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的不是“吃货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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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热播，许多人把它视作中华美食的盛宴，但执行总导演任长箴拒绝承认这是一部纯粹的美食纪录片，美食只是一个切口，她有自己表达的东西。
任长箴坐在二楼的咖啡厅，采访时间是临时确定下来的，第二天她就要飞到成都，那里有她一年前接的片子。有朋友劝说，也许身价该涨些，成都方面也问，现在这些钱还能拍吗？任长箴说，就这些钱，我只能拍得更好。
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热播，执行总导演任长箴的名字只在片尾一闪而过，她的生活并没因为这部纪录片的火爆带来太多变化，这个自由职业者用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召集人马、前期调查、拍摄、后期制作，换来了19万的劳务费——做执行总导演的14万和第一集导演的5万。在任长箴看来，此刻的光芒，制作单位并没打算和她这个体制外的人分享。
任长箴说，《舌尖上的中国》总编导、央视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陈晓卿找到她之前与她没有过任何合作，“他是因为看了我以前做的片子，觉得这导演的片子挺牛的，就找到我，因此他不知道我跟他的美食观念是特别不一样的，离得很远。”任长箴说自己对美食根本就不感兴趣，她不是那种喜欢到处找吃的的人，而陈晓卿是这样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分歧导致我把片子拍成这样，如果我的美食观点跟他一样的话，这片子会不会就被做成大众点评网了?”
《舌尖上的中国》之前有一个称作“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框架，企图以实景拍摄与真实再现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中国饮食文化中关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传奇与演变，探讨饮食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任长箴将这个文案称作“匪夷所思”，她不能接受里面还提及潘冬子冒险为红军带盐的片断，决定推倒重来，任长箴并不想拍摄一部纯粹的美食纪录片，“我们讲的是中国人的故事，美食只是一个切口。通过食物展现人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人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是这个片子的主题。”
“我始终不是在找美食，比如我拍莲藕的时候，只需到那儿去看他们是怎么采摘、怎么收获，然后在当地找一个农家乐炒两三个菜就完了。你会不会炸藕盒？会不会莲藕炖排骨？都会。行，就在你这儿拍了。我不需要去找全湖北最牛的餐厅，我不是这个思路。我要是美食的思路我就拍全藕宴，而不是拍摄挖藕人一顿简单的早饭。这个片子导演的角度很弱势，被拍摄者也很弱势，现在收视率这么高，就是因为它的视角特别弱势。我们没有奢侈的视角，我们用的特别朴素的视角，炸藕盒、莲藕炖排骨这都是家里能做的，一点特色都没有。也许正是这种朴素的表达，才赢得了观众的心。”
最后电视播放的成品中，任长箴认为第一集是改动最少的，但是，毕竟要考虑总编导的意见，比如 “非得加‘香气毕现’这种美食词汇，那就加吧。但是大的改动我根本没动。比如有一段我说厨师喜欢竹笋是因为厨师喜欢竹笋能和其他味道相调和的感觉，然后，总编导让我在后面加两句，文人喜欢竹笋是因为竹笋的傲骨与风骨，僧人喜欢竹笋是因为竹笋的禅意与什么，让我加这种词，怎么加啊，文学化的，根本不是纪录片。”
Q = 《旅伴》
A = 任长箴
Q：在你的团队中我发现女性占了大多数，特别是分集导演，七集有五集是女导演拍的。性别因素会带给片子不同的气质吗？
A：当然有。我们的导演都很细腻，用情很深，这片子一看就不是一个世俗观念上的片子，它有很多东西都是有作者自己的态度的，包括对人物情感的把握，人与人之间细微情感的捕捉。你看第三集写姐妹俩和妈妈抱在一起的镜头，那只有女性才能做到，男性做不到，头脑中世俗的东西太多了，对这种很细腻的东西完全捕捉不到。
Q：七集纪录片有七个导演，你作为执行总导演怎么协调拍摄？
A：之前我比较强势，这也导致导演对我的意见比较大。我就是强制要求，先做出样片来，我不需要剪出来，但是影像都得跟着我这个走，油炸藕盒是什么景别都框出来，不是这个景别的打一叉子，就按这个走。去年六七月份我的解说词已经出来了，有的导演不适应，上来还是按原来那种风格，什么云南位于西南边陲这类的，给她毙掉，重新写。
