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调整与我国境外投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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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调整中，贸易摩擦不断翻新，贸易保护已由惯用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逐渐扩大到了质量技术标准、知识产权问题、汇率、“碳关税”等生态环境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涉及社会道德的评价，已从传统的商品贸易摩擦转向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摩擦。特别是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新战略，直指我国目前出口的软肋。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就在于将商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方式逐步转向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进行全方位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设计。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出口软肋；境外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2－0018－07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导致我国第二产业长期消化不良，很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相当突出。有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有近4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企业产能利用率只在75％以下。在国内市场无力消化过多产能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来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目前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世界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已高达约10％。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约占世界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30％；鞋类出口额约占世界鞋类贸易的25％；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通信设备出口额分别占世界同类产品贸易的23％和20％。机电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的有近40余种，一些中低端工业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了50％。特别是在家用电器、服装、纺织品、日用工业品、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通信设备等领域，我国已堪称“世界工厂”。对外贸易总额，从千亿美元上升到万亿美元台阶，日本用了30年，德国用了25年，美国用了20年，而我国仅用了16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或通过本币大幅贬值，或通过增加各种补贴，或直接推出鼓励性优惠政策等方式，目的是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占领国际市场，力图将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市场竞争新变化
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秉持的依赖大批量产品出口消化产能过剩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面临严峻挑战，国际市场的贸易摩擦将异常激烈。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已经成为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自1979年欧共体对中国糖精钠提起反倾销指控以来，至今我国出口产品受到国外反倾销调查2000余起，涉案产品4500余种。2000年以前，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平均每年约30起，但在本世纪初的2000～2008年，平均每年已上升至57起。对我国提出反倾销指控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已由最初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蔓延。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案件根本没有，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也不足10起。但到90年代之后，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中，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案件就有15起，而在2006年欧盟对华鞋类反倾销案件中，涉案金额更是高达8.49亿美元，此案件堪称世界之最。
对于各类反倾销案件裁定的普遍结果均是征收极高的反倾销税。2005年7月，欧盟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中，自行车为48.5％；吊车及配件为49.6％；碳酸钡为56.4％。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摩擦的程度更加剧烈。2009年11月，美国商务部以计算错误为由，对原产于中国的油井管反倾销税率由36.53％提升至99.14％。2010年1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钢丝层板，初步裁定将征收43％～289％的反倾销税。2010年2月，美国又决定对中国内地产礼品盒及包装丝带，征收超过231％的反倾销税。
仅2009年1年，就有19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03起，涉案金额约为120亿美元。其中反倾销67起、反补贴13起、保障措施16起、特保7起。案件分布国家为：印度21起，美国12起，阿根廷10起，土耳其6起，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秘鲁、多米尼加、欧盟、俄罗斯、印尼、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各2起，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南非等国家各1起。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贸易保护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贸易保护已经从传统的单纯商品贸易摩擦转向了广义的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工具不仅涉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质量技术标准等，同时还涉及知识产权、汇率问题、生态环境、社会标准等。自2008年以来国际环境和温室气体减排斗争又成为新的贸易摩擦的焦点。美国、欧盟、日本都提出对高排放国家产品征收“碳关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之一，一旦“碳关税”制度形成，将对我国出口产品造成更大冲击。可以说，减排问题以及“碳关税”问题将有可能成为我国后危机时代在产品出口方面所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又一挑战。
在激烈竞争和贸易摩擦不断翻新的态势下，中国既不能以贸易摩擦对应贸易摩擦，也不能以贸易战对应贸易战，更不能采取报复和制裁的手段，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摩擦过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是相互依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和则两利，战则两伤”。
但事实上比贸易保护更加严峻的挑战是，来自干后危机时达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它有可能使得发达国家的部分日用消费品在提高科技含量的基础上实施进口替代。
美国政府已提出“要重振制造业，要重新关注实体经济的发展”。奥巴马总统立志要把美国“从一个借贷和花钱的时代转变为一个储蓄和投资的时代；从一个减少国内消费、转变为一个增加对外出口的时代”。由此看来，后危机时代美国不仅会关注高、中端产品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会关注能够解决大量人员就业的低端产品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大了鼓励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种种迹象都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高、中端产品出口领域还是低端产品出口领域，国际市场竞争将会更加激烈。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模式有可能就此走向终结，中美经贸关系很有可能会由原本较为稳定的互补合作关系转为新型的、异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就中美两大贸易对象国来讲，中国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远大于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中国加入WTO以来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美国对华出口仅从2006年起才勉强超过5％。这就形成了美国对于中国经济的约束力要远大于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的约束力。这一不对称的依赖程度无形中增加了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脆弱性。激烈竞争的结果有可能使我国多年来经济发展依赖出口高增长的时代就此结束。
