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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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浪迹城市，却远离真正的城市生活，从来没有享受过自己的“儿童节”。即便慢慢长大，多半也只能成为生活在都市的边缘人。就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的明日会是怎样？他们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江湖”在哪里？
深入流浪儿童群体
[“安徽”只有8岁，在他那一头蓬乱的长发下，是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目光显露出对任何人和事情的不信任。]
一个冬天的下午，太阳懒懒地斜射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街头，一群年龄在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他们穿着簇新但稍显肥大的西装或运动服，一张张脸庞喜笑颜开，上面却满是污垢。他们上蹿下跳，嬉戏打闹，不时引得路人侧目。
面对我的照相机，孩子们略微有些疑惧。胆大一点的凑上来，操着外地口音问我：“你给我们照相干吗？”胆小的看见镜头对着自己，干脆转身避开。我一直跟随他们走到北京火车站，从孩子们答话的片言只语中我得知：自己碰上了一群离家出走的流浪儿。
13岁的“承德”算得上这群孩子中的小头目，开口说话时透出他的见多识广。这些孩子往往不愿互报真名，只是以各自家乡的所在地相称。“承德”告诉我，在过去的3年里，他扒着火车天南地北地走了一大圈。“北去过黑龙江，南到过广州、福州。”他还说他的好几个伙伴离家的原因都是家庭破裂，或者无法在有了继父或继母的新家里生活，比如他自己和跟他差不多大的“包头”。
张剑流浪的原因很特殊。他张着因为一个星期没吃蔬菜水果而溃烂的小嘴说，他的同学田磊因为做错了事，怕挨家人打，便逃出来了。而他本人则是为了朋友，“陪他出来的”。15岁的张剑来自吉林通化，出走前还在念初中。
17岁的高辉是3年前从山西大同的家里跑出来流浪到京的。他出走是因为自己太顽皮，被气极的父亲狠狠地吊打了一顿。他说他想妈妈，他也知道妈妈会想他，儿行千里母担忧是人之常情，但是他现在不想回去。“等再大一点，到我爸爸不会再打我，我自己也赚着点钱的时候吧，我向我爸认个错，请他原谅。我知道全是我的错，不是爸爸的错。”
“安徽”只有8岁，在他那一头蓬乱的长发下，是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目光显露出对任何人和事情的不信任。他已经在外流浪了好几年，既不说自己为什么离家，也不告诉别人曾经去过哪些地方，更不愿让人拍照。
没人管饭，孩子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对付“咕咕”作响的肚子。8岁的国强是另一群流浪孩子中的小弟。他每天都把自己的小脸和双手涂得炭黑，然后遛进地铁站，甚至钻到列车车厢里，向旅客磕头要钱，“我知道朝什么样的人能要到钱。”国强常常用乞讨来的小钱买了热烧饼，捧到被他称做“哥哥”的男孩面前。
国强在地铁里要钱时，经常有旅客骂他不学好，这么小年纪就学着骗钱。可是小国强告诉我：“我大哥说了，不许我们学偷、学抢、学盗窃。”小国强的“大哥”今年19岁，是一位已经在北京街头流浪了10年的小伙子。现在，他靠给运输户拉客源卖力气挣饭吃，逢年过节，他甚至能往自己那已经不愿回去的家里寄些钱。看得出来，周围的小商贩、出租车司机、清洁工甚至警察跟他都是熟人。
不过，像国强和他“大哥”这样走运的孩子到底是少数，大多数流浪儿都超过了在路边讨到钱、物的年龄，但去干力气活又不够强壮。对于他们来说，填饱肚子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街边的垃圾筐里寻觅可吃的东西，或到街边的小饭馆里等人家吃剩的饭菜。然后，跑到露天自来水龙头边一通猛灌。
