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校成为人生幸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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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在杭州市上城区进行课题研究，内容涉及教师在校园中的“幸福度”。作为老牌名校，杭州市上城区胜利小学(以下简称“胜利”)自然是重点研究对象。
研究人员向全校教师发放了问卷，调查包括教师的工作焦虑程度、自我认同、对学校的认同等方面内容，由这些指标最后综合评价出教师的幸福度。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大家原本都以为“胜利的幸福度不说在区域里排前列，但至少是中等以上”，但让所有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排到了全区靠后的位置。
名校的优越似乎在一刹那消失了。在人们如此看重幸福的今天，这个调查更多了一重社会含义：当遭遇幸福“拷问”时，学校教育究竟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
“危机”袭来，有人会变得一蹶不振，然而胜利的校长张浩强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机会也许就隐藏在“危机”中，它们出现之日，便是超越之时，学校发展由此可能迈向新境界。
这个想法，让他很快镇定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胜利人顶住压力，从危机中寻求嬗变，努力用教育实践书写了一份满意的“幸福答卷”。
“思维方式的小小改变，可能带来长久的幸福”
调查显示，“职业焦虑”大大降低了教师的幸福度，那么教师的职业焦虑究竟从何而来?这是张浩强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那段时间，胜利的座谈会一个接着一个，张浩强仔细聆听着老师们的心声。
听着听着他琢磨出门道来了。
老师们的焦虑主要来源于两点：一个是作为名校教师的较大社会压力；另一个便是自我发展的高要求与现实的冲突——“本来很期待进入这个优秀群体后有更大发展，但身边比我优秀的人实在太多，发展机会反而不如其他学校多”……
社会压力不太好调整，但个人期待却可以调节。
张浩强认为，调节压力不是简单地降低要求，而是要用积极的心态来应对。进一步讲，是用一种积极、正面的思维方式来催化幸福感。
让教师形成这种思维方式，他为此想了不少办法。
首先是要让教师在日常琐碎的工作中也能产生成功感。于是“特色工作申报”应运而生。
何为“特色工作”?
起初，老师们理解起来有些费劲儿，他们觉得自己整日里做的工作如“流水账”般，都是一轮轮重复，哪来的特色?
而张浩强说，正是这种“消极”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教师的职业发展。
他启发道：“换个角度想想，你的日常工作中难道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你针对某个问题怎样去思考的、怎样做的?又获得了什么成效?不用把它们写成长篇大论，只要用小案例的形式描述出来，说清楚就可以了。这不就是特色工作吗?”
为了鼓励老师们申报，他还动用了物质手段——凡是通过申报的，都有研究基金。
老师们似乎悟出点道道来了。
第一个通过申报的是体育老师於斌。
於老师要解决的问题很小：一年级孩子跳不好绳，她很着急。於老师曾想到加强训练、增加训练时间什么的，但在申报“特色工作”时，她灵机一动，想试试把过程性评价的理念用到教学中会是什么效果。
她提出了朴素、直接的解决方案：课余时间学生可以随时去找她跳绳计数。如果这次没有上次跳得多，成绩就不变，这次跳得多了，成绩就立刻增加。不论次数，一星期内都有效。
这个“约定”让孩子们都活跃起来，实验的结果是所有的孩子最后都能跳得又多又好。
於老师的成功对其他老师启发很大，老师们一下子感觉到“原来特色工作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只要换一换思路也能做到”。
思维方式是能被“复制”的。
语文老师毛莲君提出，他们要把这种思路运用到语文教学中去。比如，课标要求背诵古诗70首，但死记硬背肯定不行，过去对此十分头疼。现在好了，他们也可以申报一个“特色工作”——运用“过程性评价”把枯燥的背诵形式变成“趣味过关”游戏：背诵多少首是一级，二级又需要多少首的资格；过关你用了多长时间，我又用了多长时间……大家你攀我比，好不热闹。
毛老师发现，稍稍变一下思维，孩子们哪只能背70首啊?
