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碳金融全景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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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吹来阵阵寒气,但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却正在蓬勃兴起之中。
对于低碳经济,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特雷西・沃斯腾克罗夫特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低碳经济是一张三条腿的板凳,其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政策、技术和资本三位一体的支撑框架。如果缺少任何一条腿,都将导致板凳的不稳。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
全球碳市场在饱受争议中发展迅速,交易模式、制度、产品等基本元素业已成熟。碳市场的参与者也从初期的政府赞助机构、想培养市场的环境顾问、建立策略部门的大公司以及尝试及早取得商业优势的创新企业转变为金融机构、基金、交易所、大型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专业的中间商、服务商等。而中国碳金融也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迅速成长,截至2010年5月12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已达2537个。从这个数字来看,碳金融的浪潮已经来临,各个环节的市场主体将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呢?
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特别专访了国内外多家碳金融参与主体的代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浦发银行投行部总经理助理贾红睿、英国气候资本(以下简称“CCC”)总裁路跃兵、中瑞碳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瑞碳”)董事陈海鸥以及碳金融领域专家徐东胜、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涂永红等。在低碳经济动地而来的当下,力图为广大CFO勾勒出一个碳金融的全景图谱。
银行:一站式金融支持
如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已经很少有银行会否认他们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扮演关键角色,越来越多的银行参与到碳披露计划、赤道原则、碳项目的投融资或产品开发活动中。
2004年,汇丰银行做出成立碳管理工作队的承诺,成为世界上首家实现“碳中和”的国际性银行。事实上,除了少数早期的先驱,国际商业银行参与碳市场相对较晚,比利时富通银行是早期的参与者之一,为客户提供交易、交易对手服务、结算和碳金融类的融资。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商业银行开始参与碳减排的投融资,尤其以在欧洲有运营基础的银行活跃,如巴克莱银行、拉博银行、汇丰银行和荷兰银行等。
由于国际银行一般采用混业经营,所以其参与碳金融市场的活动并非局限于信贷一个方面,更多的是金融衍生品,如基金、债券、期货的开发与交易,以及对碳减排项目的直接开发投资。这是与我国商业银行在碳金融业务上的最大不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提出的三种减排机制中所能参与的只有CDM一个。目前商业银行业不能投资。另外,由于实行分业经营,商业银行绝对不能进行股权投资。因此国内银行参与CDM更多的是指信贷支持。通常在碳金融领域,国内银行扮演的角色是:对上游需要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和拥有技术的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对后者融资相对来说风险要大一些,这就需要银行一要有社会责任感,二要看懂他们。比如,浦发银行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项目牵头融资,成功实施银团融资和CDM应收账款质押相结合的创新融资方式,对碳金融进行有益尝试。
目前国内几乎每家商业银行都可以提供绿色信贷服务。浦发银行是国内最早试水碳金融领域的银行之一。从2005年浦发银行就开始探索这一领域,2008年就 《绿色金融服务方案》。最近三年,浦发银行发放绿色贷款达1000亿元,涉及可再生能源、工业和建筑领域提高能效和污水处理等其他环保项目。2009年,浦发作为惟一金融界发起人加入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联合组织――天津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旨在通过推广低碳金融解决方案。进入2010年,更是正式把打造“低碳银行”纳入发展规划。
在众多商业银行中,浦发银行在碳金融方面显得颇具特色。贾红睿对此颇为自豪,“在浦发,客户可以享受到真正的一站式服务。”
2008年,浦发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率先推出首个针对低碳经济的创新型服务方案――《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具体包括国际金融公司(IFC)能效融资方案、法国开发署(AFD)能效融资方案、清洁发展机制(CDM)财务顾问方案、绿色股权融资方案和专业支持方案,形成业内最全的覆盖低碳经济产业链上下游的碳金融产品体系。