有的孩子学会了乘人不备“顶”吃的，比如悄悄蹲到水果摊下，乘小贩不留神，抓起一只苹果就跑，然后你一口、我一口，狼吞虎咽地把果子分吃掉。自然，对于过往行人忘记或“落下”的东西，他们也绝不会放过。
数九寒天，孩子们缩头缩脑地在大街上溜达。遇上好心的小饭馆店主，趁客人不多时，放他们进店呆呆，允许他们在煤炉旁烤火。用炉子上水盆里的蒸汽熏熏满是裂痕的小手。不一会儿，客人多了，他们又被赶回大街上。
夜幕降临，孩子们披着破旧的军大衣，在小杂货店附近转悠。等待夜阑人静的时刻，终于捱到“可以回去”的时候，他们有的从路边的下水道口钻进去，爬进地下暖气管道；有的躲到立交桥下的墙角；有的来到街心公园里，在背风处铺上一条毯子，盖上一条棉被，七八个孩子依偎在一起，“扛”过北方长长的冬夜。
凶险的江湖生涯
[一日，“承德”与15岁的“河南”闹着玩，喝醉了酒的“河南”终于被“承德”的过分举动激怒，猛地拔出一把10多厘米长的弹簧刀，直抵在“承德”的喉咙上……]
即使这样，很多孩子还是不愿意回家，而且每一个孩子都能为此找出一长串理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经被遣送回去，可常常是遣送他们的警察还在外地，他们已经又出现在北京街头，并开始四处游荡了。
这些在京流浪的孩子分成不同的群落，各自有各自的“地盘”和“规矩”。虽然他们多少都读过点书，18岁的“唐山”甚至能细读路边报栏中的《法制日报》和我摄影包标牌上的汉语拼音和英文单词，但无论对他们的小群体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胜者王侯”是孩子们心中惟一的“真理”。大的治小的，小的再治更小的，几乎成为他们每天必修的功课。他们开始于嬉戏的打打闹闹，常常在凶险的斗殴中结束。身带凶器则是这群孩子中相当普遍的现象。
“承德”的小头目位置就是靠着打架赢来的，但那并不等于能无往不胜。一日，“承德”与15岁的“河南”闹着玩，喝醉了酒的“河南”终于被“承德”的过分举动激怒，猛地拔出一把10多厘米长的弹簧刀，直抵在“承德”的喉咙上，令他动弹不得。幸亏一旁的好心人及时解劝，才没有闹出更大的麻烦。国强的“大哥”也曾因为认定国强偷拿了他的东西，一把勾住小弟的脖子，一边讯问，一边用小镊子一根一根的拔下国强的眉毛，疼得死不认账的小家伙吱哇乱叫。
刚刚流浪来京没几天的吴琼还不适应那些拳脚相加的阵势，他怯生生地小声嘀咕：“昨天晚上，他们一伙打过来了，真吓人。”可他身边17岁的“二哥”却掏出一把十五六厘米长、带着锯齿的刀子，为他打气：“今天晚上他们要是再来，就给他们看这个！”
然而，无论如何，在周围人心中，特别是在另一些老年流浪者心中，这群孩子还都算是“乖孩子”、“不坏的孩子”。在吃上一顿饭以后，少数几个小家伙也会想象自己的将来。国强想念书，特别想。对于他来说，念书就意味着有文化――可以找到赚钱多的工作――娶上媳妇，尽管别人并未看到他实现这个小小梦想的一点可能。
至于其他更多的流浪孩子，则根本连国强那样的小梦想都没有。他们不愿返回他们的家乡，却又不知道自己将流向何处。年复一年的街头流浪，在他们的心里留下的只是一片茫然。
如今，许多在城市街头出没的流浪儿依然继续着自己的“江湖生活”。据国家民政部门统计，目前中国约有15万人次的流浪儿童。他们既没有享受到正常的饮食起居，也没有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尽管他们浪迹城市，却远离真正的城市生活。即便慢慢长大，多半也只能成为生活在都市的边缘人，在心理上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远。就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的明日会是怎样？他们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江湖”在哪里？
浪迹天涯胡不归?
