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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片活化石黄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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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干净的浅蓝色衬衫,戴着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黄百鸣真人和电影里一样,喜感十足。

编剧出身的黄百鸣表述能力极佳,语调像说书人一样抑扬顿挫,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被他演绎成了跌宕起伏的段子。作为香港电影行业的“活化石”,由他编剧的《搭错车》、《最佳拍档》、《何必有我》和《阿郎的故事》将4位男主角送上影帝宝座,其中包括周润发。他迄今创立了3家公司:“新艺城”是1980年代香港电影的传奇,鼎盛时期逼得老牌寡头邵氏和嘉禾联手与其抗衡;“东方电影”和“天马娱乐”均成为娱乐产业少有的实力派,登陆港交所成为上市公司。

与行业一起成长,在港片全盛时期怒放,新世纪再创佳绩,黄百鸣的演艺人生就是一部香港当代电影史的缩影。

票友明星梦

用业余时间,以一种业余态度进行创作,自然得出一个业余结果。

回忆年少时的偶像,黄百鸣笑言其明星梦很大程度上受到“关师傅”的影响:“我年轻时很喜欢看电影,最爱看关师傅演的黄飞鸿,很小就梦想当明星了,16岁的时候拍了很多‘靓仔’照片,寄给香港所有电影公司,都石沉大海。”

影星没有做成,黄百鸣曾想去当歌星,他去参加歌唱比赛,选了一首演唱难度很高的歌,结果刚唱完第一句,就被人按铃“叮走”了,“从此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不会唱歌的。”

明星梦碎,17岁的黄百鸣中学毕业,在姨丈的引荐下,前往洋行工作。“什么是洋行?当时香港是英国政府统治的殖民地,洋行指的老板是外国人。”

黄百鸣在洋行的履历相当不错,在工作的第二家英国洋行,成为4个中国籍经理之一:“其他3个经理一个50多岁、一个40多岁,只有我20多岁。”他没有近视,从那时起就习惯佩戴没有镜片的镜框。由于他的订单和出货量迅猛增长,黄百鸣在洋行平步青云,很受赏识。提及这段经历,他谦虚地归结为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订单像雪花一样从英国飞来,我的部门一下子从最差的部门变成最好的部门。”

业余时间,黄百鸣组织了一个话剧社,每晚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彩排:“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我差不多演了十年话剧,尤其喜欢改编国外一些著名话剧,莎士比亚、法国喜剧之父莫里哀等人的作品都改编过。当年积累下的功底,日后对自己的戏剧创作有很大帮助。”

在香港话剧界闯出名气之后,黄百鸣开始兼职电视台编剧,从小作品写起,直到有机会为自己偶像关德兴写作黄飞鸿的剧本,且收视率不俗。电视台的工作让他站在了香港影视的第一线,与这个开始腾飞的行业并肩成长。很多今日如雷贯耳的大明星,在那个时候与他一起摸爬滚打,结下了友谊。他向《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记者回忆了一个小片段:“片场有个术语,叫做‘尸体埋位’,就是让扮演尸体的人过去躺好演尸体。在‘尸体堆’里出了很多大牌。当时有个演尸体的人,我们都说他长得帅气,他的名字叫周润发。”

名气越来越大,黄百鸣开始想拍自己的电影:“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漩涡》,凑了20万港币启动。当时我很兴奋,写的剧本穷尽所能,其中有飞车又有火车追捕,杀手从一个车厢跳到另外一个车厢,打得神乎其神。30年前的剧本,即便与现在好莱坞的剧本比,也是伯仲之间。”

不料,精心构思的剧本让制片人犯了大难:“他跟我说,只有20万制作费,去哪里弄一列火车给你拍?我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准备亲自出马找当时香港铁路局局长,让他借我一列火车!”黄百鸣当时不只是年少意气,全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是做了充足功课:“见到铁路局局长,我一上来就跟他说自己要拍电影,希望能借一列火车,还不等局长问,我就告诉他香港有一条小铁路,只是清明时开放,供市民拜神,平时那条路是封闭的。我只让局长借我一列火车和一个司机,他同意了。”

火车的大难题解决了,电影拍完后需要主题曲,黄百鸣想请香港乐坛教父、创作《上海滩》主题曲的顾嘉辉作曲:“当时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于是我又毛遂自荐,他马上答应帮我谱曲,我来写词。曲和词都有了,我要找最红的歌星唱。当时最红的歌星就是徐小凤。我不认识她,又去找辉哥,他马上答应帮我约。”

就这样,处女作《漩涡》在黄百鸣千般心机、万般激情之下诞生了,最终票房惨淡,黄百鸣认真检讨,“我们整个团队用业余时间,以一种业余态度进行创作,自然得出了一个业余结果”。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去洋行的高薪工作,彻底投身电影行业。

喜剧之王

亏第一次,老板可能会听你辩解;亏第二次,你就再没有机会。

经过十余年摸爬滚打,黄百鸣找到地产商“九龙建业”的投资,在1980年9月与香港影坛大腕麦嘉、石天创办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与邵氏、嘉禾三足鼎立,开创了香港当代电影业的盛世。回望创业的艰辛,黄百鸣感慨万分:“当时我们的经营思路,用一个成语概括,就是战战兢兢。幕后大老板确实有钱,但是亏多了绝对不行,拍什么都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会员“长江七号”是黄百鸣多年好友,特别理解黄百鸣彼时的心情:“从创立影业公司的一刻起,他不再是纯粹享受创作乐趣的编剧,而是要全盘考虑资金、回报、运营、团队协调的制片人。亏第一次,老板可能会听你讲档期不好、宣传不够等辩解;亏第二次,你就再没有机会。这就是电影圈的游戏规则,残酷非常。”

