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欲望与恐惧之间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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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莫里斯的情人》根据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的小说《莫里斯》改编而成。该影片不仅聚焦了原著中莫里斯的同性恋意识发展过程，更凸显了莫里斯的情人克莱夫在面对法律制裁和政治前途社会环境的压制下，以异性婚姻来掩盖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性取向转变，着力表现了他渴望同性之恋又囿于传统的痛苦与煎熬。该部电影通过对20世纪初同性恋者生存境遇的描述，折射出社会世俗偏见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与扭曲。
E·M·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小说家， 同时也是位同性恋者。他于1913年完成的《莫里斯》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同性恋小说。由于担忧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和压力，福斯特在临终前的遗嘱中要求该小说只能在他死后才能公开发表。1970 年福斯特去世，一年后小说得以与大众见面。1987年，该部小说由英国唯美派电影公司Merchant-Ivory搬上银幕。在影片《莫里斯的情人》中，导演基本上忠实地维持了三个男性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保留了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对话。所不同的是，小说原著主要记录了标题人物莫里斯同性恋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过程，而影片同时也凸显了克莱夫在面对法律制裁和政治前途社会环境的压制下，以异性婚姻来掩盖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性取向转变，着力表现了他渴望同性之恋又囿于传统的痛苦与煎熬。该部电影通过对克莱夫作为同性恋传统受害者形象的描述，反映了20世纪初同性恋者的生存境遇，折射出社会世俗偏见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与扭曲。鉴于以往文学研究批评对莫里斯一贯的关注，对克莱夫生存状态问题认识的不足，本文将以克莱夫的性取向为出发点，分析克莱夫游离于同性恋欲望与恐惧之间的深层次原因，以期为该影片的欣赏带来一些新的角度。
一、克莱夫的同性恋欲望
影片《莫里斯的情人》的前半段洋溢着轻快而热情的气氛。在思想自由的剑桥大学，莫里斯和克莱夫巧遇，并逐渐产生一种亲密的同性恋友谊。影片的后半部分主要讲述了克莱夫的异性恋转变以及莫里斯所承受的痛苦与煎熬。与原著相比，芬奇（ Mark Finch）和奎特尼奥斯基（ Richa rd Kw ietniow ski ）认为影片的改编实际上是迎合了好莱坞主流情节剧模式，“克莱夫和莫里斯就成了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好莱坞感伤剧中两个‘分裂性的主角’，其中一个屈服于社会束缚和压制， 另一个则为了激情不顾一切”。但是纵观整部影片，不难发现编者最明显的改动在于“将克莱夫定性为一个真正的同性恋者”[1]。
克莱夫是他与莫里斯爱情的引导者。像莫里斯一样，克莱夫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并具有先天性的同性恋倾向。在剑桥大学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内，受古希腊文化纯粹的精神世界（柏拉图式的爱）古典哲学的熏陶与启发，他的同性恋意识开始觉醒，并在满头金发、英俊潇洒的校友莫里斯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安慰。当克莱夫告诉莫里斯“我爱你”时，尚处于同性恋意识懵懂期的莫里斯的第一反应是惊愕与拒绝。但很快，莫里斯沉睡的同性恋意识被唤醒，当天深夜，他从窗户爬进克莱夫的房间，热烈地拥抱住克莱夫，并明明白白地告诉克莱夫“我爱你”，然后迅速地离开。在这里，莫里斯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份歉意，更是一种对克莱夫爱的回应。由于受到所学习的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关于友谊式爱情的影响，克莱夫认为并向莫里斯坦白彼此的关系应该维持在精神层面上。