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现代性的话语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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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现代性是指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各种性质和状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底层问题逐渐突出。可是无论什么形式的传播媒介，都是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以自上而下单向的方式参与中心话语的构建。在这种政治逻辑主导下，只有属于少数的社会精英拥有话语权，而广大的底层成为游走于城与乡，发不出声音的边缘人。
关键词：现代性 底层 媒体
一．现代性语境下的底层
关于“现代性”，虽然使用得非常多，但其确切定义并不清晰。至于内在的含义以及所折射出的张力关系，也没很好地理清，甚至很多学者常常把它与“现代主义”，“现代化”等概念混淆。“尽管三者有一定联系，却绝不能等同。一个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重要的恰恰是它自身的特质与差异性。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它主要指人类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侧重于科技、政治、经济等方面，而‘现代性’指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各种性质和状态，侧重于生活方式、生存体验、道德伦理和精神价值等方面。而现代主义是西方以批判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审美现代性’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①然而不管怎么说，现代性的起缘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预示社会化的组织结构发生转型,而且是社会伦理、思想文化及知识体系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当它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遇时，必然存在许多矛盾冲突以及磨合。在这个过程中，它自始自终寻求自身的现代性道路。“自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寻求追赶西方的现代性之路。开始是拒斥，随后则是急迫追赶。这使中国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社会的关系趋于决裂。现代以来的中国一直为一种不断激进化的社会变革所支配，社会的进步最终选择了暴力革命，彻底了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很显然，‘断裂’在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彻底。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充满了那么多的结束和开始。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重新开始，这不仅表现在大的社会变迁方面，即使在那些阶段性的政治变动，也经常被叙述为（宣布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急迫地抛弃过去，与过去决裂，追求变迁的速度，以至于人们只有时刻生活在‘新的’状态中，才能体会到社会的前进。这一切当然都导源于‘落后’的焦虑情结，都来自渴求超越历史、迅速自我更新的理想。”②因而，这种现代焦虑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内心，渐渐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须。对财富与欲望的追求也渐渐地合法化，而且我们众多的传播媒体大多宣传的是“成功人士”、“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生活方式，媒体主流都是建议人们如何消费得更奢华更体面更现代，现代社会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受“金钱之上”的诱导，笼罩在全球消费的网络中。可人们的精神极度空虚，过去民间的天神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等被社会主义打倒了，社会主义自造的“人神”又被现实攻破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已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作为支撑，拿来敬畏，自身就成了唯一的信仰，崇拜的偶像就只剩自己，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自我。而在整个现代性的语境下，证明自我的价值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金钱。美女只嫁给富翁，审美完全金钱化；学生选择专业，也只选毕业后能挣钱多的专业，教育理念完全金钱化；就连买东西也应该只买名牌也就是说只买贵的，让物品的价格决定了价值，颠倒了是非。诚如上文所说，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很自我，实际上是丧失了自我，成为金钱的俘虏。