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和内生区域增长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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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过程中，作者在剖析传统区域增长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简要介绍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框架下对内生区域增长差异展开的最新研究，描述由微观层次的报酬递增、产业间的前后向联系与贸易成本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所内生的区域经济格局依倒“U”形演化的深层动力机制，指出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资本和劳动的同向流动以及“二元结构”成因方面的理论创新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们长期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传统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以刘易斯(Lewis)和费・拉尼斯(Fei&Ranis)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以纳克斯(Nurkse)和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stein－Rodin)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新古典主义均衡发展理论以及以缪尔达尔(Myrdal)、佩鲁(Perroux)和赫西曼(Hirshman)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产业集聚和外部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然而，由于上述理论都以完全竞争和微观层次的报酬不变作为其基本理论假设，它们都无法揭示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建立新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 S模型)为开端，经济学界掀起一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经济学家们开始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解释贸易和增长。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阿罗(Arrow)、萨金特(Sargent)、钱纳里(Chenery)和萨默斯(Su－mas)等经济学家的支持下，以亚瑟(Arthur，1994)和戴维(David，1985)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对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从演进的复杂系统的视角研究经济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刘安国等，2004)。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浪潮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藤田(Fujita，1998)、克鲁格曼(Krugrnan，199)和维纳布斯(Venables，1996)等人进一步研究报酬递增、产业联系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建立一系列被称作“D－S模型空间版本”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解释经济集聚和区域增长差异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的缺陷
以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Strout，1996)的两缺口模型、刘易斯(Lewis，1954)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还是以纳克斯(Nurkse，1961)和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in，1943)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新古典均衡发展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方面表现出固有的缺陷。从完全竞争和全局性规模报酬不变、单个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出发推理，一个区域的资本回报率将与该区域的资本一劳动比率负相关，而劳动的回报率与该区域的资本一劳动比率正相关。因此，在资本回报率高的区域，劳动回报率显然要低，反之亦然，这就决定了资本与劳动在区域间的流动必然是反向的。在报酬递减的条件下，经济运行受制于负反馈作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外生地取决于向该地区流入的资本量以及资本流动的速度。由于资本与劳动在区域间的反向流动，劳动与资本回报率的区际差异在长期内趋于收敛而非发散。换言之，由于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减作用的缘故，经济活动将沿空间均匀地展开。按照这一原理，新古典学派主张无所作为和自由贸易的区域经济政策。然而，早期的新古典发展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趋异(刘安国等，2005)。
为解释经济趋异，缪尔达尔(Myrdal，1957)、佩鲁(Per-YOHX，1955)和赫西曼(Hirshman，1958)等人建立起各自的非均衡增长模型来描述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即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长期共存的现象。他们的模型虽然名称各不相同(缪尔达尔模型称为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佩鲁模型称为增长极模型，赫西曼模型称为中心一模型)，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承认新古典理论的报酬不变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宏观层次上的外部经济存在。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意味着经济活动集聚的地区能够向当地厂商提供较强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因此，企业和劳动力将总是受经济活动集聚地区的吸引。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聚又使该地区能够提供更强的产业联系或外部经济，由此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或正反馈机制导致资本和劳动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动，其结果是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非均衡增长。由于非均衡增长的结果，地区差异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扩大后缩小。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用倒“U”形模型形象地表征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化趋势。区域增长差异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也得到卡尔多(Kaldor，1970)的支持。
非均衡发展理论在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假设基础上引入“外部经济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经济趋异，但是，由于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的来源和集聚动力，它们所力图阐明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到头来却陷入“集聚导致外部经济，外部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按照非均衡发展理论的逻辑，资本和劳动都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如果进一步考察空间距离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积聚必然导致地租的上升或厂商的工厂成本与工人居住成本的上升。即使考虑劳动者对居住区位的调整行为，往返居住地与工作地所发生的不断攀升的通勤成本亦会对工资水平构成不断上升的压力。要保持厂商和工人在一个地区的积聚态势，厂商必须能够在不会导致亏损的情况下提供较高的工资。这在完全竞争与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运输成本亦对生产活动形成一种发散作用：没有平均生产成本的递减(或报酬递增)，产品的FOB价格无法下降，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积聚的厂商无法向远端市场销售更多的产品。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其实不可持续。由此看来，在完全竞争与报酬不变的基础上，即使再引入“外部经济”假设，仍然无法解释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内在动因。