二、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调整
随着金融危机的离去，美国经济将逐渐走出低谷。尽管中美两国贸易结构的非对称性特点依然存在，其美国消费者多年来养成依赖中国消费品的习惯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但美国所需消费品自中国的进口也很难再会呈现像2003－2007年一样的高速增长。奥巴马重
新“关注制造业”的新战略可能会增加科技含量较强的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同时其他国家消费品输入美国，挤占我国原有美国市场份额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趋势必然受到影响。长期产能过剩的中国企业一旦遭遇外需大幅缩减，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将会遭受重创。
世界经济结构在调整，美国的经济结构也在进行战略性调整，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在调整中因势利导、争取主动、尽快适应。
1、外需仍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虽然扩大内需将是我国调整贸易发展战略的重点，但扩大内需是有条件的。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能否从根本上大幅度地增加居民收入；能否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能否让消费者彻底解除消费的所有后顾之忧。此外，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是：我国生产企业现有的产能有一半左右是专门为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国内的消费需求提供设计和服务的。根据相似需求理论，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需求的产品也相似。而我国与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本身就很大(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30倍)，我国国内需求与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在结构或层次上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当国外需求下降时，我国相关产业的这部分产能并不能马上转化为与我国国内需求相似的产品生产。可以这么说，内需并不能完全替代外需。再则，如果国内居民真能增加对出口转内销商品的消费，这也必然会减少对原内贸商品的消费，这就产生了一种外贸商品对内贸商品的替代或挤出效应。由此看来，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完全解决由于外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客观的，并不能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2、继续培育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应作为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历史上来看，曾经以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造就了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日本“世界工厂”的地位。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英国制造业在100多年时间里称雄世界。美国自工业化后，制造业一直是其经济的支柱产业，战后曾一度在全球市场中拥有绝对优势，占到全球制造业份额的40％左右，提供了国民财富的68％。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应继续鼓励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有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升级换代，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对于贸易政策的调整，应着力于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外贸产品的质量和效益。要突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渠道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努力让更多的具有高附加价值、高效益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强的产品出口。
三、抓住资本及产业输出的战略机遇
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劳动力要素、自然资源要素是企业所独有的两大重要比较优势要素。但是，以比较优势要素为基础的贸易结构是非常脆弱的，单靠劳动力、自然资源的要素禀赋是很难获得持久性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这一转化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包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科技创新能力、相关的支持性产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增长的国内需求等诸多条件，这些条件在目前中国国内并不完全具备。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的潜质，企业可以选择实施“走出去”战略，借助东道国与跨国公司的有利条件，实现要素的全球性优化配置，这也是目前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较好选择。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我们已具备了大规模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的资金实力。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537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持有国，2007年末达到15282.5亿美元，2008年末达到19460.3亿美元，2009年末达到2.39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可以体现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外汇资本的严重过剩。将这些大量的外汇储备，要由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逐步转向境外直接投资，对于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缓解我国企业产能过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进而减少国际汇率波动风险，最终促进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要抓住金融危机造成海外某些优质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机会，借助我国目前雄厚的外汇储备，加大对海外的投资与收购力度。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需要，也是规避全球贸易保护的需要。在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同时，要有序向海外转移我国纺织、轻工、家电等传统优势行业的过剩产能，最终实现中国优势产业的全球布局。
由于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许多外国企业的国际合作意愿都很强烈。有些国家(地区)引进外资的政策也相对放松，中国企业要抓住境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尤其要产生抓住并购境外优质资产的紧迫感，尽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多年来，我国一贯奉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但其结果永远是只能获得二流、三流的技术。而企业通过“走出去”直接境外投资就有可能获得在国内无法获得的国际顶尖的技术。
通过境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使我们的企业获取国内短缺能源、资源，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同时还能获取我国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我国经济的发展后劲，最终也能绕开各类贸易壁垒实现我国企业过剩产能的成功对外转移。
2009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与商务部2004年颁布的：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相比，该《办法》旨在减化了境外投资的核准程序，鼓励境内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办法》对于审批、核准企业境外投资采用了更为明确的分类标准。大大减化了境外投资有关核准和形式审查的相关内容，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目标的尽早实现提供了政策支持。
四、资本及产业输出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对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已加快了“走出去”的投资步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这就很有必要对于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进行重新设计。