老师们纷纷申报，路越走越宽。有以个人名义申报的，比如胡珏的“假日小队”、乐薇的“数学小故事”等；也有以团队名义申报的，如三年级的“每月同上一节课”，四年级的“学生音乐沙龙活动”……
张浩强很欣慰，因为“特色工作申报”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打破了老师们的惯性思维，智慧奔涌而出。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成就感反过来又“加固”了积极的思维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就是一种积极的思维状态。这种思维状态一旦拥有，会改变事物的面貌。
“我们开始去想，一件事情，怎样做才会让孩子感觉比较幸福。”副校长胡晓敏说。
于是，胜利的校园内，扣分或粗暴惩罚的方式销声匿迹。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发放“幸福卡”。“例如行为习惯规范，老师只需告诉孩子这张‘幸福卡’对他多么重要，当你对老师、同学有礼貌，当你饭前饭后都洗手时，你的‘幸福卡’就会和你一起‘成长’。”胡晓敏说。
用积极、正面的方式去思考教育，“老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都获得了愉悦的感受。”
“我后来思考，所有的尝试都是值得的，一个小小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可能会为师生带来长久的幸福。”张浩强说。
把幸福紧紧攥在自己手里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教师的职业倦怠实际上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职业发展的方向感差，还有一个就是教学上的可控感差。”张浩强说。
“胜利这个团队要有基本的价值共识，方向感要从价值共识中来。”
共识的达成，不是通过说教，而是活动。在胜利，教师的培训活动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
2011年暑假的培训活动在美丽的千岛湖举行，围绕着“教师的幸福究竟体现在哪里”这个话题，全校教师足足研讨了4天。
学校请来了教育专家郑杰、唐彩斌，还有一位老熟人——胜利小学的老校长、特级教师朱乐平，他们在专业领域内同老师们聊起了自己理解的幸福。
除了专家讲座，还有教师讨论。讨论前夜，每位教师都领到了学校专门购买的《哈佛幸福课》，晚餐过后，老师们都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静地读书。
第二天早上10点整，讨论正式开始。老师们分成了几个小组，互相交流。“幸福只有自己用双手去创造”，“用‘微笑’这个表情来带动幸福情绪”，“幸福可以一分为二地去看，关键还是心态”，“别人的信任，同仁的支持是一种幸福”……交流中大家时常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来。
接下来是小组代表发言。
第三组发言的小伙子叫李亮，是一名体育老师，曾是职业运动员的他，读了这本书后，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昨晚看书知道了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的一句名言：“关上你身后的门。”我有一丝感触，原来我从来都是忘了关门，我总放不下以前的辉煌，自以为了不起……我要对自己说，在希望中憧憬幸福，在工作中体会幸福，在生活中享受幸福。
这个从未在公共场合发过言的小伙子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朱乐平老师点评说，我要给李亮打9分，他用平凡的案例说出了深刻的道理，这叫回归到了人性的本源。
是啊，教师的职业幸福和普通人的幸福一样，都要牢牢抓紧眼前的所有。
培训的最后半天，朱乐平老师“关于幸福的思考”的讲座让老师们又回到了静静的思考状态。朱老师从人的幸福谈到了教师的幸福，又进而谈到了学科教师的幸福；从教师的幸福谈到了学生的幸福，最后谈到了学习的幸福。“要做一个心静的胜利人。”他的寄语为整个培训画上了句号。
在胜利，这样的教师活动数不胜数，老师们不觉得厌倦，因为形式活泼、内容充实，“每一次都像经历一次头脑风暴，一场心灵的洗礼，让我们明白了作为胜利人的责任和追求。”
经过反复磨合、强化，属于胜利的“分享、合作、创造”的价值共识最终形成了。
不断寻找价值共识的同时，胜利人还把目光投向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站的三尺讲台。
胜利教师的平均年龄30岁，年轻人居多，其中有些还是出校门到学校的大学生，普遍对课堂缺乏“可控感”，“往往是精心准备了一节课，结果成效达不到预期，几次下来，他会感觉没劲，积极性越来越差。”主抓教学的副校长陆虹解释道。
提高职业幸福度，就必须在增强课堂的“可控感”上做文章。
而如何才能迅速增强课堂“可控感”呢?
