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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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葛优、巩俐主演的《代号美洲豹》是张艺谋通俗化的试水之作,人财两空后,他又回到了《红高粱》的路数上。直到2000年的《幸福时光》,张艺谋的电影始终是拍给文化精英看的。而从新世纪的《英雄》开始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的电影是拍给官方意识形态看的。
如此才能解释,在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活着》遭禁映之后,他还能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演,代表官方向世界展示一种中国风采,《英雄》等一系列电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宽容与盲从
北京奥运开幕式不会仅仅因为谁有一个世界级导演的头衔就让他放手一搏。张艺谋在《英雄》等一系列电影中所表现出的对宏大、规整、精致、包容的掌控能力之强有目共睹。我个人猜想这可能是张艺谋对特定受众的一种自我证明。
如果以上的逻辑成立,那么大众对张艺谋的电影就一直是错位的解读。从《红高粱》的石破天惊,到《秋菊打官司》的左右为难,再到《幸福时光》那观众惯性的热情,撇开最初的冲击性不谈,大众很难说出张艺谋的电影好在哪里,差在何处。
《红高粱》最初在专业的评论界被叫好,斩获金熊奖放大了其社会效应,但是意蕴的挖掘始终在文化精英的专业阐释中,大众则更好奇那些高粱地里的媾和。好在看明白的如获至宝,不明白的可以附庸风雅,所以即便张艺谋坚持自己的精英化路线,评论也不至于激烈,艺术电影嘛,个性无敌。文化精英在报纸上没头没尾的定性代替了大众鲜活的感受,张艺谋的艺术品牌正是在这种宽容与盲从中建立起来的。
直到《英雄》出现,人们开始坐不住了。以前是文艺电影,不妄下论断属于藏拙,现在号称商业电影,拍得光有个漂亮的空壳,大众就不免口诛笔伐了。本以为世界级的导演,拍个商业片能让人明明白白耳目一新,但齐整的暴力机器气势雄伟地高喊“大风,大风”却把人的心吹得拔凉拔凉的。其实这是没弄明白《英雄》究竟是拍给谁看的。《英雄》的规整,《十面埋伏》的精致,《千里走单骑》的包容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宏大可能只是张艺谋作为奥运开幕式导演的自证与练兵,是向特定的受众展示自己的实力。本来就不是拍给你看的,你嚷嚷什么?
功夫在画外
我个人始终觉得,第五代导演的亮相之作大多是上个世纪后期思想解放的影像化表现,真功夫其实在影像之外。张艺谋的《红高粱》以先锋作家莫言的小说为蓝本,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让人文气息浓郁的李碧华当编剧。而有些先锋作家所表现的精神诉求,时至今日也并未被大众所真正了解和理解。
张艺谋对《红高粱》的解释:“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但在观众那里,生命的喷涌与自由则表现为旷野里的,酒坛前的撒泼。张艺谋的一套话语的知音只在文化精英群体之中。前者表现的是冲破压抑,而后者则深挖造成压抑的根源,这其实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种响应。
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的理论界对谢晋的电影颇有微辞,理由无非是谢晋电影的粉饰和其背后的长官意识,《红高粱》的出现正是一种反拨,所以它才在理论界掀起波澜。这一背景,普通的观众当然不清楚,但张艺谋应该知道其中的奥秘,而且他肯定明白《红高粱》的获奖决不是因为巩俐的宽衣解带,而是浸淫其间的形而上。所以在刻意倾向普通观众的《代号美洲豹》不被买账之后,张艺谋马上回到了精英化的路线――没有票房还不如专心去冲奖,处在事业上升期的人大都敏锐而急促。
《红高粱》选择莫言的小说是成功的关键。莫言是先锋作家中对欲望表现最为彻底的一个。儿时的莫言,饥饿是他最大的敌人,为了填饱肚子煤渣也不能放过。在写作之后,莫言在纸上宣泄与歌颂欲望。挣脱束缚后生命的健康舒展,在刚从禁锢中走出来的人们那里产生了共鸣,这是《红高粱》被大众接受的心理基础。
其后又选择了刘恒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其实这些作品的探讨更加深入,只是并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实际情况也是大众对这两部电影无处下嘴。出走美国的学者李 (陆伟民)曾指出:“一部写的是地主的性生活,一部写的是农民的性压抑,但在骨子里却殊途同归地指向黄土地上那种充满和占有欲的和性满足。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种满足,是以《菊豆》中的饥渴作注解的;而《菊豆》中的饥渴,则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获得了满足。”李点到了张艺谋的罩门,他其后的分析更加大胆,而张艺谋拍起电影来也确实越来越大胆。
何处见英雄?
