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仁:生趣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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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什么女人，与什么样的女人合得来，是两回事情。这就是成长。年少时，人总是受到大众审美的影响。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那就已经有一个选择。

对张颂仁的采访是在他北京的老宅子里进行的。这是一个老四合院，隐藏在背街的胡同里，颇有些“养在深闺无人知”的清傲和幽静。门外面是北京日常的市井之象，卖羊肉串的小摊子，坐在墙根发呆的老人和玩乐的小孩子，推开了门却是另一番天地。这是个保准意义上的四合院，院落宽绰疏朗而规矩，中线对称，进院、大堂、厢房、走廊都很齐备。屋子里到处都是极为有趣的老东西，但是摆放的并不多，显得很是大气。张颂仁穿着一袭藏青色的长衫和千层底的黑色布鞋坐在一把做工考究的老摇椅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一把紫檀木太师椅上，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学者、策展人、商人，或者文化保护者。香港汉雅轩艺术总监、杭州中国美院顾问、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董事会主席、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亚洲艺术顾问等等。我有些难以把以上的头衔和这位气质儒雅面带微笑仿若私塾先生的张颂仁联系在一起，而对于类似这样差异的感叹也一直维持到了采访的最后。时空的差异，地理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和审美间的差异都被张先生兼容并收了。经历愈多，看得愈真，愈懂欣赏的他，是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收藏市场的重要中间人，中国当代知名艺术家在海外的展览、推介，大都与他有关。而他的经历，似乎也代表着一大群现代艺术家和收藏家的相似经历。从留学海外，崇尚自由精神和西方文化，到回归中国古典经学，致力于保护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张颂仁在做的事与很多有着相同经历或者相同认知的现代艺术家与收藏家都相似，不同的是，他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些人，并且带动了后面的更多的人。更不同的是，他做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收藏市场的重要中间人，在把中国的好艺术品和艺术家带向国际舞台这个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梅须逊雷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张颂仁如同许多的当代艺术家一样，有过留学海外的经历，也有过一段时期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崇拜。张颂仁说起艺术常以女人喻之。他说年轻时候觉得西方艺术好比一个“辣妹”，年轻，蓬勃，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就好比一个古典女人“挂在墙上就好”。但是在被“辣妹”诱惑之后，他知道自己真正欣赏的是东方的丰富。他知道“辣妹”的魅力终究只是一时“我有时也会穿西装，但是这样的时间会很少。人的主要倾向会漫漫浮现出来。”随着年龄与阅历的见长，漫漫浮现的终究是男人的野心――“保留自己的文化，这是这个时代的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我的天命。中国文化最迷人之处，在于它的分寸感和尺度感。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判断世界文明。我认为我能在这里做一点功课。一般有我这样想法的人不会选择去做实事，大部分都是去做教书先生。而我还是相信文化要依靠实际的权力架构。才能成为影响社会的力量。”

“喜欢什么女人，与什么样的女人合得来，是两回事情。这就是成长。年少时，人总是受到大众审美的影响。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那就已经有一个选择。艺术也一样。西方的当代艺术对于中国文化的长河而言哪有那么重要。它被看得很重要，只是因为如今作品的高昂价格，我们不能这么骗自己。我不是看不起，对美女谁敢看不起?辣妹的新鲜刺激着视觉当然让人喜欢，可是那种感情比起对‘中国传统’的敬畏之情，还是相差太远。”摆脱了对大众审美的盲目依附后，张颂仁如他所说，开始为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建立国际形象。作为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推动者，是他发现了张晓刚、岳敏君、谷文达、刘炜、冯梦波、方力钧、王广义等如今扬名海外的中国艺术家。

1986年，张颂仁第一次把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拿到美国，意料之中的碰了钉子，美国同仁觉得这些东西在美国没有市场。1994年，张颂仁带着艺术家们参展圣保罗艺术展，人不多可是实力很强，他们是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如今当代艺术中卖价最高的四大天王中的3个人。那一年，世界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

1995年，威尼斯百年回顾展。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名利场上大为风光的一年，张颂仁与好友一直收藏当代艺术的香港富豪邓永锵大摆宴席，请来了戴安娜王妃。威尼斯人是见惯世面见惯王家贵族的欧洲人，可是面对戴安娜的到场依旧有万人空巷的场面。如今威尼斯还对那样盛况的一幕，念念不忘。

1996年，名为《追昔》的展览在爱丁堡展出，这是一个中国式记忆的作品展，而此后中国当代艺术价格一路飙升。在这段时间里，张颂仁是把当代艺术打包带到欧洲去的那个人，他显示出了某种大男子主义的掌控，“中国艺术家总是有一种西方情结，这个情结不消除掉，做不出属于中国的真正划时代的东西。当代艺术在1990年代介入欧美的文化舞台，但我是为了再走下一步一一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必须消除向外的心魔，你才可以回到自己那里。”

士大夫式的生活

成功发掘出张晓刚、曾梵志的张颂仁是一位成功的拓荒者，但他却是一个不着调的生意人。对于数字的天生缺陷，加上嬉皮的一贯本性，让张颂仁做生意总是不着调：市场低潮时，他赚不了钱；市场最火时。他赚不来钱。“199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流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大部分是从我这儿卖向二级市场的。”不过，往往他把艺术品卖出去后，他才发现，当年挂在苏富比拍卖的估价就翻了几倍。而他经营的双雅轩画廊虽然名声在外，却也没能使他成为暴发户。

张颂仁是一个成功的拓荒者，但却不是一个好的耕种者。他搭起了座桥，结果发现，很多人数着钱过了河，他却把自己留在了河岸边，两手空空。但张颂仁对此却似乎颇为无所谓，对他自己而言的理想生活，“闲”和“玩”是占着更大比重的。他向往着国画里头的士大夫生活，有可以玩的人，有很文化的游戏，有很棒的原野，有不受现代建筑污染的出色的园林――仿佛是《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场景――蓄养伎乐。广招宾客，宴饮歌舞。

张颂仁的宏大志愿是：中国“现代化”成功后该怎么办?富起来后怎么用财富?他希望为有钱阶层建立一个完美生活的样板。来取代如今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五星级酒店生活”。我问他现在这种样板建立起来了吗?他笑着说还没有，其实生活本就不可以用样板而言之，生活中的品味与品质本就应是在经历愈多，看得愈真。愈懂欣赏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历炼出的，但他却希望在仓促而苍白的都市生活中，让大家知晓，人生其实就是无穷趣味点缀着悲凉无趣，而那些趣味正是足以让你留恋生命的所在。而我，则想起那句著名的话“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