胜利把备课放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提出“从改进备课出发，通过提高备课质量，确保课堂质量，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以前，他们也实行合作备课，同一年级组内每个教师备一部分，然后汇总，资料共享。“这不是合作，而是合成。资料往那里一堆，只是应付，很多根本不能用。”陆虹直言不讳，“教师负担没有减轻，更谈不上以生为本。”
这样备出来的教案，年轻老师一拿到就“蒙”了。
备课必须要改，但“究竟要向备课要什么呢?”
胜利的备课改革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明确、规范备课流程。
他们确定了四个“研究点”：教学的重难点；重难点突破我有什么招；课堂作业怎样设计；课后练习是什么。这样备起课来，指向变得明确了，老师心里有“谱”了。
其次在原有备课环节中增加一个“备课交流会”。
备完课不是一交了之，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听主备老师讲自己的备课思路，大家提意见改进。这样做的好处很快显现出来，“因为有了说的过程，思路更清晰，有了改进备课的余地；最大的受益群体是年轻老师，当拿到教案有不清楚的问题便可以当面提问，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增加了课堂实战性。”陆虹说。
最后是提高效率。
张浩强一针见血地指出，课堂效率不高，问题出在教师没有把时间花在学生的学习指导上。于是，胜利的备课简化了形式上的要求，增加了一些“硬件”要求，比如课堂必须预留8～10分钟的练习时间；课后一定要有难题解析；作业本上的难题，老师备课时一定先做，解析难题的过程一定要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由于许多问题解决在课前，所以到了课堂上，“教师把更多的关注点和时间‘腾’了出来，正好可以进行学情反馈和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张浩强说。
“年轻教师缺乏经验，除了缺少课堂操作的经验，更缺少的是对孩子的了解。备课越是具有操作性，教师用起来就越得心应手，越没有隔膜感，才能把时间花在与孩子的交流上，而不是去关注形式和流程。”
随着一轮轮备课的积累，教案、课件等教学资料也越来越详尽、完备，“这些资料为年轻人的专业成长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样只需1到3年时间，每个年轻人都变成了教学上的‘行家里手’。”
“老师呢，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减少了工作时间，方法上还有援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幸福感就油然而生啊。”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感受到幸福
张浩强经常问自己：教育的出发点在哪里?
现在，他找到了，他说，能让所有孩子在校园里感受到幸福。从这个维度思考教育，学校确实有许多有待改造的地方。
三年级的孩子想进实验室，不行。因为学校规定四年级才可以进，但孩子确实发自内心的喜欢，怎么办?
教学楼大厅里有架钢琴，每天都有孩子上去弹，优美的音乐让不会弹琴的孩子好生羡慕。有一次，一个一年级孩子的家长对张浩强说，我孩子还小，水平也不够，您看能不能让他也上去玩一玩?
这些情况，张浩强经常会遇到。
每次，他总会考虑尽量为孩子“破例”，“我想，最要紧的还是要给孩子提供机会，这未必能改变孩子多少，但至少我们满足了孩子的期望，实现期望的那一刻，他是幸福的。”
然而，仅靠“破例”满足不了所有孩子的期望。于是，张浩强又开始思考“如何能时时处处充分尊重孩子的需要，让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下的幸福。”他要将“破例”变成一种长效的制度。
第一个要做的是改革课程。
大量的校本课程开发出来。以游戏、活动为主的“攀登英语”，学生学得乐在其中；阅读课改成了美文欣赏，而且一定要在阅览室上，“要把更多的阅读时间还给孩子，保证孩子能够都参与其中。”
活动性课程越来越丰富。“孩子天玩，但平时都关在教室里，活动性课程就是根据孩子的需要，让孩子体验在学校自由自在的幸福感觉。”张浩强说。
小孩子们喜欢篮球，体育组马上制订出课时方案，在低年级开出了以大量篮球游戏为主的“玩转篮球”课，每天下午一课时，雷打不动。孩子们对体育锻炼的兴趣与日俱增，体质也慢慢增强了。
春游也被设计成系列课程，12个学期去12个地方，每当这时便是孩子们最隆重的节日……
“沸腾的活动中，孩子能享受到每一天的幸福，也才能拥有积极健康的精神和追求。”张浩强说。
另一个重要的改革是考试评价。
为孩子的幸福负责，面向的是所有孩子，这里面自然包括“两头”的少数孩子。
考试评价的改革让这些孩子有了不一样的幸福体验。
从2004年开始，胜利进行“免试生”评价，这在杭州所有的小学里是最早的。
“依据平时成绩的积累、自己申报、同学的投票，每个班都会评出3到5个‘免试生’。每逢考试的时候，学校会有相应的活动供这些‘免试生’选择，比如说去看看电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陆虹解释道。
后来，经过慢慢发展，最开始比较零散的活动演变成一些有主题的活动。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了校园，走到社会上做一些调查活动，锻炼他们的实践能力。
“免试生”对孩子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后来，这个做法在杭州许多学校推广开来，家长对这一点也非常认可。他们会来问“今年的免试生去哪里活动?我的孩子会不会成为免试生?”