2009年7月,浦发银行成功为陕西某水电项目提供CDM财务顾问,并最终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ERPA)。该项目是国内银行界CDM财务顾问创新成功第一单。预计该项目售碳收入占年经营收入的1/4。
在财务顾问方面,PE投资是其关注的另一方面。作为浦发碳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子方案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方式,可以增加企业资本金和抗风险能力,再融资时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授信额度。
曾有多年碳金融研究的人民大学教授涂永红指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和国外的不同,国内银行占有市场85%以上的金融资源,这就决定了其在中国碳金融的发展中需要承担远比发达国家银行更多的责任。
资本:蓄势出击
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资本是最活跃的参与主体,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主要是指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包括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基金会、捐赠基金、专业碳基金和对冲基金等。
机构投资者认为,许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如环境成本和风险披露、碳税、减排目标、交易都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机构投资者采取多种措施来制度化气候变化问题。如成立的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团体、碳披露计划、赤道原则、气候风险投资者网络等。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的国际投资银行也在不断变更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如高盛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股票估值模型。
达信总裁韦朴认为,作为大的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在管理投资组合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反映他们亲身经历的风险,例如保险公司面对理赔时,这有助于他们开发和管理碳金融市场。一些保险业者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损失记录恶化,随着气候变化更加明显,保险公司不得不重新评估整个行业,并要求对他们的客户风险管理采用更高的标准,开发诸如碳交易的交易对手风险这类的新产品。达信作为全球风险管理专家,制定了一套环境风险管理方案瑞士再保险公司则进一步明确了碳管理的责任范围,如果公司董事或高管没有做出努力减少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他将可能被免去这些责任赔偿保险。
2005年,专业碳基金的崛起备受瞩目,目前国际上购买核证减排量(CERs)的碳基金和采购机构约有50家,是全q球市场减排权证和减排单位的主要资金来源。一般分为政府基金和私募基金,政府基金一般都是由政府参与设立或全部由政府设立,无论运营方式有什么不同,目标都是希望通过CDM项目购买的方式,使国内碳减排量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标准。这类基金源自世界银行的原型碳基金(PCF),不可避免带有世界银行政策的烙印,除了完成本国目标以外,还被要求高质量的减排和降低减排成本。与此不同,私募基金更注重的是减排的目标下利益。
随着碳市场的发展,一些欧洲和美国的对冲基金和私募投资公司早已开始部署资金,部分以持有碳公司股份的形式,部分则以购买并交易碳信用的形式。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有RNK资本公司、Citadel投资集团、MissionPoint资本伙伴公司、Dexion资本公司等。另外,对未来碳市场的良好预期也促使新基金纷纷成立。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吸引了各路资本蜂拥而至。其中摩根士丹利、高盛、加拿大纳德资产管理公司、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国气候变化资本等国际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和基金早已对中国的“碳金融”市场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
路跃兵介绍,CCC是其中最大的一只私募基金,掌管着8.5亿欧元资产,并将一半以上的资金放在中国。目前已经在中国投资50个项目,规模达60多亿元人民币,已支付20多亿元,其余将在未来几年持续投入。而在中国碳交易市场目前总的投资规模中,CCC的投资份额占了10%以上。该基金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是在CDM领域,且绝大多数项目为大型国企,分布在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水电、风电、生物质能、煤层气、垃圾填埋等众多领域。“很多环保、节能减排的项目投资回收期很长甚至不赚钱,而我们的金融手段可以让风电、垃圾填埋这样的项目提高内部投资回报率2%～40%,或者投资回报期缩短至少两年。”不过,由于2012年后政策不明朗,路跃兵表示,CCC相关投资也会进行适当调整。
