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经营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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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桂林版）是抗战的产物。１９３９年，新记《大公报》成立了桂林办事处。原驻粤办事处的王文彬，在广州沦陷前撤退到桂林，负责桂林办事处的各项事务。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５日创刊《大公报》（桂林版），每天出版一期，每期共四版。头版通常刊登广告，创刊之初曾刊登过一部分社评；第二版刊登社评、重要的国际和国内新闻，每逢星期一还专门刊登星期论文；第三版刊登专论文章、长篇连载通讯、桂林本市新闻、短评和部分国际新闻；第四版刊登副刊、广告和其他省市的新闻。每逢重大的节日或者纪念日，《大公报》（桂林版）还会出版增刊。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２日，《大公报》（桂林版）停刊。

抗战时期，《大公报》（桂林版）作为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利用桂林特殊的政治和新闻生态，宣传抗日，出色地践行自己的使命，在抗战时期新闻事业史乃至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在“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的引领下，坚持“以受众为中心”、“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经营方针，在当时的桂林文化城独具特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组织机构

《大公报》（桂林版）属商业性报纸，作为一份能在战时桂林巍然自存的报纸，层次分明的广告组织机构是赢利的重要保障。从报业经济学的角度讲，报纸广告组织的机构设置一般有两种类型――列举制和综合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般小报所采用的为综合制，即在总编辑下设编辑部，编辑部内设广告组，其下再设编辑、营业、分类广告等专业小组。而新记《大公报》作为一家全国性规模的大报，其广告组织机构为列举制，即总编辑、总经理分管编辑部和经理室，经理室又下设广告课等各主要部门的方式。

广告课是专门负责新记《大公报》报纸广告业务的职能部门。它承担广告业务的接洽、签约、设计制作和实施等工作，并对外来的广告作品负责编辑、检查审核和安排时间与版面的事宜。《大公报》（桂林版）作为新记《大公报》的地方版，也是照此组织机构独立行使各自职能。各课有职有权，除完成本部门的工作外，还互相通气，编辑部负责报纸各版面的编辑，在广告业务上还负责为广告安排版面。这种经理室和编辑部相沟通的方式十分有利于《大公报》（桂林版）拓展广告业务。

二、《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经营方式

《大公报》（桂林版）在广告经营方式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大公报》（桂林版）设立门市部承接广告

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自行或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广告者。民国时期，很多广告主是通过直接上门与报馆广告课接洽购买广告版面等相关事宜。大公报馆根据广告主的需求，酌情提供广告创意、广告设计以及广告编排和审查。在门市部，广告课有业务人员专门负责应承，依广告的规则办理。《大公报》（桂林版）在漓江大桥桥头开设了门市部，由戚家祥负责广告。

（二）《大公报》（桂林版）依靠广告社经营广告

直接收刊广告是门市部的职责，但多数比较大的广告业务，则需要广告社来。广告社接受广告主的委托，策划、设计各类广告，为大公报馆和广告主提供具有性质的广告服务。广告社处于中间地位，为广告主和《大公报》（桂林版）双方提供着服务：一方面受广告主委托为比较大的广告业务提供广告设计、制作和服务；另一方面，又为《大公报》（桂林版）承揽广告业务。这种方式，无论对广告主还是对广告社、大公报馆来说，都是极其便捷的，所需资金少，管理方便有效。

三、《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经营策略

《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在“四不”办报方针的引领下，奉行了“以受众为中心”、“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经营方针，其广告经营策略凝聚着高度的智慧，有些策略至今仍是值得借鉴的。

（一）《大公报》（桂林版）依据行情实施价格浮动，灵活刊布

《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基本为１个半版到２个版。主要安排在第一版和第四版，报纸的中缝也刊登广告。遇到重大的节日或纪念日，会相应增加版面。

《大公报》（桂林版）根据不同时期广告市场的变化行情，制定了灵活的广告收费标准，将广告价格细化，依版面的不同、位置的不同，将广告价格分级，且在报纸上的第一版报名位置下方公开刊布。以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７日的《大公报》（桂林版）为例，其第一版就详细刊登了广告的价格：

“广告价目：报名下十寸五十元，每英寸每日三元，指定地位加半倍。

经济广告：甲种二元，乙种四元。”??

