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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赋与我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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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新东方名师,今天的学成“海归”:毕业于英国工商管理学院的宋昊带着他的牛津之旅,为人们展开一片新奇的世界。

徐小平:《新东方留学咖啡》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咖啡。从英国工商管理学院刚刚学成归国的宋昊是新东方最著名的GRE老师之一。在国内取得成功很多年以后,他非常坚决地去了英国,现在已经学成归来。宋老师,当时你为什么要去英国呢?

宋昊:其实原因很简单,少年得志让我盲目自信起来,过分的自我膨胀使我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思其所。我觉得自己的能力不但能够搞教学或者教育,还可以向其他方面延伸,所以我尝试了其他很多东西,我开过网站,做过股票、期货市场,但都输得一塌糊涂。这些说明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同时可能我也缺乏一种客观的能力。这是一种真正对未来的把握能力,这种能力超越了我的讲课,超越了我的短期培训。所以我想在更高级的环境下,平静地思考一下自己,取得所缺乏的能力。当然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教过的很多学员都走出了国门,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出去感受一下。

徐小平:但是不出国难道就不能获得这种能力吗?

宋昊: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根据自己的客观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就我而言,到国外深造相对其他人更方便一些,所以我就留学了。

徐小平:可不可以这样说,留学是你在国内享有事业的高峰,然后又遇到了许多挫折后的选择。

宋昊:对,我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去留学。

徐小平:给我们讲讲你在牛津的经历。

宋昊:牛津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现代和古老两种文明相结合的饱含文化底蕴的“小镇”。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教堂、学院、图书馆等等,一切充斥着古老,但是古老中又充满了现代的气息,你也可以看到飞速的宽带,可以看到打扮前卫的少女少男。这是我在北京没有见到的。这是第一,在崭新的环境下感受到一个崭新的人生的感觉。第二,我接触了很多的优秀的个人。以我的班为例,我的班应该是全球最微型化的MBA班级,像美国的可能有2000人一节课,而我这个班是严格控制在140人一节,因为要造成一个大家互相学习的小环境。其次,我的班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一个班,我们的140个人大约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

徐小平:英国学生占多少?

宋昊:英国学生占很少,大约1/4到1/5吧。

徐小平:那是非常的国际化,因为美国的MBA学校绝大部分还是本国的学生。

宋昊:而且当我看到他们背景的时候我非常震撼。他们几乎都是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毕业的。我觉得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真正的全面发展。在我们几十年的传统教育制度下,大多数的学生只是学习和考试的机器,我们最擅长的只是学习和考试。而我的班的同学除了会学习和考试外,还有其他擅长的领域,我们班有4个奥运冠军。一个是奥运会的滑艇冠军,一个是曾经代表过美国棒球队的冠军等等。我们小小的140个人的班里,有5个人在牛津的校队是主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你的能力不是非常超群的话,你会被淹没在天才之中。

徐小平:你觉得你怎么样?

宋昊:我觉得在各个方面和他们相比我都是太一般太一般了。

徐小平:他们的全面发展对你的信心、信念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审视有什么影响?

宋昊: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我去牛津之前非常自信,我教过的20万学生都在国外留学,我考过注册会计师等等,但是去了牛津之后我发现从各个角度我崩溃了,首先是英语。在MBA的课堂讨论上,你会发现我们说的英语是中国式的英语,我们对英语的理解和把握,离那种课堂讨论的要求差很多。我的一个同学,是印度媒体大王的孩子,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出去玩,他写英文小说,当我读第一段的时候我就震惊了。

徐小平: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和他们竞争,怎么和他们比较?

宋昊:我觉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西方人产生兴趣的观念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那点民族的东西,你有没有使他们产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我练散打,当我在迪厅蹦迪的时候空翻了两个跟头的时候,当我把一个奥运冠军拔起来摔倒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中国功夫。再如我从小吹横笛,这也是民族的。

徐小平:这些是兴趣爱好上的,学习上呢?

宋昊:我学习方面是比不上西方同学的,因为毕竟英语不是母语,而且我们中国的商业底蕴和他们相比也有差异。除了震惊之外,牛津还让我真正接触到了所谓符合西方人现代化管理规则的管理知识。

徐小平:这是一种制度呢,还是一种信息或者是一种思维?

宋昊:是一种游戏规则的学习,当然也蕴含着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西方要求有逻辑推理,讲究三段式论证: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

徐小平:你是怎么发现自己的潜力的?

宋昊: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首先我的民族和别人不同的。其次在新东方工作的经历对我的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学习的后半段,它们发生了作用。我的豪气和感染力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当我适应了语言,当我适应了游戏规则的时候,我发觉我是班里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他们从没有见过一个东方人具有如此的感染力。当时班里任何时候的演讲都是我做。这种感染听者的能力是在新东方讲课的时候培养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做一个关于中国投资风险的项目,我做组长,在做最后演讲的时候,我领着6个组员跳到全班的桌子上,在全班140个人的桌子上我们7个人在桌子上走了一遍,一边走我一边领着他们喊口号,这次演讲非常有感染力,取得了成功。

徐小平:非常了不起,中国学生出国最缺的就是表达、交流、沟通的能力。你从新的环境,杰出的同学,学习的技能,最后发现了自己,这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留学故事。在你留学期间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

宋昊:当然有,尤其开始的时候。我每天可能只睡四个小时。

徐小平: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宋昊:持续了3个月。我在国内五年没有生过病,但在牛津我病倒了。有意思的是我们班里每个人都病倒过一次。大家都公认这个项目是全球的最残忍的MBA。我们班有个加拿大同学,毕业于耶鲁法学院,耶鲁法学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学院。他说,当我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看不了的书,没有我参与不了的学府,但现在我才发现这里是个例外。

徐小平:你们班有几个中国学生?都毕业了吗?

宋昊:我们班有7个中国学生,都毕业了。我们班淘汰率挺高的,140个人有将近10个人毕不了业。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个学期我考了6门考试,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残忍的考试,考其中两门的时候我写字写得指甲盖都出血了。牛津是一个非常尊重传统的学校,它不让学生用电脑,考试的时候还要穿长袍。有些传统在东方人看来可能比较荒诞,像如果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带着一顶毡帽从考场门口骑马而过,则代表考场里所有考生这一门科目都过了;如果考场里有一个考生因意外原因死亡,则全考场的考生均可拿到学位。这是牛津对生命的尊重的一种表达,因意外死亡的考生丧失了一个生命的基本权利,大家应该对他表示尊敬,牛津的表达方式就是让他拿到学位,而其他跟他一块奋斗的人也应该同样享有这种荣誉。

徐小平:刚才你讲的是留学对你个人的影响,能不能站在历史的深处,讲一下留学如何改变一个人,留学如何影响一代人?

宋昊:作为泱泱大国的子民,我们既不能自卑,也不能单纯地说国外的月亮没有我们中国的圆。我的态度就是不卑不亢,洋为中用。不得不承认在近代的一、两百年,我们祖国的发展确实是落后于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关键是我们如何迎头赶上,我觉得可以借鉴别人优秀的东西,这就需要有志青年到西方去取经,把西方先进的知识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留学是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