CCC可以提供三种融资方式,这与国内基金有很大不同。路跃兵介绍,第一种方式即直接买入企业的减排量,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第二种是在企业产生减排量之前提供资金或设备让企业能进行项目建设,减排量产生后再买入,第一期的CERs交易扣除前期提供的资金;第三种融资方式则结合了股权融资和前两种融资方式,除了买入减排量以外,也投入股本金,成为股东。在入股的情况下,卖方得到更大的实惠,而CCC承担更多的资本。“目前CCC资金中的20%可以用于股权融资。CCC在国际上有不少股权投资经验,但是由于目前在中国受到最低碳价格的影响,此项投资还未能充分展开。”
陈海鸥表示,对2012年后的预期,现在国内市场的态度是:国际资本悲观,国内资本乐观。随着国内碳金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很多PE基金乃至产业基金都在关注这一领域,浙江诺海低碳投资基金、黄河三角洲高青黑牛低碳生态产业投资基金、南昌开元城市发展基金、光大江阴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华澳资本低碳投资基金等相继成立,这些均为专注于低碳环保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在二级市场,同样出现了首只低碳经济概念的股票型主题基金――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国际金融公司(IFC)也在募集一个“IFC后2012碳基金”,以购买2013年之后交付的碳减排额。
交易所:就差价格信号
由于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大量国际资本流入,而国内GDP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保持了9%的增长,中国不差钱。另外随着国际间技术交流的频繁以及中国自身在风能、水电等领域就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中国实际上也不差技术。黄杰夫认为,中国最差的是价格信号。
“碳是一种资产,将其价格信号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产生出来的话,对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有很大帮助。”电力企业是配额的最主要需求者之一,使用煤的成本和使用天然气的成本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许多分析师认为,对二氧化碳进行定价将促使企业选择更清洁的天然气,并且预计当配额单位价格(每吨二氧化碳价格)在25欧元时足以鼓励排放者更换燃料。
至于如何给碳定价,黄杰夫认为,碳价格像所有商品一样,是由市场根据供需形成的。路跃兵对此观点表示认同,虽然发改委有碳单位价格最低8元的规定,但每个项目的价格由双方谈判决定,决定因素则是市场的供求,每年气候不同、欧洲市场的配额紧缺等因素都会导致价格的下跌和上涨。此外,交易中谁承担风险、申报费用等都会影响到每一吨二氧化碳的价格。
理论上,碳价格与碳减排的边际减排成本密切相关,但在实践中,价格更动态。黄杰夫认为,这种敏感的价格信号是决策的最可靠依据。
市场上首次出现碳价格是在2003年9月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每吨约在1.5美元～2.5美元之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自愿减排市场,涂孙红认为,其市场价格会低于强制减排市场。欧洲排放权交易计划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罚款价格是40欧元和100欧元,这象征了市场上的最高交易价格,CDM第一个减排权证价格约5欧元～7欧元。
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多个碳市场,欧盟排放体系是其中最大的跨国、跨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市场,涵盖了25个国家和1.1万多项设施。这一体系非常活跃,参与交易者包括银行、碳密集型行业公司、碳基金等。2008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价格已经达到了919.1亿美元。
与欧盟碳市场的热闹情况不同,欧洲以外同样受8%上限管制的国家却行动迟缓,日本、加拿大和新西兰虽然都已承诺会遵守,但深度和广度远不及欧盟,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当然官方的态度并未影响他们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民间的热情与政府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大多数州现在都有温室气体减排计划,通常还配合完成辅助的目标。美国国会也制定了数项规范市场的法案。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各省省长已完成数十个原则的设计协议,以加强国家排放交易计划。另外,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与印度、中国、日本和韩国建立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合作计划。几天前,新西兰开始了全国碳交易体系,催生出新西兰的国家碳市场。
然而无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还是美国交易体系,基础都是总量控制和交易机制,在一个确定的总量下,碳就成为了稀缺资源,就可以形成价格。黄杰夫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45%的碳强度指标,这在客观上产生了二氧化碳排放的稀缺性;按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有了稀缺性,就可以定价。中国的金融和环境专家,应该从实际的角度,积极探索如何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碳价格信号体系,这才是低碳经济的实质所在。
