篪之疑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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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4-0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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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通过曾侯乙墓两只竹篪乐器实物的出土，以及篪乐器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学界对中国古代篪的形制及其持奏方式等问题已经形成共识，即双手同向持奏的有“底”之笛。部分学者在篪的细部问题上也有诸如篪为簧类乐器、“觜”为横笛下方吹口附加物等推论。但通过相关资料的详细研究，发现上述共识与推论实难成立。因此，甄辨前人之言，是为疑说。

关键词：篪；笛；义觜笛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2.04.006

作者简介：毛贞磊（1981～），男，文学硕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助教（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2-06-09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两只横吹竹管乐器，其形制因与古书“篪之为器，有底之笛”的记载相符而被学者名之为“篪”。这是目前国内出土年代最早的横吹竹制乐器。它的出土无疑为人们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笛属乐器早期形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资料，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30多年来，学者撰述文字十数篇，研“篪” 形制，论其盛衰，成果斐然。1981年吴钊《篪笛辨》一文通过既已出土的曾侯乙竹篪与西汉马王堆竹笛的形制比较，认为篪是全身髹黑漆，有“底”的闭管吹奏乐器，演奏时应双手同向持奏。1996年，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据史料推测古人可能篪笛不分，笛或横笛可能是从篪发展而来，并依其形制推知演奏时双手须掌心向里以横持吹奏。而李成渝1997年《篪考》一文却独辟蹊径，首提篪为簧振气鸣乐器说，认为古代篪即今巴乌。 2009年，王晓俊《古“篴”音义、形制考》则认为曾侯乙“笛”非“篪”，当属于横吹古“篴”。

前人对篪的研究角度及结论纵有其合理性，部分问题和看法在今天看来已成为学术共识。但笔者认为，关于篪乐器研究既已成文的若干定论仍有多点疑问，有待商榷。因此，列数如下三点问题并甄辨前人之言，是为疑说。

（一）

“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1]。此为古人对篪的形制描述。但长久以来，人们只见文字未见其器。

1979年，黄翔鹏提出曾侯乙墓两件竹制横吹乐器“可能是篪”[2]，并在同年发表的《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一文中首次对该乐器之名进行考释：

“曾侯乙墓中的两只横吹竹管乐器，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笛”形制有异而横吹无膜，吹孔与指孔作九十度角则又相似。据《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的注解：竹曰篪，长尺四寸，围三分；七孔，一孔上出，径三分；横吹之”。而陈旸《乐书》说：“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此墓所出者，七孔而有底，五个指孔成九十度角距。如果把二孔中单独偏于一侧者作为吹孔不计在内，就确实只有“一孔上出”。因此，它可能是篪。”[3]

黄翔鹏对篪的认定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今学者均根据曾侯乙墓竹篪两端闭口，首端以自然竹节封底，尾端以物填塞的特点并结合“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的文献记载而认为曾侯乙墓的两件竹管乐器为篪，进而认为篪之为器有别于笛的关键，即在于篪有“底”。

篪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伯氏吹埙，仲氏吹篪”。[4]而在《周礼》中也对篪的教习情况有所记载：“笙师，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但先秦的典籍对篪的记载较为简略，且从未记述篪的乐器形制。历史上明确记述篪的乐器形制的文献均出于汉魏之后：

——郑玄注《周礼》：篪，七空。[5]

——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篪，谨按《世本》：“苏成公造篪”。管乐，十孔，长尺一寸。[6]

——《广雅》：以竹为之。长尺四寸，有八孔。[7]

——郭注《尔雅》：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分，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8]

——《通典》卷一四四引蔡邕《月令章句》：篪，竹也。六孔，有距，横吹之。 [9]

——《北堂书钞》卷一一一引雷次宗《五经要义》：“篪，竹也，六孔，有底”。[10]

——陈旸《乐书》：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

上述列举文献有如下两点认识：

第一，古代文献对篪的形制记载多样，除长短尺寸若有不同外，孔数也不乏多样。这正符合乐器的发展因其时代或地域不同，其构造、形制若有不同的基本规律。只是今人未认清规律，故不理解战国曾侯乙竹制横吹管乐器为何无清代人所言之“觜”，因而得出“曾侯乙篴”的错误言论。①

第二，通过文献可知，篪有“底”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刘宋时期雷次宗《五经要义》。所有“有底之笛”记载也全部见于汉魏之后文献。但在汉魏以前却从未有任何文献提及竹篪有“底”。亦即是说，在汉魏人眼里，篪不一定有底，当是一种可有底可无底的横吹竹管乐器。

