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分配应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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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指出，目前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各地财政每年增收速度都超过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同时，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公共服务水平低。“唯GDP论，各地投资高歌猛进，投资和消费失衡，居民消费率很低”。

虽然2004年以来政府储蓄的变化尚无可靠的数据来判断，但是相关的数据却透露出相同的趋势可能延续。2004年和2005年，财政每年仅超收就达到5000亿元；2006年超收7000亿元；今年预计可超收1万亿元。与此同时，截至2006年底，我国居民消费率却跌至历史新低，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48.8%下降到2006年38.2%，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却高达78%至79%。这表明，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刺激内需措施，不仅没有很好地解决消费率过低问题，这一问题反而变得更为严重。

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与我国财政收入近年快速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多年来呈现向政府偏斜有关，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国民总储蓄率之所以上升，是因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占国民总收入比例正在快速上升。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正在下降，同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正在快速下降。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所占比例越来越多，个人收入明显下降。

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来看，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税收超速增长，同时也由于地方政府越来越深地直接卷入了投资和生产过程，造成产能大量过剩，社会财富严重浪费。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所得税和社保缴款，主要支出是社会保障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但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而言，政府的收支并没有很好发挥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积极作用。

国民收入分配的这种格局，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极为深广。例如在目前的储蓄格局下，要想控制过热投资就无法下手。有数字显示，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的资金来源的55.6%是“自筹资金”，这显然归因于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上升。在这种格局下，国家通过金融信贷手段来控制投资，就很难有明显效果。因为政府和很多企业的投资并不依赖贷款，而是依靠从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得的大量资金来进行投资的。

必须指出，国民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是有悖社会公平的，也无益于社会和谐。十多年来，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中，过多地向政府倾斜，使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却没有更好的完善社会保障职能，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这类真正的公共和准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城乡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城乡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城乡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可以说，近几年来，政府在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交款等转移收入，大于社会补助等转移支出。2006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至50%的比例，甚至低于印度、泰国等国家的水平。例如从1998年起，国家推进了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企业职工的养老也由企业负担而转向社会统筹，而以上改革的结果，却减少了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品的供给。

事实证明，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已经反映出我国劳动报酬提高的要求。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亦为必须之举。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没有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势，构成近年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不快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所得的比重将会有所上升，政府所得比重则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各级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是应该向城乡居民倾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