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碳市场,CDM项目所产生的CERs只能由国外买家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易。虽然国内早在2008年就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但是由于刚起步,发挥的作用还太小。黄杰夫认为,这与中国起步晚不无关系。但他相信,中国有可能在碳交易市场,用金融给碳资产定价方面超过美国。中国依赖政策,美国依赖市场,这是造成当前中美在碳金融方面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现在是时候该给市场一个机会了,碳金融各参与主体要联合起来,做出碳价格信号。”
黄杰夫还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价格信号不要忘了农民。在美国,对一个户收入5万美金的农民家庭来说,在好的年景,其近1/5的收入可以来自于碳市场。从碳交易现有规模看,碳金融前景可观:今年五月,欧洲气候交易所(ECX)创造了日交易量记录,当日共成交二氧化碳指标5300万吨,日交易金额达10亿美元。
企业:将改变资产负债表
碳市场已从一项协商的政策工具转变为具有经济机能的市场,将使碳资产加速变成真正的资产类别。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高达1260亿美元,专家预计到2012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500亿美元。当碳交易有可能成为超过石油的商品时,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企业,尤其是关联企业就不能不重新审视碳――这一新型资产的价值以及对财务状况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成本增加和碳资产价值被忽视。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Alan Willis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有必要在其战略规划和风险管理中考虑气候变化问题。机构投资者也逐渐意识到,在投资分析和决策中考虑气候变化对财务的影响很重要。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出现在财务报告的各个组成部分。
国内一直以来都存在是否应该将碳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争论,陈海鸥认为,碳资产在不久的将来将可能会以类似“碳资产与负债”的会计名目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这就需要对企业参与碳交易形成的经济利益或义务进行核算与计量,并表内化。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能够对此进行准确核算的会计准则与方法,但与此相关的讨论已日趋频繁。在企业损益表中,可能需要在传统企业成本之外体现一项新内容,就是环境成本。日本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环境会计体系,其环境报告书中明确要求揭示企业环境成本的降低,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企业环境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单位产品、服务应负担的环境成本,如单位营业额应负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比同行业更有能力管理环境风险和机遇的公司,财务表现通常也比同行优秀。企业有可能借由减排而从能源节约中获利,加拿大铝业、美国铝业、杜邦、IBM、壳牌、丰田等都已证明了该结果。
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一系列“碳管理”措施予以应对。对每个公司来说,都可以从价值链的三个层次了解碳排放的影响:公司自身运营产生的排放;来自公司供应链的间接排放;与使用公司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排放。因此企业的碳管理是指,评估整个价值链的排放;了解与碳减排有关的风险和机会;率先采取相应行动;与包括所有投资者在内的股东对结果进行沟通。
在黄杰夫看来,中国企业正处在U型弯道上。中国目前不承诺强制减排目标,未来可能会在自愿减排的基础上建立碳交易体系。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这个弯道。举例来说,欧盟第二阶段减排范围将覆盖航空运输业,在欧盟起降的中国航空公司同样要面临碳减排的硬性规定,而出口欧洲的企业也可能面临因运输成本增加而带来的利润减少问题。在美国,公司被要求披露他们的实体环境风险,同时遵守证券管理委员会的S-K规定和10-K申报规范。这些要求迫使公司不得不披露环境成本、负债与未来风险等财务信息。英国贸易工业部在企业的运营和财务审查中引入了环境报告要求。这些对于那些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是个挑战。
减排政策会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产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最敏感的是能源密集型产业,既包括能源生产行业,如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电力、水泥,也包括能源消费行业,如汽车、航空。其中电力被视为管理当局最主要的目标。欧盟碳排放配额的50%以上给了电力行业。
瑞银集团《碳定价机制如何影响亚洲公司的盈利》的投资报告显示,减排政策将使企业每股收益大幅下降,一旦中国引入旨在控制碳排放量的碳定价机制,预计中国企业将增加相当于目前GDP1.6%的成本。