中国早期竹制横吹乐器出土较少。目前确知为先汉竹制横吹乐器共有五件。②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两件竹笛“东57-9”和“东57-10”，两器形制相同，尺寸略有不同。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两件竹篪C·74和C·79。二者形制、纹饰大致相同。除尺寸略有不同外，C·74乐器另有尾端竹节透有圆孔。2002年湖北九连墩战国楚墓2号墓也出土篪一件，通长25厘米，直径2.2厘米。出土时已残。③曾侯乙墓、九连墩墓、马王堆三座墓虽所属年代不同，但前后相差仅200多年。三座古墓所出土器物均有南方楚式特色，且出土乐器也颇有相似之处：除共出有瑟外，三座墓葬均出土了楚地直嘴匏木斗笙竽，以及半箱式古琴。就横吹竹管乐器而言，上述五件乐器长度大致相似，按孔部位均平削，且按孔与吹口相错约90度。年代和形制如此相近的乐器却为何被今人分别冠以“篪”、“笛”两种不同名称？

吴钊《篪笛辨》认为：“笛，古时作“篴”，实即笛的古体字。据《周礼》记载，篴，西周时已经存在。近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东边箱57号漆方奁内，发现了两支横吹竹制单管乐器。据墓内记有殉葬账目的竹简上，写有“篴”的字样，知两器即古代的笛”。[11]在今开来，马王堆殉葬账目的竹简并并未有“篴”的文字记录，且遣策18号简所记文字也与所出土乐器无任何关系，当为今人误断。④1973年马王堆所出土的两只横吹竹管乐器并无任何依据证明其为“笛”。按类比的原则，既然曾侯乙墓以及九连墩墓所出土的横吹竹管乐器被今人名之为“篪”，那么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的两件同类横吹之器当也应该是“篪”。

就目前出土的这五件“篪”的形制来看，除九连墩篪无法确知是否有“底”外，其余四件仅有曾侯乙C·79有“底”，另三件均无“底”。这正与汉魏以前篪不记“底”的文献相吻合。只是今人错将魏晋以后文献所记篪之形制与汉魏前文献相混淆，并与战国曾侯乙墓C·79有底竹管乐器相互证，因而得出了看似正确实为片面的结论。所谓“篪之为器，有底之笛”的定论，或为后人误识。

（二）

篪以何种持奏方式进行演奏？中国的历代文献从未记载。吴钊《篪笛辨》一文根据曾侯乙篪吹口与按孔呈90度角特点而推测“奏篪时可能双手掌心向里，篪身放在大指与食指之间，吹孔与出音孔向上，成180度，左手食、中、名按指按1、2、3孔，右手中、食指按4、5两孔”[12]。为证明此持奏方式古已有之，吴钊并举长沙杨家湾汉墓出土的作乐木俑与山东南武阳东阙汉代画像石中的图像为证。此观点早已为学界所认同。王子初《笛源发微》、叶敦妮《先秦丝竹乐器考》等学者文章均转引《篪笛辨》所列“木俑”与“画像石”的线描图以佐证古篪特殊持奏方式。《中国文物大系·湖北卷》也称：“吹篪时，双手执篪端平，掌心向里，不像今之吹笛，掌心向下”。[13]

《篪笛辨》所述“双手奏篪木俑”仅注明来自“1954年长沙杨家湾汉木槨墓”，未注明墓号。笔者根据《篪笛辨》提供的信息查阅长沙杨家湾地区自1952年至1994年共发掘墓葬108座。在这108座墓葬中，发掘于1954年、年代隶属汉代，且有木乐俑出土的墓葬仅有杨家湾M006号墓。⑥通过1954年发掘简报也可知此墓确实出土竹制“吹奏乐器”一件。据此可判断，《篪笛辨》所述吹篪木俑线描图的原型确出自杨家湾M006号墓。

杨家湾M006号墓出土简报对所出土的木俑及竹管乐器情况有如下描述：“木俑五十个，手全脱落。其姿态分站、坐两种，站的高五十二至五十九公分，坐的高三十至三十五公分……竹管，径宽约一·三公分，中空，长十八公分。可能是木俑所吹的器”[14]。对此件“竹管”，《中国文物大系·湖南卷》也有说明：“篪是楚人常用的乐器。《九歌·东君》有“鸣兮吹竽”之句，即篪。篪的出土物，仅有长沙杨家湾6号战国晚期墓所出土1件吹篪木俑双手所持者，其为竹管，中空，因是明器，故没有孔。”[15]

