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采访的“霍桑效应”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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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接受媒体采访会呈现“霍桑效应”

著名记者艾丰认为：“电视的形象性常常给人比文字报道更真实的感觉，但是也不要忽略，‘招摇过市’的摄像机常常没有‘不露声色’的文字记者更能看到事物的原本面目，因为电视摄像机前的人们当意识到镜头正对准他们时，有可能夸大或隐瞒些什么”。①

这段文字包含了新闻采访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记者在进行新闻采访时，当采访对象意识到记者在场时（尤其是面对摄像机、照相机、话筒等），可能会“夸大或隐瞒些什么”。“采访对象可能的夸大或隐瞒”的现象就是新闻采访中采访对象接受媒体采访的“霍桑效应”呈现。

“霍桑效应”（hawtheme effect）是20世纪30年代一些在美国芝加哥的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研究人员发现的一种现象。研究人员最初注意到，当答应给一群装配电话机的女工以经期假、提前下班以及在工作期间供应一餐热食时，她们的产量随之增加。但是，后来经期假被取消并把下班时间推迟，她们的产量仍然不断增长。研究者们起初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后来才认识到，这是由于女工们正在受到研究者的注意造成的。正是研究者们的关注，改变了他们所希望考察的工人们的生产行为。

“霍桑效应”虽然是在科学研究中产生的一种现象，但它几乎存在于一切社会领域。只要是由“受到注意”引起的异常反应，都属于这一效应。在一次采访活动中，采访对象由于受到记者的“注意”，“霍桑效应”就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尤其当采访借助摄像机等介于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第三者”时，“霍桑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到“霍桑效应”在电视采访中的存在：某电视台记者对下岗工人再就业进行专题采访，记者抓着话筒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个摆地摊的下岗工人：“请问，生意还可以吗？”答曰：“好呀，一天赚个十七八块没问题！”……而一俟记者走开，他们便对旁边人实话实说道：“好什么呢？一天赚的还不够一天花的……”有人笑而发问：“那你刚才干嘛说得那么动听？”“唉，记者就是想听这些好听的话，再说，我自己也不能在那么多电视观众面前掉价呀，说自己怎么怎么寒酸，不怕儿子将来难讨媳妇吗？”②

在这个例子里，采访对象（下岗工人）由于受到记者的“注意”（向他提问，让他面对摄像机和话筒），其行为（回答问题）就发生了改变（对记者和对旁边人所说不一致），也就是采访中发生了“霍桑效应”。

这一事例也提醒记者在进行类似街头采访时，单个的采访和非对立的单方面的“民意”是不真实的。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采访到对立的“民意”却有意只取单方面，这实际上是欺骗受众。

那么，采访对象为什么一被记者注意，“霍桑效应”就产生了呢？笔者认为，采访对象担当着自己的原有角色，一旦与记者形成了信息互动关系，双方原有的角色就会发生变化，临时定格为特定角色。但是尽管采访对象在采访活动中被赋予了新角色，他们却依然固守着“自我”。居延安教授认为，每个人的自我都分为四种不同情况（或不同区域），一是人知我知的“自我”，即开放区域；二是自不知人知的“自我”，即盲目区域，在这个区域自己不了解自己，但旁人了解自己，如自己的优缺点；三是自知人不知的“自我”，即秘密区域，也就是个人的隐私；四是自不知人不知的“自我”，即未知区域，如潜意识。记者对采访对象的这种“固执的自我”的认识，一是到达不了未知区，二是不能触及隐私区，因此只能去认识他的盲目区，开发他的开放区了。但是，一个人的开放区的开放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对甲开放不一定能对乙开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开放区域，这取决于开放对象与“我”的关系、与环境的适宜程度等因素。由于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特殊、复杂，所以采访对象的开放行为（程度）也变得微妙起来―――“霍桑效应”发生了。

“霍桑效应”对采访对象的行为影响还表现在可能导致其婉拒采访。采访对象的心理预存立场，或怕出风头，怕露富、怕曝光，或有难言之隐等，都会拒绝采访。采访对象对采访及报道效果的反向预期，也是霍桑效应在采访活动中的突出反映。

采访对象面对文字记者采访的“霍桑效应”