Q：这部纪录片的确没有看到通常的总撰稿人这类角色。
A：解说词必须是分集导演自己写的，我不要总撰稿那样的角色。我们田野调查是第一位的，如果是总撰稿，你的来源是什么，只能是网络、图书，那就是掉书袋。最后总编导和总撰稿只是给做了个别美食词汇的润色和修改。
Q：最终片子呈现的故事和容量，之前的田野调查会不会是特别辛苦的？
A：我们的视角是很高的，不是趴在那儿就这个豆腐说豆腐。比如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的框架，有山林的馈赠、高原的馈赠、湖泊的馈赠、海洋的馈赠，当然这些词是不会在解说词里出现的，但是在我设计的框架里。我会为这些框架填东西，比如湖泊里有什么东西，有大闸蟹、有莲藕、有菱角，然后再看哪个拍出来是有意思的，认知度比较低的，发现藕的故事认知度低，那单做藕的调查就行了，我不是先去田野调查再回来归纳，那我就累死了。
Q：《舌尖上的中国》影像风格在中国以前也是不多见的，很多现实题材纪录片都显得特别糙，好像糙就有力量，所以这部片的精致吸引了很多人。
A：想把片子做好的人有，但是去研究怎么把片子做好的人很少。每天都听到我们要把片子做好，我们要做精品，100个人可能有90个人在说这事，10个人在想怎么把这事做好，这10个人中只有2个人想明白了怎么把片子做好，我觉得我应该算是那2个人之一。我是一个懂技术的人，怎么把美食拍美，我很清楚，我又是做纪录片的人，怎么把一个事说得有意思也相对清楚，我等于把这两样加一块了。
Q：也有观点认为你们美化了很多东西。
A：任何文艺作品本身都不是真实的，它是一个立场，我为了完成我的立场，我使的手段一定跟现实生活是不一样的。你看到一个东西，它刺激你神经，是已经被大脑过滤过了，但如果用摄像机来拍，是不经过过滤的，摄像机必须通过其他手段，比如灯光，变成你大脑里看到那个东西。摄像机是没有脑子的，它必须靠导演和摄像师的脑子来支配它。
Q：片子出来有很多赞美和批评，你个人最看重哪些评价？
A：有的赞扬我也不满意，比如说这是一部吃货圣经这类的，这类赞扬我就不接受，这怎么能是吃货圣经呢，我没有给你提供任何一个旅游吃饭路线。我觉得说这片子属于吃货圣经的人基本是属于蓝领阶层的，我的理性这一层面全没看见啊。有的批评也很好，比如片子节奏太紧，完全有提升的空间，可以做得不这么紧张，还有说影像不是特别统一，因为我不是同一个摄影师拍的，这些批评都是很中肯的。
Q：现在据说《舌尖上的中国》会有第二部，你会继续跟央视合作吗？
A：不会。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自由是第一位的，我做什么不做什么，全凭借我的好恶。第二部，首先没有人邀请我，其次，我也根本不感兴趣了。
Q：不过央视纪录频道毕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最大的平台啊？
A：我的人生理想不是要把片子做得特别大，要名要利；哪怕我做一个小小的片子，把我的思想放进去，能够有周围一两个人看到，受到感染，就OK啦。这个片子是一不留神来找我做的活儿，之前我不就在栏目里做小片子吗？可能二三十分钟就播了，没人知道谁做的。我不是想靠着一个大平台扬名立万，这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生活，过自己的生活，靠自己的作品把自己表达出来，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世界这么大，我可以呆在一个小平台，那又怎么啦？我和分集导演，我们是一帮很弱势的人，正是这样，我们才能以很弱势的态度关注平常人的骄傲。
01. 《舌尖上的中国》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右）在北京市民张贵春（左）位于珠市口西草市街的屋顶菜园里。因为纪录片的热播，这个在屋顶上种菜的普通市民也变得知名，总有人到他的菜园参观。
02. 《舌尖上的中国》制作团队部分成员和采访对象在一起。这部纪录片的出品方是中央电视台，但大部分创作人员并不来自央视。
03.04.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采藕的拍摄现场。任长箴说：“我们的视角是很高的，不是趴在那儿就这个豆腐说豆腐。比如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的框架，有山林的馈赠、高原的馈赠、湖泊的馈赠、海洋的馈赠，当然这些词是不会在解说词里出现的，但是在我设计的框架里。我会为这些框架填东西，比如湖泊里有什么东西，有大闸蟹、有莲藕、有菱角，然后再看哪个拍出来是有意思的，认知度比较低的，发现藕的故事认知度低，那单做藕的调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