为了抓住宝贵的第一次机会,黄百鸣再次利用圈中的好人缘:“我们都说第一炮,一定要找一个大导演,就找了已经签约嘉禾的大导演吴尚飞。首部电影《滑稽时代》由麦嘉亲自出演,是一部向喜剧天王卓别林致敬的电影。”其所说的“吴尚飞”,就是现在的吴宇森。

电影《滑稽时代》制作成本只有100多万港币,票房收成接近600万港元,在八十年代初的香港,该票房成绩实属震撼,新艺城随之一炮而红。其时,吴宇森的东家已知道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拍戏,吴不能再为新艺城指导新片,就向黄百鸣推荐了另一个新锐导演——徐克。可是,黄百鸣对徐克心有顾虑:“听到徐克的名字,我们都很担心。徐克当年在圈内出了名的叫好不叫座,只是出于吴宇森的推荐,我们和徐克合作了电影《鬼马智多星》,同样是搞笑片,邀请了两个歌星当主角。这部电影让徐克得到了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198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利益分配和创作理念分歧,新艺城“三巨头”各自为战,公司在1991年解体。其间,黄百鸣致力于家庭贺岁喜剧,在1991 年创建了东方电影集团,第一部创业作《家有喜事》即收获票房4890万港币,打破香港华语电影的票房纪录。

1990年代,香港电影进入黑帮片的鼎盛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成名大腕未参与黑帮片的制作。不幸的是,黑社会染指娱乐圈的状况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因素掣肘,香港电影行业盛极而衰,用黄百鸣的话说,“由1995年到2004年成为港片的黑暗年代,整整10个年头。”

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电影年产量从顶峰时期的每年300部滑落至2002年的60部,票房收入从高峰时的1.7亿美元跌到4500万美元。大量优秀的电影人转行,“新艺城三巨头”中的麦嘉、石天一度退出演艺圈,专心炒楼投资,只有黄百鸣仍旧坚守在影业,初心不改。

据“长江七号”分析,黄百鸣之所以可以熬过香港电影的漫漫寒冬,其一,与其擅长的类型片有关,“成功的喜剧片,特别是在贺岁档期,永远拥有无限的市场潜力”;其二,则是黄百鸣本人历经七十年代的功夫片洗礼、八十年代的喜剧片运作,在电影圈资历深厚、人脉广博。

其间,黄百鸣一直密切留意整个大中华区电影业的发展动向,“我一直在等机会,只是没想到,要等这么久而已。”

内地淘金人

内地市场就像一座大房子,要进大房子,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黄百鸣等的机会,终于在2003年到来,当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黄百鸣为香港电影抓住CEPA的“黄金机会”,出力良多。据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回忆:“为了把握这个机会,我和黄百鸣等香港电影人一起去北京,提出要将电影行业纳入CEPA范畴。”

作为最先品尝“头啖汤”的香港电影人,黄百鸣没有选择最拿手的喜剧进军内地,而选择了功夫片:“好莱坞的《功夫熊猫》给我冲击很大,完全一个中国题材,被外国人拍得登峰造极。我认为中国人对民族的认同意识变得更加强烈,渴望自我认同和外部世界的认同,功夫片就是中国电影敲开世界的一扇门。”

黄百鸣以香港武侠作家梁羽生撰写的《七剑下天山》为蓝本,改编成电影《七剑》,于2005年7月上映,取得空前成功。该片香港斩获票房八百多万港元,内地则收获八千多万人民币,是香港票房的十倍。同时黄百鸣慧眼识珠,与实力派武打明星甄子丹签下三年合约,又拍摄《龙虎门》、《导火线》等叫座合拍片,羡煞香港电影同行。

据“长江七号”回忆,黄百鸣当时仍然感觉美中不足:“功夫合拍片票房都很好,但他(黄百鸣)想要塑造一个像黄飞鸿、霍元甲一样永不磨灭的形象,一个影坛的武林奇迹。他跟我说,现在中国人需要一个新的民族英雄,刚好传奇人物李小龙的师傅叶问从来没有人拍过。”该片最终在中国内地斩获1.2亿票房,香港取得2500万港元票房,掀起一阵叶问拍摄狂潮,并获官方推荐为优秀影片,叫好又叫座。其后,2009-2012年,黄百鸣又连续制作一批其所擅长的贺岁剧在内地狂揽数亿票房。

客观地说,香港电影“北望神州”,借内地东风再次腾飞的大势下,成功的合拍片寥寥无几,“水土不服”是香港电影人制作合拍片时最常抱怨的话题。对此,年近古稀的黄百鸣表现出一种较许多年轻导演开放得多的心态:“不拍合拍片,你就拍不到高水准的大片,现实就是如此。内地市场就像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房子,以前不给你看,现在给你机会看,但是要脱鞋进去,这是房子主人的规矩。既然要进大房子,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香港电影人要把思路拓宽,电影不只是拍给香港人看,而是要拍给整个中国、拍给世界看。”

历经起伏,电影圈繁华看尽,黄百鸣想着将来退下来,公司就交给子女接班:“我曾希望他们不要进这一行,不要重蹈覆辙,让他们去加拿大读经济,但是儿女仍然钟情电影,乐在其中,我的公司就是为他们铺铺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长江七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