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座城市都有“作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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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书店———“麦家理想谷”4月23日正式营运。该书店集书店、咖啡馆和写作营于一体，给文学青年提供免费食宿，“为某些未来作家提供成长通道”，让人敬佩。

这种帮扶方式早有国际先例：法国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美国艾奥瓦城的国际写作计划，被誉为世界文学青年的庇护所和乌托邦。它们对大批文学青年伸出援手，其中包括海明威、乔伊斯以及王蒙、莫言、毕飞宇等。这些振兴文学的星星之火都源自民间，确属难能可贵。巧合的是，法国和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数分列排行榜前两位。

2006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作家供养制度恐怕一时是不能取消。”这话引发了“作家是否应该由纳税人供养”的争论。前不久，莫言获得“诺奖”以及可以预见的高额版税收入，再度引发了大众对作家供养制度的讨论：作家并非没有收入，为什么还要纳税人供养？“被供养”的专业作家们鲜有回应，反倒是莫言作品的瑞典翻译陈安娜挺身而出：“在瑞典，读者每次在公共图书馆借一本书，国家要给瑞典的作家一定回扣，一次几毛钱。这种回扣中有一部分直接给作者或译者，作为写作补贴。”《中国青年报》报道：美国高端媒体每千字的稿费在750到2000美元之间，而中国国家级报刊的稿费为每千字100元人民币左右。由此观之，国外或许不会直接给作家发工资，但他们优厚的稿酬制度、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以及对作家利益分配的倾斜，已经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作家劳动的维护和尊重。

当然，官方对文学的发展并非无所作为，中国作协每年资助几十位重点作家，省作协会扶持几位重点创作对象，但对于浩浩荡荡且普遍贫困的创作大军，这无异杯水车薪。2005年，以《步步高》声名远播的著名作家李春平先生回到故乡安康，安康市政府便每年拿出50万元设“安康市文艺精品创作奖”，对精品艺术成果予以奖励，已经颁发三届，效果良好。2009年的《陕西省文学普查报告》指出：神木县仅为文联的期刊《神木》每年就拨款25.5万元，还制定了《神木县文学艺术成果奖励办法》和《有特殊困难文学骨干签约创作制度》，每个月发1500元生活补助，为生活困难的文学创作骨干解决后顾之忧。县委书记郭宝成亲自为《神木》杂志供稿。2010年9月，“中国作家第一村”在东莞市挂牌成立，为进驻作家提供创作补贴、新书宣传、开办讲座等优惠条件。作家签约在莞创作，合约期一般为12个月到18个月，每月补贴创作经费3000元。国外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村和艺术家村，如意大利的圣塔·马达伦多，但“作家村”在中国尚属首例。

对于作家创作而言，“中国作家第一村”及神木的创作补贴堪称扶持典范。因为过程资助远比结果奖励重要：奖励是让已经生产出的文化产品得到鼓励，对创作的扶持和资助是让还没有形成产品的计划变为现实。显然，后者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值得提倡。官方和民间不仅要关注文学生产的结果，还应该关注文学生产的过程。

还有两则关于文化发展的大新闻。《福州晚报》载文：东莞市决定安排5亿元资金，作为扶持文化艺术精品的创作生产。《广州日报》报道：福建省拟斥资30亿元，将林语堂故里打造成世界级文学小镇。不知这些投资是否有益于文学生产者，我们拭目以待。

尽管麦家是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上榜作家，但“理想谷”的容量毕竟有限。笔者期待，中国能有更多的成功作家，像麦家一样参与振兴文学发展的计划，多打造一些像“麦家理想谷”这样的读书与创作的基地，为未来作家提供一些帮助。

当然，文学发展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官方力量的注入，通过财政预算，或者鼓励民间资本，为文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供给。官方与民间上下联动，才能把文化事业发扬光大。

如果每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的“作家村”、“莎士比亚书店”、“麦家理想谷”，这不仅能汇聚无数的文人墨客，更能激励后人承袭书香，传递文学的血脉。在喧嚣的尘世中，我们便可以多保留一点清雅的书香，多存留一份文字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