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语”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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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本应该落些雨才合时令，然而，召开本期红星茶座时却是一个黄沙漫天的日子。尽管如此，茶客们依然如约而至。

参加本次座谈会的是：罗小韵、李英杰、李晓斌、鲍昆、高强。电影学院教师：朱炯。电影学院学生：陈涛、王威、余丽萍、谢丽佳、张斌、王华。北京大学学生：杨成晟 、薛蓓。清华大学学生：骆晓勇、马永昶 、黄钊、陈海滢、马亚军、姚剑峰。

闻丹青将自己刚刚买来的明前绿茶“贡献”出来，绿茶的清香使冒着风沙而来的茶客们心情好了起来……

当一群出生于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生看到拍摄于1976年的照片时，有些惊讶，有些困惑，更有些思考。于是，清华大学摄影协会的姚建峰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李晓斌的电话，在电话里对他说我们想和您聊聊摄影。晓斌说那就到红星茶座去聊吧！

闻丹青：在座的这几位摄影家早在1976年就已经拍出了一批照片，而今天参加座谈的学生们大约七十年代末期才出生。所以说，这是两代人的座谈。两代人在思想认识上肯定有许多差异，现在的大学生对70年代的摄影不是很了解，而我们与现代大学生的接触也不多。通过这次茶座我们希望可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李晓斌：清华摄影协会的姚建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想和“四月影会”的人聊一聊，开个座谈会。后来又通过几次电话，我们就定在4月来开这个座谈会，我觉得这样也比较有意义。

姚建峰：最初是因为看了李晓斌老师的那张《上访者》的照片，后来知道了“四月影会”，当时就特别想认识各位老师。再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说要到我们学校展出他们的照片，看了他们的照片我们又有一些想法，他们的照片既不同于“四月影会”时的作品，和我们平时拍摄的内容形式也很不一样，所以就想拉上高校的一些同学和前辈们交流。毕竟两代人年龄上相差20多岁了，对摄影和对人生都应该有很多值得讨论的。

李晓斌：大致上的内容，《永远的四月》这本书里都介绍了，你们看看这本书就会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我们这些人今天大多还在从事摄影方面的事情，虽然有的人已经不是天天拍照了，但是仍旧把对摄影的热爱藏在心里。

高强：“四月影会”的成立、“自然・社会・人”的展出、以及《人民的悼念》的编辑出版，这里有一个共性，这就是历史的机遇。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以照相机为武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认为这些情景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所怀念。

你们现在有自己学习的专业课程，又对摄影这种高雅的、具有很深文化底蕴的艺术有兴趣，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追求。

我们当时认为摄影既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也可以表现风花雪月，也可以表现人们的喜怒哀乐。当时是打破了一种很强的禁锢，打破原来摄影单一的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对摄影界有很大的震动。

马亚军：很羡慕你们那个时候，不过为什么后来“四月影会”就解散了呢？

高强：我们搞了三届影展，因为社会在不断进步，后来那种启发摄影向多元发展的作用渐渐弱了。再有就是，我们这些人都逐渐走上了专业的道路。各自的任务比较重，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再凑到一起搞什么展览或者组织一些活动了。

鲍昆：“四月影会”从开始就是以一种较为松散的形式存在，为所有热爱摄影艺术的同仁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这个平台中间有一批骨干，在座的几位就是，当然还有其他人，由他们无偿地服务，向社会征集稿件，最后推出的形式就是展览。随着个人的发展，在第三届展览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个人的艺术风格，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第一届的展览是又可笑又可爱，大家就是想把摄影的本来面目展现出来，把自己做得很幼稚的照片也拿出来展，放制的照片也许显影也不对，定影也没定够，但是敢拿到公园去展览。那是一种真实，也特朴实，风格上变化很大。这时候还不存在艺术上的争论。到第三届的时候就不同了。我觉得“四月影会”的解散正是体现了创作上不专制，艺术观念上有了差异，就散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李英杰：当年我们成立“四月影会”的时候也都很年轻，没有什么功利性，这里有些好的品质是应该继承的。比如，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经济上的问题，办展览也从来不设奖，没有什么金牌银牌之类的。大家都是齐动手，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大学生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最早摄影组织也是出现在大学。中国的摄影艺术在往前发展，但我希望有更高雅的作品出现。如果让“小燕子”代表最高的表演艺术，或者让写武侠小说的当北大教授，我个人觉得不太好，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观点。