金钱成了大家的共同想象，无论底层还是中上层，都被集合在金钱之下，金钱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到了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大众媒体宣传下，渐渐成为社会上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又逢迎和利用公众摆脱物质贫困的普遍欲望，说除了眼前的物质利益，其他一切都是空虚，是文化人的胡诌，都不妨‘去他妈的’；它全力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鸣锣开道，吆喝说这就是‘进步’，就是‘发展’，一切都很合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它更着意抹平阶层、地区、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深刻差异，断定所有人都一齐正在奔向‘小康’，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它时刻不忘记表白自己与旧意识形态的区别，甚至披挂上形形的‘现代化’符号：‘市场’‘世俗化’‘消费时代’等等等等；它甚至有意夸大旧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硬将那虚壳子继续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座位上，它因此能以‘民间’、‘边缘’自居，甚至还想以‘前卫’‘另类’自诩；但它非常小心地绕开一切真正令人不快的问题：‘精神自由’‘公民权力’、普通人的生活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新‘权力―资本’集团对社会的掠夺……”③这种意识形态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仅对于底层来说，其所处的地理空间和所占有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可是在这种意识的号召下，即使出身底层的人，也会无视或者说忘记这种差距，努力地去“奋斗”去“拼搏”，梦寐以求过上富人的生活，甚至往往不择手段，这样当然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底层悲剧。甚至还会产生另一个更深层的悲剧，那就是底层以外的人会产生思维定势，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底层人都是这样的卑鄙这样的肮脏这样的可怕。这给他们歧视仇视敌视底层一个很好的借口，这样就更恶化了底层的生存环境。山东作家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小说的名字就给人种种暗示，似乎在诉说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形象。小说中的蔡毅江当搬工被挤破命根到医院求治，可一个原本可以得到救治的民工在诸多因素阴差阳错的作用下却丧失了治疗的良机，最终丧失了。文中的女医生黄群，脱口而出“我见了你们这号人就犯恶心”，直言不讳地表露了她对农民工所怀的深重偏见。更悲哀的是，这种歧视是都市人普遍心态的一种折射。而我们的媒体，还将底层苦难的原因简单化线条化单一化，认为底层的苦就是贫穷，底层就是没文化没素质不上进就是有“病”就是需要“启蒙”就是需要“教化”，而且还很“崇高”地指出底层的出路就是“奋斗”就是“现代化”。可以说，很少有人指出，底层贫困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底层到底有没有这种奋斗的资本。媒体对这种出路的渲染和上文所说的媒体宣传的全民金钱想象是如出一辙的，而且一样都给底层带来了伤害。
中国的现实是不仅社会底层数目很庞大，而且底层的苦难也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以及底层的苦难，媒体大众基本都是视而不见的，很少有媒体反映底层的生活，更别提为他们如何生活得舒适幸福而出谋划策，即使偶尔有对底层的反映，也是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媒体刻意抹杀社会阶层、地区、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也逃避当今权力和金钱在经济下的合谋的现实。“社会空间的政治性综合体被固定于传播的空间中，这就是为什么传播工业已经取得如此的中心位置。传播不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了生产，并加上了适合全球空间的新结构，传播也使生产的合理化理由成为内在的权力，当它生产时，它进行组织。当它组织时，它陈述意见并将其自身表达为权威。语言，当它沟通时，它生产商品，但此外还创造出各种主观性，将主观性置于关系之中，并安排它们。传播工业在生物政治的组织构造内整合了幻象与象征，不仅使幻象与象征为权力服务，也实际将它们整合入权力的作用之中。”④一方面，政府不喜欢太多的社会阴暗面被披露，即使被披露，政府也是以伸张正义者的身份存在。而对底层生存的艰难的报道，也是以政府的深切关怀为闪光点。在这样的报道中，媒体是展示政府为民做主实绩的平台，而底层的艰难都只是陪衬，媒体和底层都成了被利用的工具，例如著名节目《焦点访谈》就是典型。另一方面，对底层的报道没有市场，是赚不到钱的。拥有众多财富的人，他们花钱愿意消费的是帅哥美女饮食房产名车这样的新闻，而不是关于苦难关于打工关于失学关于穷人治病难等类似的报道。可以说，富人的“爱好”是社会的风向标。那么，为底层说话，效益是零还可能引起官司以及各种麻烦，进而产生负的效益。
因而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在被金钱渗透的这个领域之外，没有任何事物，没有‘裸的生命’，没有外部的观点能够被提出：没有事物能够逃离金钱。生产与再生产被披上了货币的外衣。事实上，在全球的舞台上，所有生物政治的形貌都是以货币的装束而出现的。‘积累，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⑤底层因为没有钱而成为社会的包袱，理应被人踢来踢去，大众媒体有充分理由放弃言说底层的权利。现代性话语的复杂却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让底层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不得不使我们认识到底层叙述的困难与必要。
注释：
①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②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④迈克・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著，韦本、李尚远译《帝国》，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⑤迈克・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著，韦本、李尚远译《帝国》，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朱学平，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