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所化,物以载道——文物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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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来讲，“爱国主义”应当包含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爱文化”。爱国的抽象性可以借助于对祖国文化特别是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了解、研究、传承来切实感知。这些曾经为文所化之物，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历代绘画、写经、古籍珍本、金石器物、建筑等等，是不同时代文人士子、能工巧匠的精神结晶，传承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虽经岁月的淘洗，不掩其厚重而鲜活的人文品格。这些经过人类心、眼、手相互配合而产生的作品，其所传递的人的温度不会因为历史的暌隔而削减，反而因为时代的落差而更显其恒久的魅力。

今天的中国人，经过了一百年来列强的侵凌，深切感受到了国家衰弱的悲哀，国家不幸，文化特别是文物的浩劫。多少我们祖先遗存下来的重器、珍本，被盗、抢、偷、哄、骗、买等带离生地流落他乡。对于这些被非法拿走的应该记住、追索，这是一代代中国人不可忘却的历史责任，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留下来的。不应继续破坏，不论何种理由，而是珍惜、保护，进一步研究和利用，不断教育下一代如何认识它们。

目前，一些文物遗存场所无视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紧迫性，而是消极地一把铁锁关门大吉，任何人都无法接近。还有一些文物古迹被无节制的商业开发霸占，鼠目寸光的开发商们打着各种名号划地圈钱，不但无益于文物的保护，还会给访客留下恶劣的印象。“保护性破坏”和“建设性破坏”正在各地上演，不论理由如何，此所为作不过是消泯我们民族的精神载体，让东方文明原有的内敛、自省、沉静、优雅的气质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拉大旗作虎皮的虚张声势和肤浅庸俗的炒作叫卖。

一些懂文物、研究文物的人士，则是忙于挣钱、出名而无暇顾及文物普及教育和保护。这些专家对于应尽职责的缺席，必然导致新的斯坦因（英国考古学家，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伯希和（法国探险家，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之流出现。一百年前的敦煌，饱受西方人一次又一次洗劫的时期，中国的学人到哪里去了？除了躲在书斋里翻检故纸堆之外，鲜有真正怀抱负、具远见、有责任感的学者不畏艰险亲临一线，这份历史的责任是否应该在他们头上也记上一笔？

对待遗产的科学、严谨态度也是至关重要，对于文物的真假好坏的鉴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但常常有一些“伪专家”和管理者会轻率地发表“高见”。曾有人非常气愤地讲：这些文物鉴定家真是多事，非要说成是假的，中国多几件古物不是很好么？这种论调，怎么听怎么像“时期”所提倡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科学。

现在大部分的国立博物馆已经免费开放，这为全体国民了解、重视从而进一步喜爱文物创造了条件。但应注意，媒体在普及文物鉴定鉴赏知识的同时，要不忘文化熏陶和道德教化，不应该单纯强调文物的经济价值，更应该让人民知道文物所荷载的文化精神。民众的心灵应该在品藻历史文明的同时不断得到提升，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