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还是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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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西方世界满怀信心迎接新世纪的到来。那时，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增速平稳，金融服务行业蓬勃发展，而成立不久的欧盟则大有赶超美国的势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在2003年预测：“预防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事实上，几十年前就解决了。”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令许多人感到意外。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没能从这场危机恢复过来，欧盟陷入了生存危机，其作为一个货币联盟的基础已经岌岌可危。

想当初，欧盟曾雄心勃勃地向世界宣布要将欧洲建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然而从2008年以来，欧洲面临的是经济收缩和希望的破灭，欧洲的“紧缩”解决方案（大幅减少政府支出和债务）似乎已经失败。

事实上，欧洲国家的债务继续高涨。欧洲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0%，但却要耗费全球50%的社会成本。欧洲的财政开支与其经济实力是不相称的，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债务问题。高福利、不劳而获的心态是不可持续的，会让欧洲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欧洲的行政管理严重滞后，急需改革。事实表明，紧缩措施被滥用，而刺激私有经济的改革措施则几乎被忽略。

紧缩不管用，欧洲从上到下越来越焦躁不安。最令人担忧的是，没有迹象表明私营部门得到了恢复。欧元区国家比如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失业率高达27%，而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超过50%，“迷惘的一代”再也看不到希望，老一代失去了体面的退休生活，而中年人工作稳定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

来自欧洲各地愤怒的反紧缩团体聚集在雅典举办的欧洲首脑会议。他们认为欧洲“处在悬崖边缘，面临着深渊”，并呼吁彻底改变欧洲的紧缩政治。

由于欧洲北部和南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和社会动荡增加，人们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欧洲的财政紧缩政策可能会迎来一个缓慢而低调的转向。当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宣布将允许成员国突破3%的预算赤字限额（反正也只有5个欧盟国家遵守这一限额），我们看到了放松紧缩政策的第一个信号。作为回报，欧元区国家承诺进行结构改革，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那太不可能了。”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以其创业精神和经济强劲发展引领全球，自从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两届总统布什和奥巴马都在推行“刺激”的政策——通过高额举债融资来提高政府支出水平。刺激政策的倡导者认为每花费一美元就会相应地增加经济产出，而每减少一美元的支出则将意味着经济产出的相应减少。他们认为，美国和欧洲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迫切需要刺激经济活动为他们创造就业的机会。

早在19世纪60年代，横贯美国大陆的东西铁路建设是一个庞大的政府经济刺激方案，也拉动了相关民营企业的发展。刺激政策的倡导者认为对美国过时的基础设施和小学教育系统进行投资，将产生可观的回报，并可以通过未来的税收收入支付政府的债务。

紧缩政策的倡导者则要求削减债务，而不管高失业率和经济活动的停滞。对于拯救经济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都有各自支持的阵营，而且势力不相上下，其中还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内斗”。

然而，欧洲的紧缩政策和美国的刺激政策，都没有被有效执行。长久以来，两者都被政治功能的失调困扰。顺境时不能及时改革的国家面对当下的危机，发现自己更难推行改革。

他们未能扮演好执政者的关键角色：为经济增长创造便利条件。政府不能直接创造产出，但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促进经济增长。缺乏信贷支持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年多的紧缩政策压抑了经济增长的机会。直到最近，面对日益冷漠的创业激情，人们才意识到：一个营养不良的病人不可能通过饥饿疗法康复。

世界运动的规律应该教导我们：凡事不进则退，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公司、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善于观察事物的变化，对于处于衰退的经济体，我们要想方设法恢复增长。

每一个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认为，它的责任在于自上而下地实现经济成果。然而事实上，增长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基础上的。只有人民才可以振兴一个垂死的公司或国家。政府的作用是创造条件或环境，以方便人们可以自由的创业、创新和振兴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教师、裁缝、水暖工、电工、餐厅老板和剃头匠沿着刚开通的铁路轨道西进，开创新的业务。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为企业家敞开了机会的大门，无数微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到处生长，政府应致力于促进中小型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后者构成了健康经济体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