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无意识、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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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必须调整自身，以免成为病态的社会。

人的成长过程就是自性化过程，从出生之前开始，到临死（或许）方休。“自性化”（individuation），这是荣格思想的一个重要议题。生命本质是精神（the psyche），临终前的两年里，荣格告诉我们（《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可见的人生其实是地面之下的精神偶然涌现到地面之上成为外在的生活，真正重要的是人生的不可见部分，在地面之下，如根块状植物那样具有顽强生命力。当地下生命力枯竭的时候，地上的生活就开始凋零。地下生命力，荣格指出，尚未分化出个体性，于是，姑且称为“集体的”――精神力量是集体的，此处的“collective”（集体），按照荣格的理解，包括全人类，也包括哺乳动物，甚至包括爬行动物。虽然，人类以外的动物未必能够表达偶然涌现到它们意识当中的集体无意识。最近二十年，荣格的原型心理学再度引发广泛的研究兴趣（参阅Polly Young-Eisendraph and James Hall，1991，《Jung’s Self Psychology：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究其理由，或许与“积极心理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迅速崛起密切相关。

每一个人的出生，用海勒女士的术语，是“双重历史性”的汇合。用佛家的术语，就是“三缘和合”。在可想象的人类全体成员（存在过的和可能存在的）的集合上，有人类全部先天性质的分布曲线，每一个人出生时，在分布曲线上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在可想象的人类社会（存在过的和可能存在的）的集合上，有人类社会全部性质（在每一特定时刻）的分布曲线。新生儿投生到一个特定社会的那一时刻，他带着个人性质的分布曲线上的相应位置，投生于社会性质的分布曲线上的一个相应位置，构成他的双重历史性。这两条分布曲线上的位置通常不协调，引出了个性与社会性质的不协调。怎样应对这样的不协调或双重历史性，这是后天教养的核心问题。根据我在上一篇文章里介绍的动力学原理，这一核心问题贯串着个性化（也称“自性化”）的全部过程。

首先，集体无意识的精神能量不断涌现到个体意识之内，通过梦境和原型的其他符号表达。如果这些能量被充分吸纳到个体之内，个体就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因此，荣格原型心理学与当代的积极心理学有相通之处。虽然，荣格列出的四大原型――自我、影子、男性中的女性和女性中的男性，更常表现出负面的（病理性的）而不是积极的影响。此外，在运用荣格原型心理学原则时，临床的和理论的心理学家们，必须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类和动物共享的集体无意识在不同人类社会和不同时期怎样呈现为千差万别的文化传统――即表现为特定人群的集体意识而不再是集体无意识。

带着上述的问题，临床心理学家们目前正在积极地运用荣格心理学帮助许多儿童缓解自性化过程中发生的心理障碍。为什么自性化过程如此重要？因为，发端于双重历史性的不协调，只能通过三种方式缓解：（1）社会规范的内置，也就是要求个体逐渐习惯于服从社会性质，为了融入社会；（2）文化创造，也就是为个体特殊的性质提供可被社会接受的新价值或新意义，从而个体带着特殊的性质，也能融入社会；（3）个体陷入疯狂，也就是心理失调状态。这三种缓解方式，在每一个人的自性化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习惯于服从社会主流规范、为自己的特殊性质寻求新的意义、以及在某些情境陷入疯狂。

家庭，是新生儿接受教养的第一情境。新生儿怎样应对双重历史性，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投胎而入的家庭决定的。家长的行为，是社会规范的缩影，于是也成为社会与婴儿之间性情冲突的开端。观察表明，宽容，是家庭（和社会）能够提供给个体求解双重历史性问题的最佳环境。宽容的家庭和社会，最常产生天才。又因为天才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数千万倍于普通人，所以那些最早形成了宽容心态的社会，最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当中进步最迅速的。中国的家庭与社会，很遗憾，至少在明代以来的几百年里，宽容越来越少，于是进步也越来越缓慢。

不能被宽容的个体性质，于是从个体意识进入个体无意识，并不断涌现到地面之上，成为“病态”（参阅福柯《诊所的诞生》）。自性化过程仍要持续，病态的个体能否康复？这是每一个社会必须解答的问题。社会必须调整自身，以免成为病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