《英雄》出现的时机不免让我充满猜测。
在1999年拍完《我的父亲母亲》后,张艺谋就接受北京奥申委的邀请拍摄申奥宣传片。当时一切都不确定,而且也有朋友劝他说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一邀请,这说明他对拍摄这件事本身并不反感。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一件大事儿尘埃落定,好戏却刚刚开场。
2002年12月14日,《英雄》公映,全球1.77亿美元的票房绝对让制片方乐得合不拢嘴,而西方世界对《英雄》的肯定让张艺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知道除了财富之外,这还意味着什么。
这里不得不提到几个关键的人物。
张伟平与张艺谋的合作始于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活着》之后的张艺谋不得不学着“收敛”。但现在看来,当时他并没有彻底地转型,而是始终在妥协中坚持,妥协是电影的背景越来越模糊与温馨,坚持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我表达,精英化的道路有偏离但未转向。
1995年,巩俐结婚了,新郎不是张艺谋。无从考证这对他心理的冲击,只是其后电影的片名《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怎么听怎么像自说自话。但最实在的是在失去了巩俐这块金字招牌后,海外片商立即削减了张艺谋的电影预算,《有话好好说》原本2600万元的投资马上缩水到了1000万元。
这时,张伟平为哥们儿两肋插刀,提出要投资这部电影。据说在地产界摸爬滚打的张伟平总会不失时机地向张艺谋灌输一个观点,就是“在中国做电影你一定要跟政府合作,要去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需求;你不能觉得你是多大的艺术家,是世界级的电影大师,就可以不顾中国的国情。”张艺谋对此自有一番消化。
《有话好好说》的海外发行曾经找过香港电影大鳄江志强。他是真正的“中国大片之父”,《卧虎藏龙》、《满城尽带黄金甲》、《霍元甲》、《色戒》等等背后都有他的身影。在看过《有话好好说》后,他什么也没说就消失了,直到多年后张艺谋拿着《英雄》找到他,他知道这才是真正赚钱的生意。
《英雄》最初只有几千万元的投资,江志强把这个数字拉到了2.5亿元,并坚持要用最强的明星阵容。巨额的预算误打误撞开启了一个中国电影的商业化时代,张艺谋却可能心有旁骛,观众一相情愿的解读其实是事后诸葛,毕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大多存在于《三国演义》那样的虚构之中,真实的生活从不是单行线。
2.5亿元是结结实实红彤彤的人民币,加之北京申奥成功,张艺谋拍摄的申奥宣传片得到肯定,所有的机遇走到了一起,他知道真正的机会来了。就像江志强说的,《英雄》“这个电影不是拍给大陆观众的。”他说的是《英雄》要打入海外市场,而对张艺谋来说,这句话的意思要复杂的多。《英雄》不负“艺”望,既迎合了意识形态,又展现了张艺谋把握全局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这些标准与什么不谋而合想必大家都清楚,那谁还敢说它只是一部单纯的商业电影?
《英雄》的初试啼声之后,《十面埋伏》极尽精致,《千里走单骑》的温馨考验了包容性,《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是各种仪式化元素的大杂烩。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是在说两个字“我能”。
在最重要的任务完成之后,《三枪拍案惊奇》才是真正的商业大片。剧本是几百万美元买的科恩兄弟的经典之作《血迷宫》,演员有当红炸子鸡小沈阳。我们不会在其中看到贾樟柯《世界》那样毫不妥协的坚持,也不会看到李扬《盲山》那样任谁也逃脱不了的悲怆。有趣的是《三枪拍案惊奇》在上映之前就已恶评如潮,这其实是思维惯性在作祟,没有搞清楚――这次是真拍给大众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