今人认为篪为有“底”之笛。但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所出土的“乐器”仅仅是长18公分，径宽约1.3公分，无吹孔、无按孔，更无“底”的竹管。该竹管并无篪的特征，又怎可判断为篪？为何不判断为“笛”或其它乐器？即便假定木俑所持竹管是“篪”，其持“篪”的方式为两手分开各持乐器一端，嘴在中间，吹孔应在乐管中间部位，类似于南方少数民族乐器“吐良”，与目前曾侯乙、九连墩墓所发现的竹篪实物的形制不合。因此，笔者认为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持竹管木俑无法作为判断中国古代竹篪双手同向持奏的证据。

《篪笛辨》另一判断篪为双手同向持奏的依据为“山东南武阳东阙汉代画像石中的图像”并注明该画像为“汉元和三年至章和元年”。[16]

南武阳，古地名，始建于汉。其故城遗址在今山东平邑县。平邑汉阙共有三座，两座皇圣卿阙，一座功曹阙，分别建于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和章和元年（公元87年）。《篪笛辨》所谓“山东南武阳东阙汉代画像石中的图像”当源自平邑汉阙皇圣卿阙东阙。东阙东、西、南、北四面画像中，能确定与音乐有关的仅有南面画像第四层与西面画像第四层（见图5，图6）。从这两幅画像来看，均未见双手同向奏篪图像。所谓汉画像石奏篪图像当为吴钊先生误断。

由此看来，两例图像资料均不能作为古篪双手同向持奏的依据。那么，作为以吹按口相错90度为形制特点的竹篪，双手同向持奏是否是其唯一持奏可能呢？是否尚有其它持奏方式的存在？

保存于湖南省博物馆的6件清代竹篪曾是浏阳古乐演奏用器。这6件乐器虽为清光绪年间制造，尺寸也有别于先秦竹篪，但吹按口相错90度角的形制却与先秦竹篪完全一致。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曾赴浏阳考察并邀集十多位老佾生到长沙奏演浏阳古乐。奏篪时，“有节的一端在左边，吹口在正面，气孔在右端底面。第一至第五孔在管外面，第六孔在里面”[17]。图例7即为1956年所摄奏篪照片。从图像来看，佾生奏篪方式正如今之吹笛，确为双手相向演奏。客观而言，本文所举浏阳古乐奏篪图例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证明先秦古篪持奏方式，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先秦竹篪持奏方式问题上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双手相向演奏。有似于今之吹笛。

先秦竹篪是否双手同向持奏？在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据下，我们理当谨慎存疑。

（三）

自东晋始，篪被释为一种有“翘”、“觜”的管乐器。郭璞注《尔雅》：“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分，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隋唐之后的文献也多有提及，如杜佑《通典》载：“今横笛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横笛，小吹篪也”[18]。古代文献所提“翘”、“觜”为何意？近年来学界对此问题颇有争议。

刘永增在其《“蝉折之笛”与所谓“义觜笛”“异形笛”》一文中以日本《古事类苑》“横笛”条目为据，认为所谓“翘”、“觜”应是横笛吹口下方的附加物，是制作竹笛时留下的小枝，与乐器本身无任何关系。并举日本正仓院所保存的4支横笛以及敦煌壁画中所绘的“异形笛”为证。⑧

《古事类苑》是日本明治时代编修的一部类书，明治12年（1879）开始编撰，从明治29年（1896）至大正3年（1914）陆续编纂完成，成书甚晚。以20世纪百科全书考证唐时器物形制，自然让人无法信服。况且，中国汉代从未有任何文献附有“笛图”，又何来“蝉折之笛”？因此，《古事类苑》所载之事当为后人妄说。“翘”、“觜”为制作竹笛时留下的小枝，与乐器本身无任何关系的说法当不足为信。

李成渝在其《篪考》一文通过《礼记》与《说文解字》等文献的考证，认为所谓“觜”当为竹篪吹口部位的簧片装置，并首提“篪为簧振气鸣乐器”说。此观点得到了学界部分学者的认同。如，朱清泉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笛属乐器的历史研究》认为王建墓浮雕“吹篪乐伎却用整个嘴唇包住吹孔演奏……只能用簧振来解释了，即篪的吹孔内有一个簧片”[19]。王晓俊《古“篴”音义、形制考》也认为：“从乐器发声原理看，篪之吹处的“簧”装置，使气振簧鸣产生了特别的音响效果，印证了汉代刘熙《释名》所云如“婴啼”的音色特征”[20]。

笔者认为“篪为簧振气鸣乐器”之说实难成立：

《篪考》一文引用《礼记·月令》“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竾簧，饬钟磬柷敔”。并认为“由于修、均、执、饬所带宾语均系同类或习惯并列的乐器或舞具，……故所调的四种乐器——竽笙篪簧亦当属同类。篪亦应有簧”。[21]