评价改革的另一头牵着弱势群体。张浩强时常对老师们说，我们不能挑孩子，因为公办学校有这样的责任。
“现在临界状态的孩子不少，有一些是智力有问题，有一些是行为习惯有问题，而且人数是逐年递增的。”陆虹介绍。
“如果让家长去医院开证明，考试可以不算成绩，但这无疑就是放弃了这些孩子，意味着老师也不用管他，让他跟班就行了。”张浩强说，“这群孩子，我们更要关注、关心，如果在小学我们就完全放弃的话，毕业后他进入社会连简单的计算都不会，或者简单的汉字都不认识的话，那就可能无法适应将来的生活。”
胜利为此实行了“大手拉小手”计划。新学期开始，由家长自愿申报，学科老师专门针对这些孩子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的学习计划。孩子不能达到同班孩子的水平，于是根据他们的情况，制订学习目标和教学措施，并且每个星期有两到三个小时的单独辅导。学校专门设有12个“个辅室”，对这些孩子的辅导就在这里进行。
到了考试的时候，针对最初给他们制定的学习计划，专门给孩子出一张考卷。考试时，对有行为障碍而无法读题的孩子，学校还配有专门的老师帮他读题。
“如果孩子参加的是统一考试，那么他可能只能得很低的分数，但是在他自己的这张试卷中，很多孩子能考到八九十分。这对学习信心的培养，对他自我的认识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拿着85分的试卷回家，家长感到很高兴，“他们高兴的不是成绩，而是学校的那份关注。”
“我们要争取到六年级毕业的时候，能让他们多认识一些字，能进行简单的运算，以后能胜任一些简单的工作，能快乐地生活。”
有了对“两头”孩子的关注，这样的幸福才完整。
“我有时想，所有的这些做法都不可能让孩子感受到全部的幸福，但我们不能等搞清楚了再去做。”张浩强说。
培养经营幸福的能力
经营幸福是一种能力。它需要自主规划，而不是总在“被规划”。张浩强说，“我认为，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是不会幸福的。今天让干这个明天让干那个，他不会有自己的想法。”
要让孩子能够拥有自主规划的能力，第一关要过的是家长。
家长要么一切大包大揽，要么是过于重视学业规划，而忽视了其他规划。这些都不利于孩子自主规划能力的形成。
怎样帮助家长去理解教育，引导他们关注学业以外的内容，是一个巨大挑战。
张浩强很早就开始改革“家长会”。
他约法三章：考试之前从不开家长会，有意淡化家长对考试的关注。家长会只能开在考试后、放假前，开的时候不能光讲考试成绩，要全方位地关注孩子。
为了把教育的多样性、丰富性展现给家长，加强对话和沟通，除了全校性的家长会，张浩强开起了“自助家长会”。
他把家长会“课程化”。“我们提供信息，这个月要讲的是什么主题，报告给你，你需要就来听，不需要可以不听。”
家长会凭票入场，家长感兴趣时就索取门票，自主选择交流内容。每场只有50张票，最多的时候是200张，但是“去年家长会场场爆满”。
科学老师苏林冲讲的是科学实验对孩子发展的益处，她从小学科学学科的性质、公众科学素养的标准、科学探究的能力等方面给家长作了详细介绍，就“孩子如何学习科学”和家长交流、讨论，家长们听得兴趣盎然。有个音乐老师的女儿非常优秀，于是她就给家长们开起了育儿经验讲座，讲讲自己如何教育孩子……
这样的家长会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每个月都有，十分受家长欢迎，无形中也在改变着家长的观念。
对此，张浩强更看重这个平等对话、交流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结合点去建立起教育的共识，引导他们成为能理解教育又能帮助孩子成长，有方法、有智慧的家长，而不是粗暴地干预孩子的人生”。
让孩子拥有经营幸福的能力，还意味着学校要为孩子提供找到终身兴趣的机会。
胜利在学生社团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社团活动，必须把兴趣爱好的选择权还给学生，不是‘被选择’。”