鲍昆：实际上后期，摄影活动非常活跃，那时我国的照相机工业发展也有规模，许多非常简易的相机已经陆续走进百姓的家里。摄影组织也有一些，但是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或者没有什么影响，没有抓住一些机遇，就逐渐消失了。但是，那时摄影已经逐渐成为大众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

在座的这几位应该说在“四五”运动之前对摄影就已经很有自己观念了，“四五”运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展示他们的想法。抓住了时机，实现了他们原来的梦想。

罗小韵:抓住机遇是谈不上的，至少我个人没有认为是个实现自己梦想的机遇，我所做的都是下意识的，认为这些应该被记录下来的，就去做，很简单。没有鲍昆总结的那么复杂。

薛蓓：我们这一辈人对“四月影会”的真诚和激情特别感动和钦佩，对你们当时的艺术探索也很钦佩。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都是因为向往艺术。刚才高老师讲到摄影是一门很高雅的艺术，我不知道在这里“高雅”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与其说摄影一门“高雅”的艺术不如说摄影是一门很“严肃”的艺术。台湾摄影家阮义忠编辑了一套书，其中包括布列松等世界上著名摄影家的作品，那些照片之所以被认为是摄影史上的杰作，不是说它有多高雅，而是说这些摄影家们是在真诚而严肃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生。而且我认为北大给金庸一个教授的席位没有什么错。无论什么样式的艺术作品， 只要它反映出了个人感受体会，真诚的去表达了，就有意义。

谢丽娜：我觉得艺术的东西是个人的感受，多去看多去积累，多去拍，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很多书要看台湾版本或是香港版本，国内出的书一般都是大师级的，经典的，而国际上流行的摄影动态的书就很少。

罗小韵：中国目前的摄影教育相对比较落后。

姚剑峰：很多摄影书籍很难找，我们要看摄影画册要到国图去买进口的书。

薛蓓：摄影的本质是纪实，但摄影同时又是一种文化，既然是文化就有高雅与媚俗之分。可是一旦用高雅加以区分，审美就容易走向单一化。您能说科特兹的作品不高雅么？也许我们对高雅的理解不同，我是说评价一个艺术作品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就象罗小韵刚才说的中国的摄影相对与国外落后。

罗小韵：我说的是“摄影教育”，你落了两个字。中国的摄影状况与世界相比不是落后的问题，这牵扯到一个观念的问题，不能用一个落后这个词来定性。

薛蓓：落后的不是资金与资源，而是思想。比如布列松或是科特兹，我认为他们首先是思想家，他们对生活本身有深刻的思考，而且是一种近乎自我折磨的思考，而我们就是缺少这种思考。

李晓斌：最终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技术和手段。

薛蓓：但是在中国我很难见到很有思想的摄影作品，即使在技术上也不能说没有差距。

王威：有很多（有思想的作品），只是你没有看到。

朱炯：我认为中国的摄影还是很优秀的，但是无论是哪个门类的艺术作品，我们在评判它的时候都是依西方的价值取向来评判。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她有自己独特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就摄影来说，我看过日本大学摄影专业的学生作品，我觉得并不比我们的学生拍得好，但是在很多想法上它很独特。就纪实摄影这个门类来说中国的现实太丰富了，它蕴育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教育不是按照西方的主流教育来实施，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很多摄影师的作品就没有到主流上来。这次荷赛我们得了一个奖，但这并不能说中国的摄影师就比国外的差距小了。

王威:现在我们谈中国的摄影教育问题，好象我们是这种落后教育的受害者，但实际上我们没有仅仅充当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这正是我们学生摄影团体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同学们都玩起来。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至于目前中国的摄影教育，我认为罗老师说得太悲观了，实际上我们不这样认为，尽管没有良好的条件，但是学校给了我们一个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自己会完善。

黄钊:在清华由于学业很重，我们想把我们眼里的清华拍下来。但我们也经常出去拍摄一些风光片，这不乏有自娱自乐的性质。有不少同学是将摄影作为沉重的课业之余的一种发泄与放松。我们认为，象我们这样不应该只是一个搞学问的人同时还应该是一个人文的人，艺术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我开始学摄影有一种玩的成分，也有对自己在艺术上完善的成分。

马永昶：我们正是通过摄影这种手段来达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目的。

王华：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也不单单谈摄影，能谈的很多，除了照片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交流。（摄影团体）最大的意义也就在这儿。

罗小韵：我想学生的作品应该做个展览。

姚剑峰：我们会这样做的，清华有这样的展厅，到时候我们把自己的作品做一次展览，再来请各位老师指导、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