1、注重投资信息的搜集与分析 由于我们对“走出去”之前的准备工作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一般也不注重海外投资信息的收集，所以对于东道国环境的了解往往也不够充分。企业“走出去”为的是“拿回来”。但近年来我国“走出去”而并没有“拿回来”的企业则比比皆是。目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益的情况基本上可归类为“三成盈利，三成亏损，四成维持”的局面。由于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活动要比在国内的投资活动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因此，企业“走出去”的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除了需要进行必要的投资环境分析、经济可行性分析、风险分析外，还需要对东道国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进行全方位的深入了解，不做好充分的前期调研和准备，仅凭一时的冲动就贸然“走出去”，很可能会让企业在今后的投资活动中遭遇难以控制的风险，进而导致投资失败。
2、合理布局投资结构 就我国目前的投资布局来看，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明显偏少。200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美国、德国、日本的投资存量分别为12.38亿美元、4.72亿美元和2.24亿美元，分别占境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7％、0.6％和0.3％，这对于我国获取全球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非常有限的，有必要进行调整。要抓住危机带给我们的契机，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力度。尤其要抓住我国外贸依存度最大的美国给予特别关注。我们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要有信心，要坚信美国依然是我国消费品最大的消费市场。虽然金融危机爆发使美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创，但美国的经济地位不会由此而被撼动。美国的实力和一系列战略性政策措施的出台，不排除会让这个重灾区最先摆脱衰退，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经济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依然会属于美国。
但在投资布局上也要实施多元化的投资策略。目前，中国境外投资的主要区域基本集中在亚洲和拉美地区。从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亚洲占63.9％，拉美占26.3％，两者合计达90.2％，而非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合计仅占9.8％。在亚洲和拉美地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聚集了投资存量的81.5％，投资区位过度集中不利于风险分散。
就对亚洲的投资来看，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也仅限于中国的香港和韩国。对东亚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非常有限。相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如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中国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已经完全具备了对于这些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技术条件。
在投资方位的选择上，如果能够兼顾帮助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例如，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瓶颈主要是能源、资源短缺的问题。我国人均铁矿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9.5％；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1.3％；人均石油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1％；人均天然气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6.7％；人均煤炭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0％。随着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的不断强化，能源、资源性物资的有效供给将愈加严峻。因此在投资方位的选择上，不妨有意识地选择资源、能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借此可缓解由于资源、能源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3、科学选择投资的目标企业 首先，在投资目标企业的选择中应注意，如果目标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已经步入衰退的阶段，继续投资也很难再有发展的空间，这类企业就不能考虑。其次，要考虑目标企业现有技术的装备情况，一般不要收购那些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企业，因为这类企业缺乏竞争力。同时也尽量不收购那些生产工艺复杂、生产连续性很强的企业。这类企业如果某一关键环节出现问题，则有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断裂，最终导致企业停产，投资失败。除此之外，还要认真考虑目标企业的财务情况，要了解目标企业原有债务的偿还期限和利率情况，弄清楚债权人对债务人是否具有限制性规定，借贷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存在隐蔽性的坏债，防止陷入债务纠纷。
4、强化“本土化”经营战略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频频遭遇抵制、罢工或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企业在海外经营中没有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本土化经营战略的内涵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它包括人才本土化、营销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原材料采购和产品生产本土化等。
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的好处是，有利于尽快熟悉和适应当地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这样能够减少或避免来自企业外部的各种风险。国际上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IBM等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中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其本土化战略的成功实施。
5、选择互利双赢的投资方式 在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独资、合资或合作经营的任何方式。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的投资方式，都要将中国企业自己的利益与东道国企业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努力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原材料采购、零部件采购方面，要以当地企业为优先考虑对象，增强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以及工商界对于中国投资企业的好感，由此提高企业在当地市场的风险抵御能力。此外，还要积极主动承担一些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而东道国自己又无力完成的项目，为东道国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为当地政府解决就业难题的同时做出更多贡献。
6、精心选择并购时机与对象 在企业并购问题上我国东北机床集团的经验值得借鉴，不要急于求成，要有精心选择并购时机的心态，并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东北机床集团在并购美国的英格索尔生产系统公司、英格素尔曲轴加工系统公司和德国兹默曼公司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为优秀的智慧与耐心，使得并购圆满成功。2002年通过并购，共获得96项专有技术、9项专利技术和多个商标等无形资产，技术研发力量以及公司的商誉也得到大大增强。2006年又通过并购德国希斯公司，顺利进入了制造大型数控立式车床、数控龙门铣床和数控落地镗铣床等高端领域。2007年成功并购法国NFM公司，NFM公司是世界上具有完整产品系列、面向全球市场的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制造商之一，其市场份额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二，技术实力极为强大。
7、增强专业人才的深度培训 目前，我国能够参与WTO争端各层面谈判和会议的贸易救济调查官员很少，话语权的力度十分有限。这种情况需要引起我国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要重视专业人才的深度培训，培养中国自己的WTO专家。通过各种途径，在实践中造就一批“懂法律、懂经济、懂产业、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建立和培育一支精通国际贸易法律与实务的专业队伍，提升我国国际贸易与投资各项规则制定的参与度，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总之，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遵守多边贸易体制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的国际通行法则，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境外直接投资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得我国企业的各项境外投资项目都能做到更加公正，也更加有效率，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企业，既能够“走出去”也一定能够“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