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通胀因素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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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都把GDP 增长寄托在土地开发和经营上，土地是地方财政来源的重要领域，为此他们需要垄断土地市场，禁止农民进场交易。这一点在目前不公开的制度环境中，就必然产生大量的土地腐败。现在中国土地的困局，用四个词来概括就是：土地GDP、土地财政、土地垄断和土地腐败。这是传统的城市化造成的，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过去中国是城乡二元化，但近二十年来，二元化的内容有了些变化，即“新的二元化”――城市人口外来化，农村人口非农化。这种趋势本来应该是利好的消息，但如果外来化的城市人口大量“贫民化”，没有稳定的住房和社会保障，非农化的农村人口放弃农业生产都涌入城市，都将变成危险因素。

传统中国法的一大特征就是礼法结合，用法律维护伦理道德。如果我们的政策和法律最终是让夫妻离婚、将家庭结构打乱，让父母子女都成了留守人群，人伦观念淡薄，最后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道理沦丧的问题。

对于新型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我算了一笔账。按照全国政协统计的数据，农村地区的存量建设用地有2.74 亿亩，按照初始价格20 万一亩来计算，就是54 万亿。同时，农村地区存量的房屋建筑面积有330 亿平方米，其中住宅260 亿平方米，按初始价2000元/ 米来计算，就是52 万亿。这两者之和超过百万亿。这完全可以把目前的通胀因素对冲掉，当然它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却可以保持我们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货币的稳定以及对货币市场预期的稳定。我认为，推进城镇化的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四化”：

第一，乡镇市镇化。传统的乡镇从功能上讲，一是居民点，二是行政管理中心，三是农产品集散地――集市。市镇就是把城市的要素引入乡镇，包括工业、商业、第三产业，还包括医疗、教育、金融服务等各种社会福利设施。通过引进这些要素去改造现有的乡镇，使之变成现代化的市镇。

第二，地权资本化。也就是现在有些农村已经成立的土地合作社，把小块土地集中在一起，进行规模化经营。这可以把土地和城市投资结合起来，以出租或者出资的方式来经营大片土地；农户在当中享有的不是具体的地块，而是一个份额化的土地股权，这样即使农民离开土地，也依然能够获得土地带来的货币收入，这就是地权资本化。

第三，耕地农场化。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城镇以后，农村的耕地可以采用农场化方式经营，原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可以变成农场土地股权，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同时也更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食品安全的问题。

第四，农民市民化。进入市镇以后，农民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也要发生改变。原来的社区单位可以继续保留，因为这里有很多亲情、家庭血缘关系的存在。不同的是，他们过上了像城市居民一样的现代文明生活，从而实现从生活方式到文化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