[“我爸爸把妈妈当赌注赌输了，妈妈就喝毒药死了，当时她肚子里还有我未出生的小弟弟。”她说这话时面无表情，仿佛是在说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却让我听得心惊肉跳。]
“这里太闷了，他们（工作人员）不让我抽烟。”一个刚刚进来的小家伙余果嘟囔道。私下里，他颇自豪地向我声称，他曾经在一天之内抽了3包香烟。
像余果一样，许多年龄在10～16岁的孩子都是合肥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临时住客。中国民政部在全国设立了100多所以帮助流浪儿童为宗旨的机构，合肥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余果喜欢与伙伴们在篮球场上打闹。从外表上看，这些在临时充做篮球场的略显光秃的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和同龄的孩子没什么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同寻常的经历就开始显现。当玩耍的高涨热情一点点退去之后，他们开始变得无精打采。“老烟枪”们开始手痒起来，四处寻找香烟；还有的孩子无端端地打斗起来，结果只是在他们早已疤痕累累的身上平添新的伤痕；在“混战”之中，周围的人不时需要躲避扔来的空瓶空罐。
专家们认为，贫困是造成流浪儿童现象的首要因素。随着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加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流浪儿童也相伴而生。当家长为寻求富裕生活去大城市谋生时，他们一般都带着孩子，但由于生活的艰辛，这些孩子的需求常常受到忽视，最终沦落街头。
还有一些儿童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于是他们主动要求分担家庭的负担去城市打工，但结果很难如愿。今年13岁的薛莲和11岁的妹妹薛园是安徽肥东县人，她们家所在的张集乡距离省会合肥市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6年前，她们的父亲染上肺结核，她们的母亲也有多年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史。每年500元的家庭收入迫使姐妹两人在1998年辍学并离家乞讨。
“妈妈不让我们去，说我们太小，外面太危险。”薛莲低语道，她的胆小、羞怯使人难以想象她如何能在街头生存。
但家里没有吃的，她们还是走了，沿街乞讨一路到合肥。在半年时间里，姐妹俩靠在街上讨饭、卖花、在垃圾堆里拣空瓶子和破烂来换钱。
“我们在外面很害怕，害怕认不得回家的路。”薛莲说。
“合肥市里的孩子经常骂我们，说我们‘捡破烂，不要脸’。”薛莲回忆说。这段记忆让她痛苦万分，站在她身边的妹妹也无言地泪流满面。
姐妹俩勉强攒下200多元钱给父亲支付医药费，虽然对于负债上万元的父亲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
最终，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把薛莲姐妹送到合肥流浪儿童救助中心，随后中心将她俩送回家。不久，姐妹俩又写信给中心希望能上学读书。中心的官员和张集乡政府及乡民兵小学达成协议，共同资助她俩返回课堂。
除了贫困的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儿童是为逃避家庭问题而走上街头的。
今年14岁的张赛娅曾是个快乐的孩子，但当她3岁时母亲去世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我爸爸把妈妈当赌注赌输了，妈妈就喝毒药死了，当时她肚子里还有我未出生的小弟弟。”她说这话时面无表情，仿佛是在说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却让我听得心惊肉跳。母亲自杀后不久，张赛娅的父亲就娶了一个“很丑”的女人。从此后妈和爸爸都虐待她。
她惟一的知己是奶奶，可她一年前也去世了。最终，由于无法忍受后妈的责骂，张赛娅和姐姐从位于合肥西部肥西县的家逃走。她们来到合肥，但不久两人就走散了。张赛娅在合肥街头流浪了一年，晚上露宿桥下，后来和其他4个女孩及一个成年男子合租了一间房子。
能被送到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张赛娅非常高兴，“在这里我不用再乞讨，还可以读书。”她兴奋地说。
对于某些家庭里糟糕的环境，专家们感到忧心忡忡：“家长的不正当行为，如赌博、吸毒、打骂孩子及离婚等，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特别是对那些性格内向而又缺乏与其年龄相当的社交能力的孩子，影响更是不可低估。”不仅如此，孩子在街头流浪的时间越长，受到的不良影响就越多，因而正常心理的恢复也越难。
社会救援总动员
[“流浪儿童初来乍到时，一般不对外人讲实话；三四天之后，当他们意识到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真的在关心他们时，他们才会说心里话。”]
来自贵州的杜忠洋今年13岁，本应该上五年级。一年前，他母亲因病去世。一天，小忠洋不小心把饭烧糊了，爸爸拿着棍子追着打他。忠洋被逼无奈，从家里逃了出来。聪明的他从一个姨妈那里借了50元钱，拿着地图登上了火车。火车经过湖南、湖北，一路颠簸，最后到了安徽。
忠洋说，在他离家流浪的日子里，曾经不止一次遇到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想从货车上偷彩电、铜、铝合金，甚至炸药，让他放哨，但都被他拒绝了。
作为弱势群体，流浪儿童不仅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甚至生命容易受到不法伤害，更重要的是很容易被成人犯罪团伙操纵，走上犯罪道路。
流浪儿童的增加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从福利彩票募集的社会福利基金中拨出1000万元，配合地方政府调动的近1亿元资金用于建设流浪儿童保护中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通过提供资金或电视机、交通工具及其他教学设施、设备等实物对位于哈尔滨、长沙、合肥、上海、海口和昆明等地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进行资助。
