇康为李密的对立面，在二者的“恪守清白”“浩然正气”的衬托下，李密只不过是“权贵面前低三下四的可怜虫”。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对李密未免太苛刻。

不错，人应该有骨气，有原则，那些为了保持气节而不惜献出生命的勇士的确令人敬佩。但敬佩归敬佩，我们却不一定、也无法要求每个人都那样做。须知，“保全性命”实在是人――不仅人，而且一切生命体的生命本能，在面临危险的时候，趋利避害，设法自保，应该是大部分人无可指责的选择。为什么要求李密超越这种本能的选择呢？杀身成仁是伟大的，但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杀身成仁，不能说做不到杀身成仁的就是懦夫、可怜虫。

再说，杀身成仁真的就该一味赞扬吗？对传统文化中的有些观念，我们是要反思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里就借贾宝玉之口讥讽过这类观念：“……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在残酷的封建专制社会，假如人人都为骨气不惜性命，活下来的中国人恐怕没几个了。血溅朝堂的大臣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人选择沉默；谭嗣同只有一个，梁启超也并不可耻，反而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司马迁不也力尽为投降的李陵辩护吗？嵇康傲岸不屈而被杀，明摆着是个悲惨的结局，为什么要求李密也去送命呢？

而且，表达骨气和原则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嵇康的直言不讳是一种，阮籍的装疯卖傻是一种，李密的借口奉亲、辞不赴命不也可以算作一种对司马政权的拒绝吗？阮籍比嵇康委婉，李密又比阮籍委婉――这样理解未尝不可。至于《陈情表》中那些“逮奉圣朝，沐浴清化”，“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等类的话，说是一种游说技巧也是可以的吧。《晋书•李密传》载，李密“数使吴，有才辩，吴人称之。”作为一个外交官，写一封辞职信，为了让对方信服，写几句奉承的话，不过是雕虫小技，怎能就此判断为“骨子里都是对新主的效忠”？《陈情表》之“情”，更多是一种对祖母的依恋之情，这种亲情倒是真的，至于其他，无非是“才辩”的体现。

李密在祖母死后即出来做官，是《透视李密》一文的重要论据之一。笔者认为，对此也要客观看待。《晋书•李密传》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

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出为温令，而憎疾从事，尝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事白其书司隶，司隶以密在县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后卒于家。

“复以洗马征至洛”，他是再次被征召而不是主动就职的，这次借口没有了，不去就有杀身之祸。“可次齐桓”，如果李密对新主一心效忠，怎会在上任之后还大谈对旧主的敬仰？而从李密的结局来看，他和晋武帝及其官僚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因而，《透视李密》一文中所说的李密对新主“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的说法也就值得商榷了。

李密不是英雄，他只是个普通的官员，在严酷的司马政权的统治下小心求得生存。他没有嵇康伟大，可是，也不能就此说他是“可悲、可鄙、令人唾弃的软弱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