由上可以看出，《大公报》（桂林版）将广告刊布的位置分成三类，一类是报名位置以下，价格为十寸五十元；另一类是一般的版面位置，每英寸每日三元；还有一类是在广告版的指定位置刊登，价格为一般版面位置加价半倍。

同时，《大公报》（桂林版）将经济类广告分为甲种和乙种，“甲种”为人事性的信息类广告，“乙种”为经营性的信息类广告。

此后，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以及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价格也随之上调。

到了１９４４年５月３０日，其广告价格已经涨至：

“广告价目：报名下十寸一千八百元，中等每寸九十元，里中缝每寸一百八十元，外中缝每寸九十元。

小广告：甲种九十元，乙种一百八十元。”??

从以上可以发现，《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价格不仅逐年大幅上调，而且还在报纸的中缝开辟出新的广告版面。《大公报》（桂林版）广告价格的不断大幅上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形。

（二）《大公报》（桂林版）以发行带动广告

《大公报》（桂林版）在徐铸成主笔期间，言论上力主自由，和重庆版保持距离。加上经理金诚夫善于管理经营，销量大增，其发行量最高时可达３５０９０份。??“桂林版发行等于桂林各报之总和，不仅桂、湘、粤到处畅销，即与重庆等距离之滇、黔各地，亦几成桂林版之市场。”??

《大公报》（桂林版）不仅通过内容促进了发行，而且一直注重发行工作。早在创刊之初，为积极推广销数，几乎天天刊登“本报招办各地分馆、分销处启事”的广告。《大公报》（桂林版）先后开设招办了长沙、湘潭、柳州、南宁、宜山、福州、成都等分馆和分销处。凡本市订户，一律专差送到家；在主要交通线和码头、公路、车站等地，增设多处发报站，使得发行量比当地几家报纸的销数都多。这些都足以说明，《大公报》（桂林版）远较其他同时期报纸更将发行放在重要的位置，因而在发行带动广告上要优于一般报纸，是不足为奇的。

（三）《大公报》（桂林版）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强调公共服务

《大公报》（桂林版）“以受众为中心”、“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意识成为了隐性的广告经营策略。《大公报》（桂林版）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开展社会公众活动，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声息，使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更能吸引广告主的注意。

每遇全国性灾难或重大战事发生，《大公报》（桂林版）都要发起募捐救济。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１日，《大公报》（桂林版）以《大家拿出良心来》为题发表社评，号召人们各本良心，参加报纸义卖献金。当月２９日，《大公报》（桂林版）举行献金义卖，订户停送报纸一天，全部收款捐作良心献金。桂林各报此次联合义卖获款１１万元。

《大公报》（桂林版）还高度关注留桂作家的生存状况，对桂林文化城有实际困难的作家、文化人慷慨解囊。１９４２年，千家驹等从香港脱险抵桂，王文彬立即派人送钱，以“预支稿费”作为周济，可谓雪中送炭。１９４４年２月，作家王鲁彦生活困难，病情恶化，《大公报》（桂林版）公开为王鲁彦募集医疗费用，共募得捐款５０００多元。

同时，《大公报》（桂林版）还组建“大公剧团”，举办义演，宣传抗日救国，激励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抗敌斗志等等，这些都对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起到了宣传鼓舞作用。《大公报》（桂林版）支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深得饱受外患之苦的民众之心，自然深得信任和拥护。

五、结语

出色的广告经营，给《大公报》（桂林版）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战时的桂林，其他各报均忙于筹款，财政捉襟见肘。而《大公报》（桂林版）不但可以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而且还根据物价的涨跌浮动及时调整，几乎月月都不同。报社不仅免费提供职工伙食和住房，外勤记者还可以由报社出钱用个人名义送礼物。这无疑给记者工作很大的支持，对发展业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其广告带来的盈利也为新记《大公报》日后的恢复、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抗战时期，新记《大公报》创办的汉口版、香港版和桂林版先后因战乱而停刊，损失惨重，但到抗战胜利后，依旧在上海、天津迅速复刊，这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

注释：

??广告：《广告价目》［Ｎ］，桂林版《大公报》原件，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７日（１）。

??广告：《广告价目》［Ｎ］，桂林版《大公报》原件，１９４４年５月３０日（１）。

??周雨：《大公报史（１９０２－１９０４）》［Ｍ］，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３２页。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６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