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类书的目录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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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千余年来，类书在目录学中的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先是被载入史部，后又被置于子部，甚至还有不少学者提议于四部之外为其另立一部；即使在子部中，类书先是被归入“杂家”，后又被置于“事类”、“类书类”、“类事类”之中。类书在目录学中的演变根源于不同时代的类书发展状况，更体现了古人对类书的认知与评价。

[关键词]类书　目录学　演变

[分类号]G257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历代目录学著作层出不穷，目录学不仅是学者读书治学的门径，更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演变。类书是古籍中辑录各种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资料汇编。类书始于《皇览》，历代皆有编纂。由于类书本身的特殊性，类书在目录学中的位置多有变迁。或被载于史部，或被载于子部，甚至还有不少学者提议于四部之外为其另立一部；即使在子部中，类书先是被归入“杂家”，后又被置于“事类”、“类书类”、“类事类”中。类书在目录学中的位置变迁，所展现的绝不仅仅是类名、位置、隶属的简单变动，其必然根源于历代类书编纂的发展与演变，所反映的恰恰是一千余年来的类书发展史、学术史。

1　《皇览》与史部的关系

“类书”这个名称出现比较晚，北宋欧阳修等人编纂《新唐书》时，在子部设立“类书类”，正史目录中才出现“类书”这个名称，并广为沿用至今。那么，北宋之前类书被称作什么呢?五代薛居正修《旧唐书》时将原属于《隋书》子部“杂家”的类书独立出来，称之为“事类”，列于子部第十五类，可见北宋以前类书是被称为“事类”的。什么是“事类”呢?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载：“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陈松雄《齐梁丽辞衡论》又载：“盖事类者，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延及南朝，隶事最富，凡情韵之倾泻，事理之铺陈，莫不吐胆呕心，经营刻画。或借古语以申今情，或用先典以明近理。”在文学家的眼中，“事类”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是借古言今，是征引、引用，是用古人之言辞、典故表达今人之思想、情感。作为类书代名词的“事类”则是对典故、故事的辑录、整理，并按照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方法排列组合起来的资料汇编。“事类”有时亦被称为“类事”，古今学界对两者等同互用的现象比较多。

唐宋以来，类书在目录学中多是位列于子部的，但是类书之祖《皇览》在目录学中的最初位置却并不属于子部。西晋荀勖编纂《中经新簿》时将《皇览》归于史部，这又是为什么呢?《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载：“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三日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中经新簿》之“丙部”就是后来的“史部”，其子目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类，而引起学界关注最多的就是“皇览簿”，或言其是《皇览》之别称，或言其为《皇览》之簿。笔者认为其应该就是《皇览》。当然，笔者更关心的是，《皇览》这一类书之祖为何会被划入史部。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类书类序》载：“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皆是博学硕儒，很显然他们是不会不知道荀勖《中经新簿》将《皇览》归人史部之事的。但他们为何明知故问?很明显是无疑而问，这恰恰说明清儒对《中经新簿》将《皇览》归入史部是不理解、不赞同并表示质疑的。姚名达先生在研究《中经新簿》时，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其曾提出疑问：“《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引用明人胡应麟的说法，对《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这个问题做了初步解释，其认为史部在《中经新簿》时代刚刚从经部脱离，独立不久，书籍不多，为了使四部之间卷帙匀称，于是荀勖将无类可归的类书暂时附入了史部。这种解释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荀勖时代，史部的确刚刚独立，书籍不多，难免会有拉郎配的嫌疑。但是必须要搞清楚一个基本前提：荀勖编纂《中经新簿》肯定是根据西晋时期的藏书情况做出的分类，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编目，绝不会是随随便便的拉郎配；就算当时史部新独立，书籍不多，但是拉人入伙之事，肯定也是要选择志同道合的人，绝不可能随随便便将《皇览》拉人史部。也就是说，《皇览》与史部至少是要有些渊源的。

乔好勤先生之《中国目录学史》对于苟勖为何将《皇览》归入史部的解释最为恰当，也最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其言：“丙部所记《皇览》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类书，依今日看自当别为一类，但那时是当作历史资料汇辑看待的，列之于丙部并不错。”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要全面分析“史记”、“旧事”、“杂事”与“皇览簿”的异同。前文讲过，北宋之前，类书是被称作“事类”或“类事”的，《中经新簿》之“史记”、“旧事”、“杂事”与“皇览簿”放在一起的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将“史记”、“旧事”、“杂事”与“事类”、“类事”放在一起，就有可比性了。“史记”指前代之正史，如《史记》、《汉书》、《东观汉纪》等；“旧事”大体就是前代流传下来的稗官野史，如《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杂事”即是“杂史”，如《战国策》、《吴越春秋》等；而《皇览》则是“事类”集，“事类”又多是从诸书中采撷而来的故事、典故、前贤言行、圣哲旧事，当《皇览》将众多采撷自群书的“事类”分门别类地排列起来之时，俨然就是乔好勤先生所说之历史资料汇集。作为历史资料汇编的《皇览》与史部之“旧事”、“杂事”的确有相类之处。加之，《皇览》是魏文帝曹丕敕纂，其重要性、资料性就更是备受重视，荀勖时代肯定是要将之作为重要典籍对待的，一部极重要且与史部书有诸多相似之处的《皇览》被归入史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此外，《皇览》的史料价值也广为后世史学家所重视，《史记》等史书的注疏中大量征引了《皇览》之内容，足见《皇览》的史料价值；对《皇览》辑佚本进行考察时可以发现，其内容就如史书一般，尤其是《冢墓记》所记载的内容皆为古代帝王圣贤之冢墓位置，无疑就是一部历史资料汇编。