面对文字记者采访，采访对象存在对报道的深层次效果的考虑和顾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报道效果的考虑比面对广播和电视报道会更慎重。这与文字媒体有很强的保存性有关，加之人们都有一个习惯，认为文字信息便于保存，便于查对，便于反复阅读、琢磨，刊登在印刷媒体上，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难以改变，如果说得正确，影响积极、久远；如果出现错误或不实，会成为永远的遗憾，有的甚至难以弥补和挽回。

二是接受采访的心态要比电视和录音采访自然、平和，霍桑效应的影响相对要小。采访对象的受访心理与行为多处于人际交流的常态，没有“第三者”―――采访工具的介入，无需担心自己的仪表形态和声音特质对自身形象的影响。

三是对谈话内容的顾忌小于广播电视记者的采访。由于没有录音、录像，不担心讲话的后果，可以少承担所提供的信息的责任，说话时，可能更放开一些，不成熟的话，有时也能说出来。回答问题可以从容不迫，回答错了，可以及时纠正、完善。而广播电视采访，由于取材集中，要求采访对象紧紧围绕话题作闭合性采访，进行开放性采访，也是点到为止。另外，广播电视采访的引导性强，采访之前的准备尤其是提问的设计更明确、更具体，讲究技巧，现场采访更要随机应变。再者，广播和电视采访节奏紧凑。这些都是与印刷媒体记者不同的地方。

采访对象面对广播记者采访的“霍桑效应”

采访对象接受广播记者采访（主要指录音采访），大多会考虑以下问题：

一是考虑自己的普通话表达能力，担心说话“不标准”，让听众听不明白。所以采访对象在接受录音采访时，会努力把话讲“正”，会过多考虑自己该怎么讲，而忽视讲什么。

二是考虑自己的声音是否优美动听，这样刻意“讲话”，有时会把话讲得变调。以上两种情况是有一定普通话基础的采访对象容易出现的问题，而对于没有普通话基础的采访对象，就不会从语言、语音上考虑问题，直接用方言土语回答问题。

三是会考虑自己的责任，会慎重回答每一个问题，包括担心措辞一旦有错，就会授人以柄，将自己置于被动、不利的地位。所以遇到敏感的、负面的、批评性的报道，采访对象面对录音机，往往会拒绝回答某个问题或拒绝记者的采访。这里涉及一个隐性录音采访的问题，隐性录音采访，只要采访对象不知情，就可能放心地交谈。然而一旦采访录音被报道出来，采访对象就会对记者的行为加以斥责。这是一个矛盾。在西方国家的新闻实务中，主张录音要经过采访对象的同意，我国相关法律尚无此类要求，法庭采访有不准录音、录像的规定，有些采访活动，主办方也提出不准录音录像，但操作起来，均无法律上的约束力。

四是采访对象在话筒前大都有“霍桑效应”的表现，只是程度没有在摄像机前那么明显。因为录音采访，只呈现人的声音的信息，而摄像则显现人的全息信息，对人的名声的授予影响更大，一旦传播出去的是一个有风度、有亲和力、诚恳的形象，则会强化这些概念；而一旦传播出的是一个窝囊的、傲慢的、不诚实的形象，那么，这一形象也会在传播效果得到负强化。

五是有些采访对象在录音机面前，容易紧张，以致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问题的情况，导致采访失败。西方新闻界称这种现象为“话筒恐惧症”。另外，录音采访容易使对方分散精力，话筒、机器的转动声音都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广播录音和电视摄像一样，对采访对象都会形成一定的干扰，录音机一打开，会使人有一种压力感，容易引起心理紧张。遇到这种情况，记者要用正确的态度暗示、作用于对方，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善于组织现场，善于抚慰、稳定采访对象，使对方克服、摆脱对记者、录音机的紧张感，用提问激发他尽早回归自我的状态，忘掉紧张，投入到谈论新闻内容中来，尽量减少录音机给对方的心理压力，分散其对设备的注意力。这需要记者会做心理调适工作，使对方消除对采访的紧张和隔膜，使其现场行为和所介绍的事物尽量保持原貌、客观、真实。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首先在选择录音采访的对象时，注意选择有较好表达能力的采访对象，要求采访对象能较清晰地说明被采访的内容，如果表达能力不那么尽如人意，记者就尽量帮助，提醒启发，通过采访交流，将需要采访对象提供的内容挖掘、确定下来，以使采访顺利进行。如果表达过于困难，就要减少对方谈话的数量，只由对方谈最关键的情节内容、思想内容，对于实在不能回答问题又不是关键的采访对象，则需要另择他人，完成报道任务。