《礼记·月令》的来源及其成篇年代，自汉以来争议甚多，但多数认为《月令》出于《吕氏春秋》。郑玄、卢植、高诱等均主张此说。《月令》中“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竾簧，饬钟磬柷敔”等文字与《吕氏春秋》、《逸周书》所记大致相同，惟个别文字略有差异。《篪考》为何引用成书年代颇有争议的《礼记·月令》而漠视《吕氏春秋》？通过校勘可知，《吕氏春秋》与《逸周书》所载上述文字全同，却与《礼记》文字略有差异。《吕氏春秋》、《逸周书》均记为“调竽笙埙篪”，而《礼记·月令》却记为“调竽笙竾簧”。若按《篪考》“调”字后所带宾语为同类乐器的推测，则《吕氏春秋》及《逸周书》中所记“埙”也应当是簧类乐器。这显然有悖于事实。因此，《篪考》仅以《礼记·月令》文献作“篪为簧类乐器”的依据不足为信。

《篪考》为说明篪的具体形制而引用《世本八种》相关记载：“苏成公造箎，吹孔有觜如酸棗，苏成公平王时诸侯”。

“苏成公”为何时代之人，现已无从稽考。在今看来，《世本·作篇》中所谓神农作琴、女娲作笙簧、苏成公造箎等多有附会古人之嫌，当不足为信。《世本八种》中陈其荣、张澍稡等各方史家注释“苏成公造箎”时，曾言“吹孔有觜如酸棗，苏成公平王时诸侯”并非《世本》本文，乃后人所加。而《篪考》依然以该史料中关于篪的形制的文字描述作为核心依据，并旁征文献曲解《世本》中的“觜如酸棗”，最终得出篪为巴乌的错误论断。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觜”字多见于描述“义觜笛”。“义”、“觜”二字，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均各有多重含义，但用于乐器“义觜笛”当指横笛吹孔处的附加部分（一种特殊的横笛）。目前已知“义觜笛”的最早记录文献《通典》记载：“今横笛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22]。由此可见，横笛吹孔处的附加部分即为“觜”。《旧唐书·音乐志》对篪的描述也用“觜”字：“篪，吹孔有觜如酸枣。横笛，小篪也”。[23]由于文献记载义觜笛与篪均有“觜”，后人便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至于后人怀疑“今之笛皆横吹而无义觜，是或箎之变制乎”[24]。今人更有将带义觜的所谓“篪”称为“义觜篪”⑨。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义觜篪”的乐器名称见于文献。“义觜笛”也并非“竹篪”。在宫廷音乐中，两种乐器的器名从未混用，使用场合也完全不同，篪在隋唐的九、十部乐中仅用于清商乐，而“义觜笛”则仅用于高丽乐⑩。陈旸《乐书》载“义觜笛，如横笛而加觜，西凉乐也，今髙丽亦用焉”[25]亦为明证。

图9 韩国雅乐队演奏“篪”（后排）[B11]

义觜笛与篪在中国虽为二物，但传入朝鲜半岛后义觜笛则可能被称为篪。十二世纪初，宋朝的雅乐传播到了朝鲜半岛。高丽朝的睿宗王接受了宋徽宗赠送的一系列乐器乐谱和佾舞，从而使中国的乐器在朝鲜半岛得以发展。成书于15世纪末的《乐学轨范》记录了大量传入朝鲜的乐器，其中便有篪的造法并附有篪的线描图。《乐学轨范》记载：“按造篪之制，以黄竹为之，觜别用竹端，插于管，以蠟涂塞，俾凝气通，下端节穿四孔，剜作十字，凡五孔，第一孔在后”[26]。从该书所绘篪的图像来看，其形制与陈旸《乐书》义觜笛的形制结构相同，且清晰的记录了吹孔部位的名称——“觜”。由此可见，所谓“觜”，既非刘永增文章《“蝉折之笛”与所谓“义觜笛”“异形笛”》所述用以装饰的“附加物”，亦非李成渝《篪考》中所谓“簧”。而当是与竹管相连，用以“俾凝气通”的一个突出外部的吹口。这种“篪”目前仍作为旋律乐器在韩国雅乐乐队中使用。从演奏者的吹奏方式以及演奏出的实际音响来判断，绝非簧类乐器，当为单管边棱乐器无疑。

注释：

①王晓俊认为：篪，古字为，自晋人郭注《尔雅》以来，被释为一件带有“虒”“翘”“觜”的特殊装置，直到清代这种说法仍一以贯之。曾侯乙墓所出土横吹竹管乐器并无该装置，因此认为应当属于横吹古“篴”。详见《古“篴”音义、形制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J].2009（4）。

