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松绑与“生育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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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还是放开生育限制，把生育决策权交给个人和家庭。这一天不会来得太急，但也绝不能过晚。历史给予的机会窗口往往不会长时间敞开。

“银色浪潮”袭来，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调整完善已成共识。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对生育政策的表态，再度引发社会热议。可以判断，放开二胎的政策走势已经确定，但是，出于对生育反弹引起“生育堆积”的担忧，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能分步推进，具有明显的求稳取向。

在执行严格的“一胎为主”的计生政策逾30年之后，当前走出关键性调整的第一步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决策层应尽早让公众看到政策完善的整体时间表，并承诺在实施中，依实际情况对政策加以动态调整。

现行计生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业已逐步显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每个育龄妇女生育平均数），不同政府部门的抽样统计结果有所不同，最低的仅为1.04，但即使取较高的统计值也仅为1.5左右，远远低于维持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所需要的“更替水平”，即2.1。根据联合国等机构预测，十多年后，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14.5亿左右），此后将较快下降。此前担忧的“人炸”已不足为虑。

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从单纯的数量庞大向结构失衡转移。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相叠加，彻底改变了人口年龄结构。早在1999年年底，中国已步合国所界定的老龄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明显增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困难重重。未来老龄化的脚步将进一步加速，全社会沉重的养老负担必须承受。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迫于这些远虑与近忧，近年来，关于计生政策“松绑”的呼声越来越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生育政策耗费巨大社会资源和政治成本。一些地方和基层政府部门以计生罚款和计划生育为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粗暴执法，知法犯法，甚至执法犯法，严重侵蚀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在这种情势下，适时放开二胎，解除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较快增长的人力资源瓶颈，缓解因生育控制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养老金风险、失独家庭累积，彻底减轻全国计生系统40多万人的行政压力和成本，杜绝“邵氏弃儿”等悲剧，可谓善莫大焉。

长期而言，放开二胎，其利多多：一则让生育真正成为家庭的计划，还权于民，彰显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应民心、尊重人权的执政理念；二则可缓解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宏观经济失速，缓解日趋严峻的老龄化和社会支付风险；三是改善伴随生育控制造成的男女性别严重失调，消除一些县乡政府或计生部门的计生苛政，改善执政党与公民的关系。单就其对经济影响而言，据德意志银行近日估算，在未来16年，放开二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到了2030年-2050年，有可能促进每年GDP增长0.2%左右，在2040年-2050年间，原发性养老金赤字可减少4%左右。

当然，放开二胎也并非没有代价。这些新增人口会消耗社会资源，不过，其成人后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在未来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将成为中国最可宝贵的社会财富。那种单纯把人口当作负担、把人口当作“分母”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毕竟，人是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的要素，也是扩大内需的基础。

最现实的担忧是所谓“生育堆积”，即放开二胎后，短期内新生人口会明显增加。倘这种堆积严重，可能导致公共设施的短缺和环境资源的恶化。更重要的是，婴儿潮与老龄化的叠加，抚养人口急剧增长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

国内外人口学界对中国未来可能的“生育堆积”多有研究，争议颇大。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目前总人口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即使全部放开生育，此后数年每年新生人口可能增加四五百万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完全可以承受；也有一部分人认定，放开二胎后的生育反弹将很强烈，每年“生育堆积”可能突破1000万，会对经济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冲击。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转型挑战艰巨。在此背景下调整生育政策，决策者很难无视可能的“生育堆积”风险。以目前态势看，可行的政策调整仍会采取分步走的方针，可能有的做法当包括：延宕数年的“单独二胎”政策将全面付诸实施；未来一两年内，在部分人口出现显著下降的大城市放开二胎；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二胎仍需一段时间，或许选择在全面实现小康的2020年前后，等等。具体的时间表会较为明晰，分类政策可能更为细化，也更具弹性。

我们期待有关方案出台能够适时及时，完整透明。在实施之后，可视是否出现大规模生育反弹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若形势许可则应加快放开节奏，以使生育率步入常态。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还是放开生育限制，把生育决策权交给个人和家庭。这一天不会来得太急，但也绝不能过晚。历史给予的机会窗口往往不会长时间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