到目前为止，除了地方政府为救助流浪儿童设立的100多个机构以外，中央政府投资建设的流浪儿童中心已有70多个，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将达到100个。这些中心是以救助保护儿童为宗旨的社会福利机构。这里为流浪儿童免费提供食宿、卫生防疫、疾病检查和临时教育。不仅如此，中心还有义务帮助儿童寻找其家庭，并负责送他们回家。中心还定期跟踪、回访流浪儿童家庭，以确保孩子们不再重返街头。
“我们针对流浪儿童问题的特点制定了特殊的教育计划。” 合肥救助保护中心主任陶仁清说。中心还举办过一期由18名流浪儿童的家长参加的学习班，对家长进行法律、义务、责任、亲情等方面的教育，建议家长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改变以往的管教方法。
中心的工作人员陈弓毕业于中国民政学院。据他透露，“流浪儿童初来乍到时，一般不对外人讲实话；三四天之后，当他们意识到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真的在关心他们时，他们才会说心里话。”
陶仁清认为，“最困难的工作是送流浪儿童回家，并让他们融入社区或正常的生活。”很多孩子因一时赌气离家出走，在街头流浪，而后被中心送回家，一切安好，像这样的例子陶主任能举出不少。但对那些由于家庭问题而走上街头的孩子的最终结局，他却不得而知。虽然这些孩子没有在合肥中心再次出现，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流到别的中心呢？
“治疗社区”为儿童治疗心理创伤
[儿童中心的每个孩子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许多孩子在长期与家庭隔离后都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200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当9岁的成成和宝鸡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挥手道别时，大家都相信，这个孩子的生活从此将揭开新的一页。这一天，成成被送到宝鸡绛帐福利院。
没有人知道成成的家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是谁。成成是2001年初在宝鸡的一条马路上被人发现的，随后他被送到了由宝鸡市民政局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合办的儿童中心。
无国界医生宝鸡项目负责人、美籍华人王君惠说，与中国其他流浪儿童中心不同的是，宝鸡儿童中心“并不是为流浪儿童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让他们重新回到家庭、帮他们找到工作或者到学校上学”。
“我们的目标是对身处困境的流浪儿童提供短期内危机干预，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面对挑战。”她说。
王君惠说，对很多流浪儿童来说，重返家庭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贫困或者被父母推之门外可能导致儿童再次离家出走。一个名叫明明的孩子就陷入了这种困境。
1990年出生在新疆的明明是一个私生子，父亲已经有了家室，却与一个16岁的未婚少女发生关系生下了他。1992年，明明被他的生母卖给扶风县的一个王姓家庭，但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收养契约。14岁那年，在一场家庭矛盾后，明明从家里跑了出来。他靠在车站打零工养活自己，直到他被送到儿童中心。
明明从小就生活在周围人的辱骂和嘲笑中，这个15岁的孩子沉默寡言，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神经方面的问题。
“现在，两个家庭都抛弃了明明，他的出路该怎么解决？即便他的生父同意抚养他，帮助他解决户口问题，他能否在生父家健康地成长下去也是一个问题，毕竟他对这个陌生的家庭没有任何认同感。”王君惠对明明的前途感到担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无国界医生提出了“治疗社区”的理念：社区应当在照看明明这类孩子中发挥作用。同时，儿童中心还告诉孩子们如何保护自己。“在离开儿童中心时，他们应当知道有困难时该去哪里寻求帮助。”王君惠说。
为此，无国界医生聘用了不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2名心理工作者、8名特教工作者、2名教师、1名护士、6名后勤人员，以及宝鸡民政局的3名社会工作者。他们以心理工作者为核心，组成了一个相互依托和协调的整体。
儿童中心的每个孩子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许多孩子在长期与家庭隔离后都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飞飞说：“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后，我感到心里没依靠，对家有很深的依赖感。”自从和父亲失去联系后，这个15岁的孩子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
无国界医生的心理治疗专家欧文乐说，鉴于这种情况，在流浪儿童的心理恢复过程中，采用社会、心理、医疗相结合的整体治疗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在心理辅导中，第一步是要建立孩子对中心的信任感，这需要多次访谈才能完成，有时还要借助小组治疗和家庭治疗等手段。”欧文乐说。
除了对孩子提供心理辅导，欧文乐还负责对员工进行心理培训。“今年，我将组织一系列的研讨会，主题将定为‘青春期’。”这位年过70岁的心理专家告诉我。
在“类家庭”体验亲情
5个月“类家庭”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小义。他的父亲由于交通事故跛了脚。小义回家后不但帮忙干农活，还会为卧床的父亲煮面洗脚，感动得父亲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