②汉代另有广西贵县罗泊湾竹笛以及甘肃居延竹笛。长期以来，学界曾认为这两件乐器为横奏乐器，但方建军认为两件乐器可能是竖奏乐器。详见《居延汉笛奏法新解》.黄钟[J]2009（4）。

③该图源自湖北省博物馆馆藏资料图片。由于未见原物，笔者仅能根据图像判断其形制。故无法判断其是否有“底”，也无法判断实际按孔数。

④笔者认为该18号竹简内容与所出土乐器无关。关于此问题，笔者将另撰文章详加说明。

⑤图2与图3均引自吴钊《篪笛辨》，音乐研究[J]，1981（1）.图4引自《长沙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图版137。

⑥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的相对年代是在战国末期与西汉初期之间。详见《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J]，1957（1）。

⑦图5与图6均引自《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第4页。

⑧《古事类苑》载：“诸笛施谓蝉者也。其制法于笛首竹节里方切欠横三分许，别用唐木塞之，而作竹节生枝之形。但少高作竹枝向于尾方厚二厘许。其状似于蝉止故名之乎。按汉朝笛图无谓蝉者，想是起于蝉折之笛乎。蝉折昔乌羽院御宇，自汉朝渡甘竹一个，其节之形如蝉也，制之作横笛为重宝。其后御游时，高松中纳言实平卿奏此笛，误落之蝉因号蝉折云云。想今笛作蝉者，本于是乎。”该《古事类苑》“横笛”条目转引自刘永增：《“蝉折之笛”与所谓“义觜笛”“异形笛”》，敦煌研究，2000（4）。

⑨“曾侯乙墓中的实物应为篪，而敦煌画中的篪明显有觜，确切地说，其器名称应为‘义觜篪’，以区别有觜和无觜”。详见高德祥《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乐器——篪》，中国音乐[J]，1988（1）。

⑩后晋·刘昫《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清乐》者，南朝旧乐也。……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二，歌二”。又“《高丽乐》，工人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绦绳。舞者四人，椎髻于后，以绛抹额，饰以金珰。二人黄裙襦，赤黄袴，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乐用弹筝一，搊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义觜笛一，笙一，箫一，小筚篥一，大筚篥一，桃皮筚篥一，腰鼓一，齐鼓一，檐鼓一，贝一。武太后时尚二十五曲，今惟习一曲，衣服亦浸衰败，失其本风”。

B11韩国国立音乐院雅乐队影像截图。

B12本图源自日本大阪音乐大学乐器博物馆所藏资料。

[参 考 文 献]

[1]宋·陈旸.乐书[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黄翔鹏.两千四百年前的一座地下音乐宝库——曾侯乙大墓古乐器见闻[J].文艺研究，1979（1）.

[3]黄翔鹏.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J].文物，1979（7）.

[4]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322-448.

[5]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27.

[6]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0.

[7]徐复.广雅诂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700.

[8]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7.

[9]唐·杜佑撰.明·王德益、吳鵬校.杜氏通典两百卷[M].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10]唐·虞世南.北堂书钞[M].清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刻本.

[11]吴钊.篪笛辨.音乐研究[J].1981（1）.

[12]同[11].

[13]高至喜、熊传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56.

[14]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J].1954（12）.

[15]同[13].

[16]同[11].

[17]朱用休、唐寿明.浏阳古乐[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46.

[18]唐·杜佑.王文锦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3683.

[19]朱清泉.中国古代笛属乐器的历史研究[D].2004，4.

[20]王晓俊.古“篴”音义、形制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J].2009（4）.

[21]李成渝.篪考.音乐研究[J].1997（4）.

[22]同[9].

[2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29[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75.

[24]清·秦蕙田.五礼通考[M].光绪六年九月江苏书局重刊本.

[25]同[1].

[26]韩·成俔等.乐学轨范（英祖19年版）[M].韩国国立国乐院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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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tful Point on Chi

MAQ Zhen-lei

Abstract： As two Chi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with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 relevant on Chi， the academic circles got a common view about some issues such as its shape and playing way， which was a kind of Chinese flute with one end closed as “bottom”， held by both hands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me scholars held the idea that Chi belongs to a kind of reed instruments， and Zi just an attachment to mouthpiece below the Chinese bamboo flute. By research on the related documents in very details， the author did not agreed with above views； therefore， those viewpoints were doubtful.

Key Words： Chi； Di （Chinese flute）； Yi zui Di （a kind of Chinese fl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