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与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
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由于采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无法解释区域增长差异形成的深层机理。虽然新古典理论以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为根本假设，但是，早在1891年，马歇尔(Marshall，1920)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报酬递增律的正反馈效应也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由于高额的初始投入的存在，厂商的生产成本随其市场份额增加而下降，一个碰巧取得较高市场份额的厂商可以始终领先于对手，在市场上独占鳌头。然而，在一开始有多家相类似的厂商竞争的市场中，具体由哪家(或哪
几家)厂商取得领先地位，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它有可能取决于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如不期而至的定单，与一些买家的巧遇或管理上的异想天开等等。马歇尔那时就认识到，经济中既存在报酬递减律，也存在报酬递增律，它包含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自然混合，并因此产生非常多的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然而，多重均衡对于当时的马歇尔来说是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结果。为避免多重均衡解的出现，马歇尔在建立新古典框架的时候，规定只使用全局性规模报酬不变、单个要素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他还假设，经济中报酬不变是通例，报酬递增只是个案。在需要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正反馈现象的时候，马歇尔使用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解释。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但是，仅用报酬不变和外部经济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中行业内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经济差异日益扩大的现实。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浪潮。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从一个封闭经济人手，在厂商和消费者层次通过对差别化产品的消费和生产进行剖析来研究垄断竞争问题，在解释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D－S垄断竞争模型假设：(1)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每一类产品就其单一种类而言并非必需品，消费者效用水平将随着经济中能够提供的商品品种的扩大而增加，这一点由CES(不变替代弹性)子效用函数的特性所决定；(2)所有差别化产品都只用一种投入(劳动)来生产，生产过程的报酬递增通过线性生产函数Ii，=a+c xi来描述(其中，Ii为生产第i类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a为一固定劳动费用，c为边际劳动投入)。单位生产成本Iixi=axi+c总是随产出xi的上升而下降，这就是报酬递增(或无止境的规模经济)的来源。
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在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形成两难冲突。要充分挖掘规模经济(或报酬递增)的潜力，每一种差别化产品就必须实行规模生产。在经济中的总劳动人口(或其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够规模生产的差别化产品的种类将会很有限。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其效用亦随之上升。差别化产品生产的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决定了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垄断因此而形成。在自由进入或退出的条件下，厂商在支付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之后的纯利润趋近于0通过对对称消费情况下的一般均衡求解，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得出这样结论。
特殊的CES子效用函数的应用使得D－S模型能够避免多重均衡的出现，D－S模型从而被作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平台在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广为应用。
三、路径依赖效应和报酬递增条件下微观行为的宏观效果
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对报酬递增微观基础的形式化为主流经济学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贸易和增长理论领域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并直接引发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革命。就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D－S模型也为揭示缪尔达尔、卡尔多、佩鲁和赫西曼所谓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或正反馈机制奠定了微观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亚瑟(Arthur)、厄尔莫利耶夫(Ermoliev)、康尼奥夫斯基(Kaniovsky，1983)和戴维(David)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对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从演进的复杂系统的视角研究由报酬递增律支配的微观经济行为导致的宏观格局，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亚瑟等人的贡献在于将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效应形式化。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对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形式化之后，亚瑟等人提出的进一步问题是，如果处于微观层次的厂商受报酬递增律的支配，那么，经济空间的宏观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亚瑟等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再不能仅仅局限于作为个体的厂商的行为，而应进一步研究厂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存在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的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任何微小差异都将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经济微观分子互动的结果将导致经济在宏观层次形成多种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演化路径，这一选择可能被锁定。然而，经济活动的轨迹具体选择朝哪个方向运行，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左右这一选择的可能会是在经济运行轨迹上发生的任何小的历史事件。小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将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而放大，从而将经济锁定在一个特定的路径。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在《产业区位格局和历史的重要性》一文中，亚瑟发展了一个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受历史事件影响的产业空间集聚随机演化模型。模型表明，在存在报酬递增和产业联系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如果不同产业区位的地理条件完全相同，或者说，如果经济状态始于一个完全均匀、对称的空间结构，即使厂商对不同区位并不表现出任何偏好上的差别，最初的厂商的随机区位选择亦会对后续厂商的区位抉择行为产生类似的影响：如果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由完全均匀、对称的结构将演化出一个不对称的空间结构。换言之，由产业空间分布导致的区域增长差异亦遵从路径依赖的原理：路径依赖作用可将区域之间最初的小的不对称放大，从而导致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