但是后来《皇览》为什么脱离史部转入子部了呢?这主要缘于《皇览》与史书之间的差异。虽然《皇览》可看作历史资料汇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皇览》与史书的差别毕竟还是较大的。史书是著作，是史家在收集到众多史料之后，进行加工，重新撰写出来的生动鲜活的著作；而类书是资料汇编，就算是运用不同的编纂体例，类书仍然是述而不作，仍然是对资料的整理加工、排列组合。随着时代的发展，类书与史书的差别越来越大。此外，六朝时期是中国史学急速发展的时代，史学的自觉意识得到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史籍数量的增多，史书体裁的丰富，史官制度的完善，史家队伍的壮大，史学思想的成熟。迅猛发展起来的史学再也不需要拉人入伙，这就必然导致类书之祖《皇览》被排挤出史部。

2　从“事类”到“类书”

殆至唐初，魏征等人修纂《隋书》之时，被迫从史部分裂出来的类书被收入了子部“杂家”。为何说是被迫?因为那时的类书是无家可归的，不然也不会依附在子部“杂家”之中。也就是说，《隋书》的编修者把当时他们认为暂时无法归类的著作，如类书、佛教典籍，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又不足以单立门类安置它们之前，只好将之暂时置于“无所不包”的杂家之末。当然类书与杂家也是有几分渊源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编纂《旧唐书》的五代时期，类书家族已经发展得较为壮大了，此时的类书已经可以自立门户，于是《旧唐书》子部出现了一个新子目“事类”。胡道静先生介绍说，类书在子部里独辟成为一类，是始于唐开元时毋煲编《古今书录》。《古今书录》已佚，但五代刘晌《唐书・经籍志》是循《古今书录》辑成的。这样看来，类书的独立还可以提前至开元时代。

到北宋时期，欧阳修等修《新唐书》时，将“事类”这个子目的名称改为“类书类”。从“事类”到“类书类”的转变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其实不然。首先，“事类”与“类书”二词强调的重点不同，“事类”一词强调的是“事”，主要是表示“事”、“故事”、“典故”的类，而“类书”一词强调的则是“类”，以类相从、分门别类的“类”。其次，“事类”与“类书”相比，“类书”更能展现唐宋以来类书发展的新情况。类书在魏晋南北朝最主要的编纂模式主要是辑录“事类”，但随着类书的发展，类书编纂模式逐渐增多，辑录“事类”之外，又有了辑录“词语”、“句子”、“诗文”等新的编纂模式，尤其是《艺文类聚》之后的类书编纂明显多样化。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序》载：“《艺文类聚》改善了以往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段的缺点”。胡道静言：“《艺文类聚》是中国古代类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它在辑存文献的方法、方式上有一重大特点，和它以前的类书及以后的大多数类书非常不同，从而构成了它自己在类书群中的独特之处，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可见，《艺文类聚》之后的类书编纂彻底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只重辑录“事类”的模式。面对迅猛发展起来的编纂模式多样化的唐宋类书，原先代表“事类类书”的“事类”一词，显然已经无法表现唐宋以来类书迅猛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于是博学多识的欧阳修大胆做出了修正，即将“事类”改为“类书”，以展现唐宋时代急剧发展的类书编纂新情况。

到元代，脱脱等人编纂《宋史》之时，将子部“类书类”的子目改为了“类事类”，这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与“事类”相比，“类事类”强调的重点依然是“类”，也就是说，“类书类”与“类事类”所强调的重点是一致的，表明“类”仍然是类书之核心。宋代以来，“类书”与“类事”多被目录学者所提及并使用到目录学著作中，但“类书”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类事”，而“事类”被用作目录学子目的现象就很难见到了。

3　唐宋以来关于类书目录学位置的争论

唐宋以来，类书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诸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在图书编目分类的过程中，面对肴馔经史、渔猎子集，六合之内，靡所不载的类书，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其目录学位置提出修正意见，不断探讨变更类书的目录学位置，以更加准确地彰显类书的特殊性质。郑樵《通志・校雠略》云；“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郑樵的目录学分类极具特色，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藩篱，对图书进行十二分类法，而类书被列为十二类之一，足见郑樵对于类书的重视，亦可见南宋时期类书的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已经从子部之子目上升到十二部之一。