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莫里斯时常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期待与焦虑，但克莱夫却表现得非常克制与理智。这一约定也使得他们能够徜徉于大自然的各个角落，充分享受着彼此带来的精神层面上的默契与甜蜜。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表面上看像是克莱夫毅然斩断情丝、背叛了莫里斯，转向了与富家小姐安的婚姻。但实际上影片仍明确地表现了克莱夫对莫里斯的依恋与难弃之情。只不过在这里克莱夫仍是个典型的柏拉图式同性恋者。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人类有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特征，因此人类最高尚的爱仅存于健美的男性与男性之间。这种男性同性恋应排斥肉体，崇尚精神。古希腊关于爱的哲学强调并没有性别之分，男性之间的更加高贵更加有美感，而美则应该是人们最终追求。在影片中，尽管克莱夫是因为世俗的偏见或自己的政治前途离开了莫里斯，任由莫里斯独自去承受情感上的孤寂与煎熬。但克莱夫并未将他们俩的旧情遗忘甚至抛弃。为了能在精神层面上继续保持与莫里斯的关系，他经常假借妻子的名义，要求莫里斯把他家当成自己的家，或者当做旅馆，并要求莫里斯随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克莱夫听了妻子的话后误以为莫里斯真的有了女朋友，他在惊愕之余似乎是醋意顿生，却在沉默片刻后故作轻松地向其道喜，且要求与莫里斯互吻手背以“两清”所有的新仇旧恨。尽管这样，克莱夫对莫里斯的一笑一颦，无不透露出他对莫里斯的眷恋。只是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与莫里斯不逾越社会的规则，他们就可以永远享受那份爱情的甜蜜。克莱夫完全忽略了莫里斯的诉诸于本性的要求与欲望。看着克莱夫的转变，仍处于爱的泥潭中的莫里斯不能自拔，在所有的努力都无法奏效后，莫里斯最终接受了克莱夫的饲养员斯卡特的爱情与安抚。这种爱屋及乌的爱情模式也最终让莫里斯找到了情感的栖息地。最后，当莫里斯亲口告诉克莱夫自己爱上了斯卡特，并决定离开他时，克莱夫先是试图阻拦和打消莫里斯的非分的念头。当他告诉莫里斯斯卡特已经前往阿根廷时，看着莫里斯，他似乎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当得知斯卡特为了莫里斯而放弃自己的前程时，克莱夫试图想让自己从旧日的与莫里斯的那段情感中解脱出来，但却是徒劳。克莱夫站在窗前，怀里拥抱着正在等待自己的妻子，眼前浮现的却是那位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剑桥金发美少年。莫里斯终于找到了爱的栖息地，克莱夫却被永远地留在对爱的渴望之中。
二、克莱夫对同性恋的恐惧
在原著《莫里斯》中，作家福斯特对克莱夫的异性恋转变原因表达得相当含糊。只是提到一次希腊之行中，克莱夫结识了一名女护士，然后就改变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在影片中，编导将克莱夫选择与异性的婚姻表现为一种生活于恐惧下的个人选择。这种恐惧源于莫里斯的过于执著与热烈，社会对同性恋的偏见以及法律制裁。
莫里斯的热烈追求是导致克莱夫逃避甚至恐惧他们之间同性感情的直接原因。在克莱夫所接受的希腊古典哲学关于爱的教育中，男性之间纯精神的友谊与交流是高尚的。根据柏拉图的观点，“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惟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惟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2]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提出男性的向往更多的应该是灵交、神交，而非形交。“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克莱夫认同了古典主义哲学的观点，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充满激情却又有节制的爱，只有气质典雅者才能理解”。克莱夫追求的是一种纯精神上友谊与享受。而莫里斯则完全不同。在自己的同性恋意识被唤醒并被引入同性恋爱情王国之后，莫里斯追求的不仅仅是那种纯粹属于精神层面的默契。在他看来，两个相爱的人应该是灵与肉的最终结合，因此肉体上的接触，如拥抱、接吻应该是其深厚情感的正常表达形式。克莱夫的躲避经常会让莫里斯迷惑不解。有一次，当莫里斯问克莱夫“你为什么不吻吻我”时，克莱夫坦然地回答道：“我想那会搞糟所有的事情”。克莱夫的爱情是理性与精神层面的，莫里斯对肉体上的向往与沉迷，得到的是克莱夫理性的抗拒与逃避。在莫里斯家的晚宴上，烦躁、郁闷的克莱夫在晕倒之后，没想到却得到了莫里斯的当众一吻，这一吻不仅让克莱夫羞愧得无地自容并放声大哭，更坚定了克莱夫离开莫里斯的决心。因为这对崇尚柏拉图哲学的克莱夫来说，他们的交往只能停留在精神的层面上，只能是思想的交流与共鸣，而这种包括拥抱、亲吻甚至握手的做法实在是“太脏了”。莫里斯的热烈加剧了克莱夫对爱的恐惧与逃离。
