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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开讲 资本家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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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顾雏军收购科龙20%的法人股,入主科龙,从此成为媒体热点人物。

不到4年时间,顾雏军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形成了包括科龙、美菱、襄樊轴承、亚星客车等5家上市公司在内的所谓“格林柯尔系”。

随着证监会结束对顾雏军的调查,并把案件移交公安机关,顾雏军事件已经基本定性,即“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尚未得到证监会批准的襄樊轴承、亚星客车并购计划必然流产不说,美菱也董事会公告,请顾雏军出局。尚在建构中的“格林柯尔系”帝国,事实上已经分崩离析。

而在顾雏军制冷帝国梦、并购梦、格林柯尔系帝国梦缘起的家乡顺德,科龙的大面积停产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已经造成了伤害,也使得顾雏军失去了来自顺德区政府的支持。对科龙的命运,顺德地方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管。

顾雏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原因何在呢?

磨盘理论

对企业经营,我有一个磨盘理论。做企业就像推磨,初试启动最耗费气力。只要磨盘一直在转,推起来就比较轻松。只要老板要为磨盘加点动力,注入原料(如谷物),磨盘就能够继续转动。一旦磨盘停转,再启动就非常困难。磨盘越大,再启动的难度就越大。

2005年春季,国内多家媒体爆料,科龙大面积停产,经销商在科龙提不到货。这类消息其实意味着科龙现金流枯竭,资金链紧崩,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了。在中国家电行业,年销售额100亿的企业,负债20亿,是完全可以正常运转的。它可以采用借贷还贷,预收经销商“打款”,延迟支付供应商货款等等手法,来保证现金流不至于枯竭,使得企业的磨盘不至于停转。当然,这需要老板要有高超的平衡技巧与驾驭能力。

而一旦磨盘停转,不利消息到处流传,接下来的必然是:银行停止贷款并逼迫还贷;经销商不肯预先付款;供货商不肯赊货,上门追债。而一旦供应商们“聚众”诉讼,没有几十亿增量资金投进去,企业的磨盘就无法转动起来。当其时,企业到哪里去找数十亿资金来救命呢?

当年,爱多胡志标就是被聚众追债的供货商逼上死路的。不过顾雏军比胡志标幸运,他是香港上市公司格林柯尔的大股东,可以通过减持自己名下的格林柯尔股票,获得现金。问题是几亿港元现金,要用来维持磨盘运转是足足有余的,但要重启磨盘,则远远不能填补已往的窟窿。

顾雏军的并购,其实用不了多少钱。我在IBM做的讲座《以案说法谈中国企业》中,就谈到过顾雏军的并购:收购目标是上市公司;目标公司的股本结构比较多元;花3亿左右,收购20%左右的法人股;不求做控股股东,但是一定是最大股东;然后是一定要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获得公司的控制权。顾雏军总是以较小的收购成本,运作数十倍于此的资产。

但是,获得控制权的收购成本虽低,但运作成本却是高昂的。什么叫“国退民进”,那是政府从此不再为企业背包袱。在银企关系中,有没有政府居间平衡,是大不一样的。从顾雏军的收购目标来看,顾是期望通过收购一系列上市公司,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与再融资渠道,建构起一个资本王国。但是,收购容易,运作难。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之后,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相互担保、资金挪用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了。顾雏军面对的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当科龙磨盘运转出现停顿后,整个格林柯尔系的危机的爆发,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企业家本分

中国企业家普遍具有泛政治化倾向,不少企业家有“红太阳情结”或“救星情结”。早期的牟其中自不待言,此人阳谋阴谋,连举手投足间,全部都是刻意仿效。本人曾亲耳聆听过多位企业家自豪地称自己养活了多少人。顾雏军手下的得力干将严友松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就在对郎咸平作人身攻击之后,自诩科龙直接养活多少人、间接养活多少人。

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值得褒扬的。但是以此为本钱飞扬跋扈,践踏规则,却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企业家本分”,用来描述什么是企业家该做的,什么是企业家不该做的。

国内有个很不好的现象,叫“商而优则仕”。企业搞好了,领导被提拔去当官,或者给个人大、政协的官衔。现在又出现了企业家兼职当市委常委、副市长,从人大政协的虚衔演变到了权力机关的实职。这种做法会诱导、促使企业家去追求政治特权。