中国企业今后都势必面临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排放要求已成事实,专家建议,企业尤其是能源型企业应当从目标使命、产品研发、渠道布置、投融资安排等各个环节发掘碳价值,整合自己企业的碳战略。预先引入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概念,进行企业碳资产审计,建立自己的碳资产负债表。正如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所说的,一家企业只要有碳排放,就会形成潜在的碳资产或者碳负债,管得好就是资产,管不好就是负债。
中间商:低碳综合服务
除了遵约交易市场和所谓的纯粹的经营碳的公司外,碳市场的发展还催生了一系列专业服务公司,涵盖了咨询服务商、证券研究、信用评级、保险等。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吸引了很多国际买家,咨询服务商应运而生。由于国内企业在碳交易市场只能参与CDM,所以咨询服务商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的咨询服务商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 最早出现的是CDM中心,基本上每省都有一家,当然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所作为,目前这类专业公司北京最多。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低碳在全社会受到极大关注,咨询服务商的业务领域也从单纯的CDM开发与交易向低碳服务领域延伸。据陈海鸥介绍,中国市场目前真正拥有低碳综合服务体系的公司非常少,大部分同行还正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中瑞碳则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中瑞碳率先在提出了国内市场的“碳资产管理”的概念,推出低碳综合服务。该服务体系来自于欧美这些具有成熟的碳排放管理模式的市场。陈海鸥认为,对国内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起步。这一服务体系包括:碳足迹盘查碳排放源审计碳足迹评价与碳风险评估建立碳排放战略管理目标建立企业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实施碳减排策略选择碳抵消或碳交易以减少或抵消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碳排放,或实现碳中和。
通过碳足迹盘查摸清企业的碳排放家底是低碳综合管理的基础。陈海鸥介绍,碳足迹包括基于组织、项目层次的碳足迹和基于产品与服务层次的碳足迹。英美等国家在碳足迹披露方面的工作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碳足迹计量标准方面,国际认可的标准有:一个是基于组织与项目层次的ISO14064系列和GHG-PROTOCOL,另一个是基于产品与服务层次的PAS-2050。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碳足迹盘查的工作标准,中国正在加速进行国际标准的转换。陈海鸥相信,很快将出现的碳足迹盘查与披露方面的中国标准。在中国国内标准出来之前,行业内使用的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ISO14064、GHG PROTOCOL与PAS2050标准。
在中瑞碳,低碳综合服务和CDM是两个不同的部门,两者所依据的方法学与标准是不同的。CDM的方法学是由联合国的CDM执行委员会。CDM申报要向CDM执行委员会递交符合方法学要求的项目申报文件(PDD),并由指定经营机构DOE对项目进行审定,DOE出具审定报告后,才可向CDM执行委员会递交项目注册申请。经批准注册后,将由DOE对CDM项目的减排量进行核查,并向CDM执行委员会申请签发,签发后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即是CDM开发的产成品,可以拿去市场进行现货交易。
陈海鸥强调,中瑞碳的定位是碳交易和低碳综合服务专家。“碳交易涵盖的内容很多,在现阶段,适合中国市场的范围包括CDM与自愿减排量(VER)的开发与交易。在碳资产的开发与交易方面,中瑞碳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陈海鸥举例说,针对钢铁、水泥等高能耗企业的客户,在低碳综合服务的过程中提交的碳减排方案将会包括资源综合与循环利用的机会。这些碳减排建议的实施过程将产生碳资产开发与交易的机会,中瑞碳又可以帮助客户们实现碳资产项目的开发与交易。“我们在给客户提供低碳综合服务的同时又可以给客户带来更多的碳资产机会,客户对这种综合服务模式非常欢迎。”
陈海鸥介绍,低碳综合服务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其商业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其中一方面来自企业自身,包括摸清碳排放家底、查找碳排放热点、寻找碳减排空间,以减少碳排放来达到节约能源账单的目的;实施碳排放管理,以提前应对即将面临的政策与法律风险;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有利于取得品牌宣传与推广的先机;另外一方面的驱动力则来自外部供应链的压力,即供应链管理方面对碳披露的要求。例如,沃尔玛、富士康分别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碳足迹披露。
2012年,对碳交易参与者而言是个坎儿。虽然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应联合国要求,各国在2010年1月底之前已经陆续递交了各自的具体减排目标。在陈海鸥看来,无论2012年以后怎么变化,碳资产都是有价值的,这一点不会变,中瑞碳大力发展低碳综合服务的方向也不会变。但她坦承,对CDM的开发与交易商来说,关于CDM第二减排期的承诺如果发生变化,如果CDM项目的预期收益就会大打折扣。不过中国发改委近期批准了一个2012年以后的CDM项目,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