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偏见与歧视是导致克莱夫对同性恋产生恐惧之情的深层次原因。在过去的西方，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病态。因“违反天性”以及违反了生育和繁衍的原则，同性恋首先被基督教定为一种罪恶。根据《圣经·旧约》：“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恶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3]因而同性恋者经常受到社会的谴责甚至是宗教迫害。在许多西方国家，同性恋者经常遭到长期监禁或被迫服苦役， 有些甚至被处以火刑或绞刑。后来，随着基督教被立为欧洲各国的国教， 同性恋行为便普遍地被定为一种罪恶。19世纪，随着对精神病研究的发展，“同性恋”又以性心理障碍为名，被列入一种疾病的行列。同性恋由罪恶转变为身体或心灵的病态。英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精神错乱诊断及统计手册》最早把同性恋归类为具有性病态的精神病个性。由于社会的偏见与不理解，同性恋者整天处于极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就像克莱夫向莫里斯最后坦白的那样：“偷偷摸摸的，心里爱着个人又不能说出来。”在对同性友谊的渴望与社会恐惧中，克莱夫开始动摇了。
最终促使克莱夫选择与一位富家小姐的婚姻来为自己庇护的导火线是里斯利爵士被捕事件。在20世纪前后的英国，同性恋不仅被看做是违反基督教道德的，而且要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与刑事处罚。当时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的同性恋行为被判入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影片中，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里斯利爵士与一位士兵在一条暗巷中的亲密行为被一队夜巡的警察撞见而被捕。在待审期间， 克莱夫拒绝了为里斯利出庭作证的请求， 害怕受到牵连并暴露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来。在法庭上，当里斯利被判以六个月的苦役并被弄得个声名狼藉时，克莱夫的脸上呈现出惊恐的神色。在晚宴上，克莱夫在情绪上表现出极大忧郁、恐惧与焦虑， 并出现昏厥的症状。这种突发的生理上的异常因莫里斯当着其母的面给自己的一吻而加重。随即克莱夫出现了哭泣、发高烧的症状。在一次希腊之行后，考虑到这种不为社会认可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家庭、名誉和政治前途，克莱夫坚定地离开了莫里斯，娶了富家小姐安为自己的妻子。
三、结语
作为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对西方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将同性恋定义为不是精神病，也不属于道德败坏。弗洛伊德的论断有利于消除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与偏见。在小说《莫里斯》被改编成电影时，英国已经废除了对同性恋制裁的法律。但思想的解放毕竟是个漫长的过程，相对于处于主流社会的异性恋来说，同性恋者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在一定程度上不被人们所完全接受。影片通过着力表现克莱夫在面对法律制裁和政治前途社会环境的压制下，以异性婚姻来掩盖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性取向转变，不仅反映了20世纪初同性恋者生存境遇的描述，更有利于唤起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同情与宽容。
[参考文献]
[1] 许娅.克莱夫：福斯特笔下的柏拉图式同性恋[J].外国文学， 2010（01）.
[2]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3] 圣经（和合本）[M].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
[作者简介] 杨海霞（1976—），女，河南济源人，文学硕士，华北电力大学英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