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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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郁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文人艺术家的敏感、脆弱和神经质，本来是人们见怪不怪的事，郁达夫的文章，大体上都是一种叙述体。他爱用第一人称，爱写自己的身边小事。他有许多作品，几乎完全是他自己的日记与行踪录。
侧重个人体验，表现自我，没错，但在和妻子闹意见后，自扬家丑，登报声明，郁达夫算得上古今中外第一人。刘海粟评述说：“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
暴露到底
当年风华正茂的王映霞经不住郁达夫的穷追不舍，嫁给了这个文坛才子。
住在上海时，一次，王映霞的同窗好友刘怀瑜偶来沪旅行，她到旅馆看望。一别多年，共叙旧情，畅谈不觉达旦。这本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郁达夫眼中却成了非常事件，他对王映霞大发脾气，离家出走达半月之久。更荒唐的是，他还写了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影射妻子和刘怀瑜搞同性恋。这无疑给王映霞以沉重的打击，她开始觉得自己实在不了解郁达夫这个人了，她在自传中写道：“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但令王映霞始料未及的事还在后面。
郁达夫南下福州时，王映霞和幼子在兵荒马乱中流离辗转，孤苦无依，遂与许绍棣建立了“亲密关系”。
流言蜚语传到身在福州的郁达夫耳朵里，他多次催促妻儿赴闽未果，急忙北上找王映霞“算账”。当他在丽水发现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时，怒不可遏，他将这些信件批量影印，扬言要作为“打官司的凭证”，还请郭沫若来勘查“现场”。王映霞受不了郁达夫的狂轰滥炸，携细软躲到一个朋友家。郁达夫急火攻心，竟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曰：“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启。”还致电致信给当时的浙江军政府，请求帮助寻找王映霞的下落。
郁达夫的举动无异于自扬家丑，这让王映霞陷入尴尬境地，顿时变得没脸见人。事情最后在亲友的调解下黯然收场，王映霞写了悔过书，郁达夫则登报声明是自己“精神失常”，发生了误会。
但郁达夫并没有就此罢休。虽然依旧爱着王映霞，但许绍棣事件让郁达夫脆弱的神经大受刺激，妻子的背叛郁结在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折磨这个为了一点点小事也要大发感慨、一唱三叹的敏感文人的心。
1938年，郁达夫到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职，王映霞随行。恰逢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向郁达夫约稿，他竟然写了一组《毁家诗纪》，共20首，并附以详注交给《大风旬刊》。其中详细描述了他与妻子感情破裂的过程以及妻子和许绍棣的“丑事”，暴露了许多在别人看来难以启齿的私密家事，充满了对王映霞的攻击和侮辱，甚至把妻子以例假为由拒绝与他同房，不日却夜奔碧湖与许绍棣同居的事也公之于众。
《毁家诗纪》一时成了大家争相传看的特大新闻，王映霞忍无可忍，经多方调解无效，最终与郁达夫分道扬镳。
郭沫若说：“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
病态恋慕
郁达夫经常借着酒精的麻醉来压制强烈的性苦闷，最后甚至演变为到妓院里去寻求刺激、宣泄压抑。他自嘲道：“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雪夜》）
那时，郁达夫与王映霞已成婚，夫妻二人与朋友相约到普陀岛上避暑，结果两人却一前一后分头到达，大家甚为不解，询问他们为何不一起来。原来,郁达夫那天本来约好与妻子同行，结果在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稀里糊涂地上了开往普陀岛的船。王映霞正在家着急，却接到郁达夫的信说已经先到了。朋友打趣说：“映霞嫂，这次达夫是醉走普陀，可别让达夫下次醉走青楼啊！”这虽然是玩笑话，但可知，郁达夫的狎妓并非什么秘密。
郁达夫的好友易君佐在《我与郁达夫》一文中曾记载了郁达夫的病态心理：
“一次进城在一小巷见一杂货店的老板娘坐在门口，尚有几分姿色，便凑过去买针。老板娘拿出一支新针，他不要，他指明要她头上的那枚旧针。安庆之俗有以旧针治病的，老板娘并未疑心。接着郁达夫又要买小手帕，新的也不要，要她襟间那片旧的，老板娘于是有些疑心了，但看他不像个恶人，便将手帕让出。郁达夫得此二物后欢天喜地地回到学校，跑到自己的卧室用针刺破面孔和手指，将血液在小手帕上放在鼻孔前拼命地嗅，且越嗅越香。”
当年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时候，王鉴于郁已有家室，怕自己成为受人唾骂的“第三者”，有意回绝，朋友也劝王要坚决回避郁。但郁大才子的激烈言辞让王女士不敢“轻举妄动”：他说自己就快要死了；说自己的爱朝不待夕，“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说自己准备到法国去了却残生，以断了对王的念想；还说王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王映霞对朋友说：“倘若断然拒绝他，结果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招来意外。”
二人喜结连理后不久，不知是出于“暴露癖”，还是为了宣扬自己的胜利成果，以填充内心深处的自卑感，郁达夫把记载着追求王映霞的详细过程的私人日记编成《日记九种》交给北新书局出版发行，曝光了许多自己和王映霞的隐私，让王映霞很难堪。
早年的贫贱生活给了郁达夫深深的自卑，这让青春期的郁达夫对异性的追求极端地自我压抑，他对异性的恋慕，终其一生都带着过分的狂热和病态的色彩。
刘海粟说：“达夫小说中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是变态心理的产物。”
源自卑微
郁达夫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支持一家人的生计，生活经常捉襟见肘，无奈之时只能东挪西借，受尽亲朋的白眼。郁达夫的自卑、怯懦与此不无关系。
早年在家乡上学时，小郁达夫觉得自己的布鞋与校服不配，一定要让母亲给他买一双皮鞋。母亲囊中羞涩，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只好厚着脸皮到鞋店去赊账。每个店家都是一开始热情招待，但一听说要赊账立刻翻脸不认人，下逐客令。郁母最后无奈，准备当掉自己的衣服，给儿子买皮鞋。母亲拿着衣服从后门走出去的疲惫背影，深深刺痛了郁达夫的心，他抱住母亲的腿，大哭着说自己再也不要皮鞋了。
贫穷，让金钱在郁达夫的心中留下了浓黑的阴影，他难以克制地寻找各种机会向它复仇。
一次，他请朋友到饭馆吃饭。酒足饭饱之后，侍者过来结账，只见郁达夫不慌不忙地脱了鞋，从鞋底掏出一张钞票递给他。朋友满脸惊讶，问道：“郁兄，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呀？”
“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郁达夫得意地说。
在福州任省府参议时，一天，郁达夫新领了工资，回家把钞票撒了一地，然后疯狂地在上面用力践踏。也许是动作太大，把楼下的房东太太都给惊动了，看到她的房客在房间里面目扭曲、狂躁不安，她被吓坏了，认定他是精神病发作，赶忙躲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说自己是“自卑狂”。郭沫若说“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好友郑伯奇则在《怀念郁达夫》中回忆他，说“他多少有点神经质”。
郭沫若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郁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所批驳，认为郁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
艺术家多少有些神经不正常，郁达夫虽然不是真的得了神经病，但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为了考取公费生夜以继日地学习，用脑过度。他的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加之弱国子民的自卑、青春期的苦闷，天性忧郁敏感的郁达夫曾患上刺激性神经衰弱症。
郁达夫曾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雪夜》中写道：“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郁达夫的生命正如海上泡沫一般，绚丽、脆弱、轻灵、飘然易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