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研究应用领域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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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国外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领域已从传统的产业组织经济学扩展到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关系型契约等多个领域。本文对国外交易成本经济学在这些领域的实证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希望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参考。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mpirical research fields of abroa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have extended to the marke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other fields fro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conomic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abroa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in these areas, and hop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ur study.
关键词: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研究;应用扩展
Key word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empirical research;application extension
中图分类号:F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2-0006-02
0引言
近年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除了产业组织经济学这一传统的主要领域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与商学相关或不相关的领域之中。
1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市场营销领域的应用
一体化的问题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早期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研究主要是考察制造企业向供应方发展的后向一体化问题,后来逐渐转向了前向一体化的决策问题,从而走向了市场营销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转向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如Anderson and Schmittlein(1984)以美国电子工业的垂直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是利用外部销售商(相当于市场交换)还是使用直属雇员作为销售人员(相当于一体化)的决策问题。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绩效评估的难度和企业规模对一体化的可能性有正的影响。John and Weitz(1988)的多行业研究同样地发现,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与企业前向分销一体化正相关。此外,Weiss and Anderson(1992),Dutta et al.(1995),Murray and Kotabe(1999),Rialp et al.(2002)等研究都认为交易属性与企业前向分销一体化的决策相关。Stephen et al.(2009)认为供应商-分销商关系中的协调成本是保障与适应的函数,其协调成本产生的过程是情景独立联系和情景嵌系两者的结合[1]。作者利用美国和日本的平行调查数据对其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不管国家情景如何,分销商的专用性投资都直接导致了协调成本的提高,表明分销商通常对机会主义行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专用性资产保障的考虑增加了交易成本。
2交易成本经济学在财务管理领域的应用
财务管理文献中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两大流派。第一个研究流派探索的是治理结构在分散或降低财务风险中的角色作用。Benmelech et al.(2005)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方法考察了债务融资(debt financing),发现商业财产贷款合同的利率随资产的不可重新部署性(nonredeployability)而递增。Villalonga and McGahan (2005)利用股票估价而不是债务成本作为最优风险配置的指标,检验了金融市场是否会以其它的治理形式对交易(以收购和联盟代表)采取不同的反应[2]。作者以事件研究法分析了股票市场对于1990至2000年财富100强成员公布的9,000多起交易的反应,发现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治理形式对所有的交易类型都是最优的,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企业自我选择最能反映特异交易权变性的治理结构。第二个研究流派考察的是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equity financing)的选择问题。Williamson(1985;1988)认为,债务和股权是两种可替代的治理形式,最优的融资方法取决于资产的特征――尤其是其不可重新部署性。债务接近于市场组织模式,当资产专用性低的时候,优选债务融资;而股权等价于内部组织,当关系专用性投资更为突出的时候,优选股权融资。Balakrishnan and Fox(1993)对Williamson的命题进行了明确的检验。作者假设:企业使用债务融资与现存资产的不可重新部署性正相关,而企业的研发投资(可能创造无形的、企业特有的技术诀窍)不大可能使用债务融资。研究结果强烈地支持了上述假设。其他的几个实证研究也互相印证了资产专用性与债务融资负相关的结论(Kochar,1996;Mocnik,2001)。Inderst and Muller(2003)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逻辑考察了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企业使用内部和外部金融契约的情况,发现企业使用“集中”契约通过总部为多重项目筹集资金,而使用“分散”契约通过外部资本市场为个体项目分别筹集资金。集中化能够提供某些好处,包括利用高现金流的项目的超额流动性为低现金流的项目购买延续权,但是也会伴随一些特别的成本,如缺乏资本市场的约束和一般说来较低的平均生产率。
3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会计领域的应用
在会计学领域中,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应用主要是对会计政策与签约行为之间关系的考察。例如,对债务契约(debt covenants)的研究强调了缔约各方是如何考虑并应对会计规则中可能出现的变化的。债务契约的假设坚持企业对会计方法的选择为的是将松弛引入债务契约约束条件之中。没有这种松弛,如果规例改变,要求使用新的会计方法,那么企业就可能发现自己违背了它们的债务契约。Mohrman(1993;1996)提出,企业可能事实上预见到了这种规例变化的可能性,并通过对会计方法更为完备的规定来保护自己。这些会计方法将用来决定契约的遵守情况。Mohrman对债务契约的讨论在 Warfield et al.(1995)的研究中得到了扩展,他们考察了管理者所有权(managerial ownership)与会计程序的选择问题[3]。在吸收 Williamson(1964)、Jensen and Meckling(1976)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探索了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如何既影响到会计盈余的信息忠实度又影响到管理者的会计程序选择的。作者假设,当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时,签订契约是为了约束管理者追求非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因为这些契约包含了对管理者行为基于会计方法的约束条件(如债务契约和公司章程),所以公司管理者会修改会计报告的数字以减轻这些条件的约束。作者分析了1,600份会计报告,发现关于会计程序选择的管理决策与管理者所有权逆相关,会计盈余在解释股票收益中的信息忠实度随管理者所有权而增加。