另外要考虑到采访对象的霍桑效应，通过事前的准备和其他采访，以及采访对象现场呈现出来的非语言信息，判别采访对象言语的真实与否和真实可靠程度，有时需在当场核实。

采访时，要选择普通话说得好的采访对象，对于方言过重或听众听不懂的，则要找人翻译讲话，或后期制作时，重新配音提示。对于有口语毛病和不良习惯的采访对象，采访中一定要加以提醒，如果不奏效，也可考虑另择采访对象。

广播录音和电视采访都要求内容集中、主题突出、层次清楚、结构合理，每个提问有明确的逻辑关系，要顺理成章，这样才能有利于报道主题的展开，有利于对方理清思路，清晰完整地回答问题。

采访对象面对电视记者采访的“霍桑效应”

采访对象面对电视摄像机（包括摄影机），会比在文字采访和录音采访时更为紧张。怯场是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现场直播时。害怕说出一些愚蠢或令人难堪的话，也会使一些人不愿上镜头。面对摄像机镜头，不仅一般观众会表现出紧张，甚至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演员和颇有造诣的领导、名人、学者，在镜头面前都容易紧张，也就是所谓的“晕镜头”。

赵忠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记得60年代，我陪一位著名演员作电视讲话，那时都是直播，我本身也紧张，只顾了背自己该提的几个问题，而忽略了与对方建立一种感情上的联系，甚至也忘了交代要注意的事项。在播出中，这位同志紧张得出汗，讲的效果不太理想。节目播出不久，打来电话，批评我们不该把这样一位同志弄得那么紧张。这个批评，促使我醒悟到电视记者的艺德就是要突出对方，让对方讲成功。③

但是也有些采访对象却对上电视情有独钟，表现为有些采访对象看中、乐意接受电视采访。许多地方的领导开会，不管人员是否到齐，也不管会议开始的时间，都会看看电视台的记者来了没有；如果来了，马上就开会，如果没有来，那就再等一等。电视记者仿佛是会议的“最高首长”。这实质上是许多领导喜欢上镜露脸，喜欢当“电视明星”。

电视镜头会给人带来压力，这种压力除了机器对人形成的陌生感之外，主要还是镜头前的人容易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形象以及担心出镜之后的观众评价，担心所谈信息的社会影响。摄像机是一个冷冰冰的“第三者”，采访对象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回答问题，不知是对记者说，还是对镜头说。也就是倾诉对象游移不定，造成注意力分散，考虑问题有多因素干扰。

接受电视采访的采访对象，特别注意自己的仪表、装束、服饰，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有的甚至会在家中提前进行镜前彩排。如果是女士，会挑试服饰，会调整自己的非言语表达行为，也会努力提升自己的声音质量，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现最理想的状态。当然，随机即兴采访是例外。

电视采访与文字采访不同主要在于多少带有一点“表演”的特征。所以，要求电视记者在采访中必须设法制造一种有生气的和睦气氛，让采访对象忘掉摄像机、灯光、时间提示，在生动的谈话中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

如上所述，由于采访对象接受电视采访考虑的因素更多，所以电视采访存在更强的“霍桑效应”。

这里简略提及一下有关网络采访对象受访心理与行为特点。网络时代，利用网络采访已日渐成为一种趋势。网络的特性使得采访对象具有不受时空的限制、匿名等特点，这种新闻的采访手段在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记者和采访对象也许远隔千山万水，失去了面对面的交谈机会，再也不能“察颜观色”，传统采访中的现场感、真实感、亲和力也丧失殆尽。但记者和采访对象的“采访心理场”并没有消失，反而因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而放大，“霍桑效应”也可能相应放大。因此需要记者具有更强的“把关人”的意识。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系教授）

注释：

①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3版）第15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②周云龙：《电视上的假新闻》，《新闻记者》1998年第4期

③朱羽君、雷蔚真：《电视采访学》第20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