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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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差”,主要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状价格差。通俗说,即政府通过价格杠杆,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压低农业产品价格,从中获取差价,积累资金。改革开放以后,“剪刀差”一度呈缩小态势。一来,是农产品的市场化,不再完全受制于政府定价;二者,工业具备了自我积累资金的能力。而且,长期的“剪刀差”政策导致农业衰退,农村凋敝,农民贫困,与强国富民的现代化目标愈来愈远。所以,国家调整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免除农业税,还对农户种田给予一定经济补贴。农民的日子比过去有了改善。人们意识到,中国要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自由和富裕,终将是一枕黄粱。

跨入新世纪,情况有所逆转,旧的“剪刀差”去了,新的“剪刀差”又来了。新“剪刀差”的突出表现有二:

第一,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打着城市化的旗号,公开或变相掠夺农民的土地,从中渔利。用厦门市规划局长赵燕菁的话说,“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转见2010年9月5日《现代快报》)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即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又通过拍卖方式高价卖出,赚取巨大差价,来维持财政运转,推动GDP增长。据说,我国的城市化由1978年的不足18%,发展到现今的48%,有4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可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仅得到一个虚幻的“城镇户口”,既在经济上遭受大损失,又使他们成了“三无”(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社会保障)人员,未来生活,前途茫茫。在“圈地”、“囤地”中发横财的,只是房地产老板和某些官员。他们的日子,恰如顺口溜描绘的,“睡觉睡到自然醒,成堆美女抱着亲,别人加班我加薪,数钱数到手抽筋”。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迫使上亿进城农民工不得不以超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农民工的劳务价格,低廉得只能用勉强糊口来形容。经济学家郎咸平以“说出来你别睡不着!”的数据,对比了中外劳工的报酬差别:德国第一,每小时30美元;美国第二,时均22美元;泰国是2美元;中国只有0.12美元,列倒数第一。(转见2010年第5期《杂文选刊》上旬版)工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17年间减少了13.7个百分点。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占GDP的60%以上。(见2010年第8期《同舟共进》)这固然有农民工的文化技术低、创造价值小的因素,但都是扫大街的清洁工,美国人每小时工资120元人民币,中国的农民工呢?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又没有医疗、养老保险,还在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受身份歧视,有时连那点可怜的血汗钱还讨不回来,要以爬电杆、跳楼的方式吸引媒体关注,进而维权。是农民太贱,还是政府嫌贫爱富,不主持公道?尤令人不平的是,农民工建造的城市商品房被官商合谋炒出“天价”,再去掠夺城市居民的财富,使他们沦为“房奴”或“蚁族”。新“剪刀差”就这样把农民、市民剪得惨不忍睹!

英国的“圈地运动”曾被莫尔比作“羊吃人”。我们的新“剪刀差”,大概只能叫做“权吃人”或“楼吃人”,而被“吃”的“人”中,以农民为最。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的他们,在新一轮的城市化中,又将继续蒙受大出血、大牺牲。如果说发展经济有“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其“核心竞争力”难道仍是不断地掠夺农民?原始积累,在劫难逃!农民的命运也是中国的命运。农民太苦,中国能好吗?以人为本,自当优先考虑农民、普惠农民。

鲁迅在谈到自称对社会负有“伟大的任务”的人时说过,“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对侈谈“土地财政模式”的赵燕菁之类官员,与其要他们备一本笔记簿,倒不如摘去其乌纱帽,让他们去做农民或农民工,尝尝被新“剪刀差”痛剪的滋味。那时,或许他们才会说人话。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