Warfield et al. (1995)的研究认为,可以利用雇用契约(employment contracts)来缓解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Beatty et al.(2002)则认为,债务契约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两项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基于会计方法的契约约束鼓励管理者利用可得的会计程序去减轻约束或者从事非价值最大化的行为。这种认为更大的管理者所有权是一种控制这些机会主义倾向的机制的观点,与 Williamson(1964;1985)对劳动组织的讨论完全一致。Mohrman的研究同样与Williamson (1996)所设计的有远见的签约(farsighted contracting)一致。
4交易成本经济学对关系型契约的实证研究
对契约条款选择问题的研究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两大主题之一。关系型契约不同于正式契约,它是一种不可能由任何第三方强制执行的非正式契约,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企业之间(横向的或者纵向的)。在对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的响应、促使供应商提供非正式议定的最佳产品或服务等方面,关系型契约可以避免正式契约的一些局限。为了避免契约的刚性,交易伙伴可能有意选择不那么完备的契约,留出预期绩效中的某些方面不作明确的规定,而是让私人执行(private enforcement)机制来保证这些项目的执行。由于关系型契约不能得到事后的证实,只能是自我执行的,因此这种未来关系必须是具有足够大的价值,以至于任何一方都不希望违约,因为交易伙伴会将违反关系型契约所得的短期利益与长期损害进行比较。关系型治理借以减轻交易风险的机制可以是经济的(计算货币方面的成本效益),也可以是社会的(基于社会规范和成熟的社会联系的)。
Baker et al. (2002) 利用重复博弈模型研究了为什么发生在企业内的关系型契约与发生在企业之间的关系型契约会有所不同,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4]。他们设定的研究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行为是不可观察的(即具有道德风险),而结果是可以观察的但是不可证实的(即具有不可缔约性)。他们的研究证明,在这样的环境下,纵向一体化是一种有效应对供应价格存在巨大变异性的手段,因为一体化降低了重新谈判合同条款的激励。
Poppo and Zenger (2002)重点研究了以关系性规范为表现形式的关系治理,比如交易伙伴之间的信任[5]。他们指出关系型契约的执行是通过社会过程而得以发生的,这种社会过程促进了弹性规范(使得对无法预料的事件的适应更为容易)、休戚与共(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加便利)和信息共享(使得问题的解决和适应都更容易)。作者对信息服务业的外包关系作了调查,利用调查所得的数据,他们发现正式合同与关系治理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详细规定好的合同支持更多合作性的交易关系,而关系治理有助于克服不完全合同的局限。此外,作者还证明,关系治理和合同复杂性都表现出了较高的交易绩效满意度。Zheng et al. (2008) 讨论了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合作的两个案例,同样证实了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的互补性。
Liu et al. (2008) 以中国家电业为背景,研究了契约机制和关系机制在制造商-分销商关系中的作用。作者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证明了以共同规范和信任为表现形式的关系治理与书面合同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当两种机制同时运行的时候,机会主义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抑制,交易绩效得到了改善。
Nagaoka et al. (2008) 对治理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评估,他们将从公司附属的供应商那里采购看作是买与造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从而扩展了传统的买或者造的决策模式。附属企业是一种典型的日本式战略联盟,也叫做keiretsu(企业集团),是一种关系型契约形式。利用来自日本汽车制造商与其部件供应商的调查数据,作者发现,部件的设计专一性程度提高,企业集团市场采购的倾向性增加,但对企业集团垂直整合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个结果表明,关系型契约能够有效地减轻与专用性投资相关的套牢风险。
除了上述领域之外,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和逻辑还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学、法学、公共政策管理、卫生经济与政策、农业经济与政策等多种社会科学领域中,为解释这些领域中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其中,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在法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管理领域中的应用,成绩尤为突出,与威廉姆森一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早期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法学与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实证应用,主要是关注规制与反垄断,尤其是自然垄断(特别是公共事业)方面的管制问题;而现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正日益运用于更为广泛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相关的问题之中,尤其是规制、政治制度、发展与改革等三大领域。
参考文献:
[1]Stephen, K. K, Rodney L. Stump and Changho Oh. 2009. Driving forces of coordination costs in distributo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oward a middle-range theory.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37:384-399.
[2]Villalonga, B. and A. M. McGahan. The Choice among Acquisitions, Alliances, and Divestitur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26(13): 1183-1208.
[3]Warfield, T. D., J. J. Wild and K. L. Wild. Managerial Ownership, Accounting Choices, and Informativeness of Earn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5, 20(1): 61-91.
[4]Baker, George, Robert Gibbons, and Kevin J. Murphy. 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1): 39-84.
[5]Poppo, Laura and Todd Zenger. Do Formal Contracts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Function a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8): 707-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