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音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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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楠（华中科技大学教师）

回应《姜明安：在赋权与限权间找平衡》

《行政强制法》是对权力进行规范的一部法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则会对公民权益和公共秩序造成伤害。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所以如何运用法律和制度进行限权，关系到国民的切身利益。

在没有结构性制衡的条件下，依靠法律的制约就显得尤为重要，包括《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在内的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规，实际上是在加强私权，捆绑公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正如文中所说，有法律不代表有法治，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已经有无数的呼吁，但步履维艰，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只能是审慎的乐观。

徐逢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区域经济学家）

回应《中国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

基尼系数反映的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超过0.4，就越过了国际警戒线。国家统计局有专门的调查组，在全国3万多个地方设立调查点，每年都会进行调查，前些年没有公布，可能是因为调查出来的数据太大，怕引起社会不满。前些天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要落实惠民政策，重提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可能是这次基尼系数公布的原因。

基尼系数可以对城市和农村分别计算，但如果要反映全国的状况，必须进行城乡统一计算，正视收入差距的问题。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工业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很高，而农业的增长幅度较小，我们跟一些西方国家不一样，它们实行农场制，农民有很多土地，机械化程度高，农民跟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小，而我们的农村一户只有一两亩地，且劳动力水平较低，所以他们的收入跟城市差别很大。要缩小城乡差距，政策必须在二次分配上向农村倾斜。

杨葵（海南大学在读硕士）

回应《“乌坎转机”开启地方治理新思路》

“乌坎事件”充分反映了我国部分地区基层政权和治理、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部分基层政治生态。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民主意识的提高和政治心理的成熟，以及政府以民众合理诉求为社会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媒体舆论引导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自信的、开放的、务实的政治心态。

成云（广东博士俱乐部职员）

回应《现代牧业污染触目惊心七成牛奶供应蒙牛使用》

人们常说中国的许多产品标准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些产品几乎包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其中的问题并不都是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因为同一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外销的竟要比国内的质量好，已不是新鲜事。

邓永枢（广州移动公司员工）

回应《蒙牛“失蹄”致癌门》

奶质量问题是政府监管部门与企业责任感缺乏共同作用的结果，监管部门应该就乳业频频出现问题制定相关采购和生产标准，而采购、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各个环节少不了企业的把关，监管部门与企业责任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