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就业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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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不管是在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性上，还是在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上，主要新兴市场都已具有系统重要性。

过去20年，美国某些可贸易部门的价值和职位数量都获得了增长，而其他部门虽然价值有所增长，职位数量却下降了，因为低增值部分的工作岗位转移到了海外。两相抵消，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岗位增长数量可忽略不计。

美国经济之所以在2008年前未出现明显的失业问题，是因为不可贸易部门吸收了大部分新增劳动力。如今，该部门的职位数量增长已难以为继。财政状况不良、地产价值重估及消费不振，美国面临着长期结构性失业的前景。

一种对策认为市场结果定会让所有人长期受益。但这一观点并不受理论和经验支持。以美国为例，虽然融入全球经济使得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不少，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所节约的支出一定能补偿就业机会减少的成本。

另一种对策承认分配影响，但坦然受之，因为这是效率和开放的代价。根据这一观点，替代对策，也就是放弃相对开放全球经济中的有效市场体系，要差得多。可能确实需要在收入水平和分配以及就业机会数量和范围之间做出选择。挑战在于怎样最好地转移利润激励，以改善分配效应。

我们可以采取多重措施。在经济的供给端，国家可以投资或与私人合作投资于实物资本、制度、人力资本以及支持经济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总体看，这些投资能提升私人投资回报，增加就业机会。实施有利于投资的税收改革并消除其中的复杂性和低效性大有裨益。

总体来说，高价值增长和薪酬的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程度。囿于可贸易部门的范围，更高和更好的教育并不能保证此类工作岗位能大大增加。

由此看来，私人激励和社会目标虽说不十分吻合，但也不完全相反。就低成本、跨门类的劳动力而言，跨国公司能获得充足的全球供给，因此在高收入国家的可贸易部门进行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投资得不到多大收益。但目标合理的公私合作投资能降低私人技术投资的成本，从而改变激励。

基础设施投资能直接增加就业，并改善多个部门的竞争力和效率。在当前财政吃紧的现状下，公私合营应扩展到这一领域，发展中国家提振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大量经验。

重振制造业竞争力要素绝非易事。一旦一个行业流失了熟练劳动力、技术制度，就很难将其找回来。长期政策应包括一项针对各部门在各人力资本水平上的竞争力和就业潜力的动态评估计划，以增加市场产出、完成社会目标。

大多数国家会将公共资源投资于那些能巩固人力资本和技术基础，从而增强竞争力的资产。这种做法不会也不应停止。在最终与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能增加世界各地生产力的全球竞争就是良性竞争。

在一个以国家为主要决策主体的世界中，全球体系要保持相对开放，必须小心治理和引导，使其不但能增进效率和稳定，还能保证好处在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平等分配。

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就业能随增长强劲复苏，那么对开放全球经济的政治支持就更容易维系。但由于可贸易部门正朝不利方向发展，而不可贸易部门制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也在告罄，因此更可能的局面是即使增长回到正常水平，失业也将维持在极高位置。在这种局面下，政治会走向分裂和极端，保护主义“解决方案”会大受欢迎，从而危害全球经济开放。

幻想市场自己解决分配问题是不明智的；收入分配的演化和结构大体上是市场激励的结果。所有国家都必须将处理包容、分配和所有权作为其增长和发展战略的核心。

保罗・萨缪尔森曾说过，为了追求好东西，可以牺牲一些效率。他是对的，不管在道德、实际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对的。

作者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