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工厂”到“亚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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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危机的正确做法,不是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驱动,而是发展服务业

刚刚从距广州30多公里的顺德回来。那里曾经是秀丽的僻静乡村,今天已变成繁华的工业区,工厂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可以说是整个亚洲经济的缩影。在过去几年间,亚洲各地建造越来越多的工厂,生产出廉价的产品,然后出口到发达国家。但是,随着金融危机逐步扩散到亚洲,亚洲人在担心,出口会进一步下降到什么程度。

近几十年来,出口一直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早在19世纪,日本就首先认识到,如果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就可以用赚取的外汇去购买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然后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竞争。随后,一些日本学者率先提出了“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theory):当某一经济体的生产成本条件改变时,某种制造业就会被迫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经济体,整个产业迁移过程就像大雁在结队飞行时所呈现的“V”字形。具体到亚洲,日本作为“领头雁”,是最先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然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接下来,产业链又进一步转移到“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目前,东亚集中在纺织品、电子产品和消费耐用品的生产上,印度逐步在IT软件服务方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成功,一方面,使得许多亚洲国家逐步积累财富,最终富裕起来;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持有大量美元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事实上,财富已体现为一张张纸币,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大幅贬值。财富货币化的过程使我们变得更脆弱,而不是更安全。这就是说,当亚洲国家为了推动出口、赚取外汇而砍伐森林、破坏环境、污染河流,并最终因环境恶化而付出高昂的医疗费用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随时可能贬值的纸币。

英国《金融时报》已经发表了各类文章,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那么,亚洲人是不是也应该在欧美客户深陷危机之时,深入思考一下亚洲供应链的未来呢?许多刚刚摆脱贫困的亚洲人不大可能成为大哲学家――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饭碗和孩子的教育。从整个亚洲来看,我能感觉到农村民众的不满。他们的孩子到城市寻求生计,有的却成为性工作者,有的则沉溺于吸食。另一个侧面是,在许多亚洲城市,新建的大厦有着罗马风格的柱子和镀金的法式家具,不少公寓和旅馆看起来都像是世界顶级设计师菲利浦史塔克用钢铁和玻璃设计出来的杰作。

虽然亚洲的中产阶级都向往拥有美国流行电视剧中那些千万富翁的大房子,但是,很显然,中国和印度的23亿人再也不可能享有那种生活方式。因为如果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恐怕全球的资源早已枯竭。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亚洲的汽车和西方国家一样多,石油价格将不会是目前的每桶50美元,而会达到创纪录的每桶200美元左右。由于石油等各种原材料,在总体供应上仍然存在诸多瓶颈因素,如果不能运用市场手段和宏观经济政策对价格总水平加以有效引导,让人忧心的通货紧缩,就很容易转化为让人更加担忧的通货膨胀。

历史告诉我们,无节制的消费是在浪费我们自己有限而宝贵的储蓄。消费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们必须以一种生态上、财务上可持续的方式来消费。因此,当前,亚洲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正确做法,不是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驱动,而是要从那些消耗大量资源、产生污染的加工生产制造工业,转向发展高质量、低消耗的服务业。

粗略而言,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它不仅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资源消耗较低,带来的污染也较小。我们改善健康和教育的服务质量,增加媒体和娱乐产业的供给,这样,并没有破坏环境,却强健了身体、丰富了精神生活。概言之,我们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要在不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生活质量。

不过,发展服务业并不能够一蹴而就,同样存在诸多先决条件。以欧美相对成熟的金融服务业为例,从本质上说,泡沫破裂涉及数量过度增长和价值过度下跌的问题。银行业在创造货币和信贷的同时,却忽视了人们更关心的其实是生活品质和诚实正直的价值观念。因此,要发展服务业,就必须具备诚实的价值观,就必须关注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

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是相互信任,以及为我们的家庭、国家和环境服务。真诚的信任和优质的服务,才会带来真正的双赢。不恰当、无节制地生产和消费,只能导致零和博弈,最终败坏的则是整个地球。当人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时,没有赢家。■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