四、报酬递增、贸易成本和产业联系相互作用下的区域发展格局
D－S模型和亚瑟的产业空间集聚模型中的报酬递增经济是抽象掉了空间距离与贸易成本的经济。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不仅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同时存在，而且空间距离导致的贸易成本及其变化会对厂商与劳力的区位抉择产生复杂的影响。那么，在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共存且要素流动、产业联系与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条件下，贸易和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从1980年末开始，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等(1999)人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建立D－S模型的多个空间版本以解释区域增长差异的内生机制，从而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进一步推进到经济地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领域。
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规律，必须考察位于不同空间区位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大致可以通过前向联系(本地市场以竞争
性价格向潜在进入者(指潜在厂商或工人)提品或劳动供给)和后向联系(本地市场对潜在进人者的产品需求或劳动需求)来描述。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中，生产函数表现为报酬不变。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而言，由空间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及其变化对不同厂商或工人所产生的影响是静态的、线性的或程度相同的。因此，生产的报酬不变性、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运输成本对供需关系影响的线性特点决定了经济活动将沿地理空间均匀地展开(刘安国等，2005)。
新经济地理学则通过建立两类D－S模型的空间版本对区域增长差异进行内生解释：一类是以劳动市场上由劳动的供需所驱动的前、后向联系为基础的人口流动模型，一类是以产品市场上由中间产品供需所驱动的前、后向联系为基础的投资流动模型。在这两类模型中，报酬递增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的农业并存。制造业生产活动受空间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及其变化的影响而产生非线性的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源于多样化的消费偏好，指的是生产更多种制成品的区域其制成品价格指数会更低。本地市场效应系指：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本地市场的区位将具有更大的制造业部门，并因此成为制成品的出口地；本地市场对制成品需求的上升将导致本地区制造业就业、产出和工资水平的上升。
建立在区际人口流动假设基础上的核心一周边模型(Krugman，1991)表明，在运输成本极高的情况下，尽管由于价格指数效应的缘故，制造业工人会表现出向制造业集聚地流动的倾向(制造业集聚地相对低的制成品价格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前向联系)，同时，又由于本地市场效应有进一步强化对制造业工人吸引的作用(大的本地市场能够提供更高的制造业工资，这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后向联系)。但由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向心作用不敌高额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高额运输成本一方面阻碍了大的本地市场的厂商向外部市场输出制成品；另一方面阻碍了本地制造业工人从外部市场取得农产品供给)本地市场效应无法充分发挥，制造业工人的区际流动方向是从大市场流向小市场，而非源源不断地由小市场流向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本地市场或产业集聚难以形成。
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对制造业工人的向心作用压倒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价格指数效应导致的前向联系首先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吸引，本地市场效应所产生的后向联系将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对制造业工人的吸引力，本地市场效应的充分发挥及其与价格指数效应的联动导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或具有路径依赖特点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制造业工人源源不断地由小市场流向大市场，产业集聚或区域增长的“核心－周边”格局因此而发端。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制造业工人规避高额的居住成本以及恶化的交通环境(或通勤成本)。此时，离心力再次压倒向心力，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与人口流动模型同等重要的是投资(或资本)流动模型，后者可以以国际专业化模型作为代表。在国际专业化模型中，诱发产业集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不是源于人口流动，而是源于制成品具有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双重身份这一特殊假设。制造业集聚地可以通过价格指数效应以低价格的制成品(中间产品)供应来吸引新的厂商投资，这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新厂商的加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市场对制成品／中间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强化对其他潜在厂商的吸引，这构成一种后向联系。与人口流动模型所揭示的产业集聚规律相似，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集聚演化动态相对于运输成本的变化亦表现出非线性与非单调的特征：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之下，制造业倾向于集聚；在极高与极低的运输成本之下，制造业倾向于发散。因此，无论是通过区际人口流动还是通过中间产品贸易条件下的区际投资或资本流动，都可以有效地内生区域发展格局长期演化的“倒U形”过程(刘安国、杨开忠，2001)。
五、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等人对内生区域增长差异的最新研究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D－S模型对报酬递增微观机制的深度解析和亚瑟等人对报酬递增条件下路径依赖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派解释区域增长差异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通过向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框架引入空间尺度或运输成本，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有效地内生前、后向联系的向心作用和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无论是在人口流动假设还是在投资或资本流动假设下，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对比都随运输成本的变化而非线性地变化，制造业分布的长期演化表现为一个“分散一集聚一分散”的动态过程，这既从理论上揭示了区域经济格局依“倒U形”演化的深层动力机制，又为解释资本和劳动的同向流动(先是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然后是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以及“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开辟了新的思路。同样重要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内生区域增长差异的研究表明，由于报酬递增条件下区域差异演化的路径依赖作用，区域政策既不是可有可无的，区域政策的使用又必须慎重行事。不能因为区域差异随运输成本的下降而先扩大后缩小就消极地实行地区封锁，人为地设置和扩大地区间贸易壁垒只会延长“核心一周边”发展差距的存续时间。积极的区域政策应该是在促进区域开放的同时，扶助和鼓励落后地区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和交通环境，以本地区的优势资源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具有强劲产业联系的加工制造业，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形成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最终走出不发达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