官、商身份上的一体化,虽然在短期内能为企业提供保护,免去来自职能部门的干扰与合法伤害,但是从长远看,却使企业家远离其本分。企业家就是商人,按商业规则行事,而非按政治规则行事。从商、从政,两套规则体系是完全不同的。

顾雏军有两场著名的官司:一是状告瑞银华宝的张化桥,二是对郎咸平的诉讼。这两场官司,特别是对郎的诉讼,让顾雏军彻底失掉了公众同情心。

媒体的负面报道,对企业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张化桥对格林柯尔的分析文章,导致了一场质疑顾雏军是否虚构业绩的大战,在这场争论中,格林柯尔股票市值蒸发了10多亿港元。恼羞成怒的顾雏军旋即把张化桥告上法庭。从此,顾雏军一有对己不利的评论,立即出动律师。顾雏军频繁发讼,这行为本身并没错。但用打官司,甚至人身威胁,来堵塞评论,却是大违企业家之本分。

企业是营利组织,但始终具有社会性。企业的产品在社会上销售,产品的质量、价格、安全性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或该产品潜在购买者的利益。尤其是上市公司,股票在社会上流通,公司的经营状况更是关乎股民、投资人的钱袋。所以,企业没有也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政治特权。上市公司,本质上叫“社会公众公司”,这是全世界都确认的基本规则,即使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从来没有公开否决过这一条。

我经历过的一件事,说明顾雏军在追求不受批评的政治特权方面走得有多远。

2001年11月,我应广州一财经媒体之约,写了一篇《审视格林柯尔―科龙并购案》,文章经过所有程序,将要出报之际,给临时拦了下来,原因是该报总编接到省委宣传部的指令,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一律不准见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文后来于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国研网见了天日,北京格林柯尔一位总裁高级助理,在电话中说我的文章非常客观、公正。当时,顾雏军的财富故事正遭受空前猛烈的质疑,顾氏制冷剂的功效、格林柯尔的业绩虚构等等,全部被翻了出来。

我的看法是,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涉嫌商业欺诈是一回事,而格林柯尔收购科龙股权是否合法是另一回事。特别是有媒体指称格林柯尔收购科龙涉嫌“空手套白狼”、“国有资产流失”,更是牛头不对马嘴。顾雏军收购科龙确实是出钱了,钱的来源是通过出售其名下的格林柯尔股票,这可以证明收购行为不是空手套白狼。而国有资产流失说,更是无稽之谈。科龙是民营企业,怎么说也跟国资扯不上关系。在我看来,顾雏军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批评要有点专业精神。打个比方:你不能因为某人涉嫌抢劫,而指控他根本没有做过的罪。

跌倒在哪里?

郎顾之争,是顾雏军的滑铁卢。

张化桥可能嫌口水战、打官司之类琐事太烦。而有心要做财经界谢霆锋的郎咸平,却是见猎心喜。郎咸平并非仅仅针对顾雏军发难。在郎咸平的国资流失名单中,有海尔张瑞敏、TCL李东生等等,但张、李等都只是作了一些非常低调的回应。顾雏军的暴跳如雷正好是郎咸平最最希望得到的反应。

来自顾雏军方面的律师函和媒体访谈内容中,充斥着对郎的人身威胁和人身攻击。这是顾在接下郎的试应手后输的第一招。在郎顾之争中,顾方的情绪性反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这场争论参战者越来越多,逐渐演变成一场全社会的大争论。这场争论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互联网民意调查中,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二是国资委对大型国企的MBO刹车。

这场大论战中,除了少数几个屁股高于脑袋的学者外,从民间到管理层,普遍反感顾的飞扬跋扈、过激反应。而最有可能同情顾的企业家阶层,也在怪罪顾,这场争论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许多牵涉国资的并购与MBO被中止了。

郎咸平的支持率如此之高,实质上是折射出了一种转型社会中的民间情绪。这种情绪是对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越来越高、马太效应越来越显著现象不满的,可遇不可求的宣泄机会。

而顾是引发这种民间不和谐情绪汹涌的肇事者,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才是顾雏军现在这个结局的深层原因。

(作者系资深企业战略专家、产业评论家,多家股份公司独立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