明代学者胡应麟对类书的目录学位置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分析了诸类书的性质，认为类书与经、史、子、集皆有交叉，而偏偏放在子部里，有些不妥，他建议在维持四部分类法的同时，把类书地位提升，脱离子部，置于四部之末，即把类书放在第五部类之中，即在四部之外另立一部。其《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丙部・九流绪论下》载：“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

无独有偶，并非只有胡应麟一人有将类书置于四部之外的想法，比其时代稍晚的祁承煤就发展了他的观点。《澹生堂藏书约》之《藏书训略・鉴书》载：“夫类书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然而类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肆考》，六经之原委，纤备详明，是类而经者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郑氏《通志》，历朝令甲，古今故典，实在于此，是类而史者也；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类书另附四部之后。”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言：“明正德时陆深撰《江东藏书志》，嘉靖中晁琛、孙楼各撰《宝文堂书目》和《博雅堂藏书目录》，万历中张萱撰《内阁书目》，清嘉庆时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等，都把类书与诸子并列，处于抗衡而非从属的地位。这种做法都是发现了类书的内容是包举四部的百科全书性质，因而觉得它们不应当隶属于四部之一部。”可见，明清时代众多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在实际的图书编目中已经关注到类书的特殊性，并已经有意地将之特殊对待了。

在以上诸家之外，更多的学者主张将类书继续放在子部之内，即对于旧例不作改动。这派学者没有说明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古人的旧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类书类序》载：“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张之洞、范希曾《书目问答补正》卷三《类书第十三》载：“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举其有本原者。”

纵观唐宋以来，诸学者对于类书之目录学位置的讨论，各有道理，不能妄自臆断是非。要考虑的是，诸家为何不断地提倡将类书升格?除了类书之内容包含四部，肴馔经史，渔猎子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通过考察，笔者发现唐宋以来类书数量的增加、影响的增大以及其与读书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类书备受青睐的原因之一。陈垣先生做过《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笔者将其所做统计整理成表1，以显示类书与四部诸子目在《四库全书》中的册数、页数。

通过陈垣先生的统计，可以看到类书类的页数为227739页，占整个《四库全书》页数的9.94％，而占子部所有图书页数的40.35％。类书一类之页数在整个《四库全书》44子类中占近十分之一，而在子部竟然超过了五分之二，可见类书数量之巨大，其居于子部中的确有些委屈，其也确实有足够的实力去独当一面，单立门户，这应该就是诸多学者不断提议将类书一类升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如果类书一类数量没有这么大，就算其想独立，又哪有资格与四部相抗衡!陈垣先生所统汁的仅仅是《四库全书》全文著录的类书，存目类类书还不算在内，而存目类类书的数量更加巨大。《四库全书总目》载：“右类书类六十五部，七千零四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右类书类二百一十七部，二万七千五百零四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类书除了数量大之外，其影响也不小，与古代读书人的关系也是较为亲密的。类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排比详瞻，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军事科技、学校礼仪、服食器用、草木鸟兽等皆搜罗裒辑，要言不烦，简明扼要，读书人视若珍宝。明人李果《事物纪原序》即记载了他见到《事物纪原》之后的喜爱之情：“余慨而易之以金以归，不啻怀瑾握瑜，检阅殆偏……学者苟能熟读潜玩，溯流寻源，则涉猎酬对，泛应曲当，无所不可矣。此颐庵所以珍重，而后学所当为至宝。”唐宋以来，作为典籍之荟萃、知识之精华的类书，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学、科举乃至日常生活都紧密相连，成了古人检索征引、积累知识、开拓视野、处理疑难、了解世界的万宝全书。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唐宋以来的诸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才会不断地对类书关注有加，不断地建议将类书的目录学位置提升，以彰显类书的特色。

4　结语

类书在目录学中的演变反映的是类书的发展史、学术史。魏晋南北朝时代，类书主要是类事类书，类书与文学、史学关系密切，但是随着文学与史学的自觉，类书被排挤到子部“杂家”。唐宋时代，类书的编纂模式多样化，类书在日录学中开始获得独立地位，并经历了从“事类”到“类书”的转变，此时的类书数量大增，影响深远，可谓大行于天下。明清时代，学者对类书的目录学位置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新见解，这自然是伴随着诸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对类书认识的加深而来的，更是类书重要性的体现，无形中类书已经触及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清末民初以来，西方学术思想进入中国，在现代学科体系之下，类书是否附四部之末变得不那么重要，其实，无形中人们已经将类书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对待了。

类书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文献种类，它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教育、科举乃至日常生活都紧密相连，亟待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整理与研究。而要加强类书研究，就必须认清类书的发展史、学术史，认清古人对类书的态度与评价，并对类书类典籍进行分类整理，尤其是要剔除那些明显不属于类书的典籍，如姓氏书、蒙书、政书、职官书，等等。只有做到正本清源，类书之特征、特色才会显现。古今众多学者在对类书之目录学位置进行考察时，屡屡被体例不一、杂乱无序的类书所迷惑，其实他们所欠缺的就是对类书本身的分类整理，故当他们面对五花八门的类书时，得出的结论总是不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