为此，他们把所有社团都打通，不分年级，所有的孩子都能自主选择参与。小到一年级，大到六年级，要求人人参与，最大范围地参与。
同时，取消所有学科培优性质的社团，像语、数竞赛性社团全部砍掉，以别于校外的营利性培优机构。
社团的目标——只是为了培养学生兴趣。“社团的出发点，不是给孩子多大能力、多少知识，而是让他有机会去发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喜欢的东西。”“我们希望孩子在学校参加的社团，他一辈子都会感兴趣。”张浩强说。
“原来我们还设想，学校要组织个篮球队，从一年级一直打到六年级，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棒的篮球队，这个设计很美好但有功利性。现在我们不这样想了，我们不需要篮球队，我们要的是孩子‘想参与什么就参与什么’，这是他的自由。”
对参与社团的数量，也没有限制——每个孩子都可以参与，可以参与一项也可以参与多项，尤其是低年级，鼓励参与多项，“老师绝不会说‘孩子你没有这个天分，学这个太危险，下次不要来了’这样的话。这个过程完全根据孩子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定位。”
对教师开设社团，兴趣也是唯一的考量标准，“你是音乐老师，可以不开音乐课，开设手工课也可以，这个没问题。语文老师也可以开设摄影课。你可以不专业，但必须要基于兴趣。”
评价要求也相应放低。比如手工课，一个学期下来老师只要教会孩子做一把纸伞就可以了，不用什么严格的教学目标，“只要能把学生的兴趣引起来就行”。
孩子有时候和成人一样，最初在选择时往往会带有功利性，他们会以兴趣“有没有用”来衡量。有个孩子就说，我选择棋类社团，因为它有利于锻炼思维，但进去了之后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点儿也不适合，因为他不是真正喜欢。
这种情况，胜利也主张“孩子想换就换，没有阻力。”
谈起为什么这样做，张浩强有独特的看法，“不能那么早就给孩子定死了啊!”“小学6年下来后，他可能才真正知道自己最喜欢、最适合什么。”
的确，经过自然选择的兴趣才可能成为终身的兴趣。
关键的是，学校要提供这种选择的机会。
胡晓敏说起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校门口碰见了一个胜利的毕业生，说是要找手工社团的辅导老师。什么事情呢?原来，孩子要代表所在的中学参加手工作品大赛，可中学里不开手工课，所以硬是找不到做手工用的割刀。孩子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小学时的手工老师，立即跑回来找老师借。胡晓敏听完学生的回答后很兴奋，说：“好，我这就带你去找老师，把工具借给你。”
“你看，小学他曾经参加了这个兴趣小组，他很自豪自己能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而曾经的小学手工老师也应该感到很成功、很幸福啊，因为孩子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还能够记起他。”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社团里学过摄影的学生，毕业以后还经常到母校和自己的启蒙老师探讨一下，这对学校教育来说，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他以后可能真的会因为你给他提供的选择成为了摄影师、艺术家，哪怕他不是摄影师、艺术家，也说不定这个爱好会给一生带来幸福和快乐。”
“如果这些在小学里就有，对他来说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
这个美好的东西，名字叫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