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两种模式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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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博物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介入我国后，即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程，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官办模式和民办模式。两种模式运行逻辑、运行机制及运行效果的差异为我们加强生态博物馆的完善、民族文化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只有立足于这些启示所展示的原则和方向，才能确保我们的事业不断走向兴盛和成功。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两种模式；启示

中图分类号：G26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41-06

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运动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是作为对传统博物馆落后观念和实践局限性的发动、同时也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态运动和民主化浪潮的结果而出现的。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二战的阴影中走出，处于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但却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现代文明侵蚀传统文化等现象；传统博物馆僵化的运行机制和脱离大众、脱离生活世界的弊病，等等，最终催生了生态博物馆这一革新的运动：它高举生态主义、传统主义、地方主义的旗帜，倡导生态博物馆的主旨在于地方社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历史与现实的并置以及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的统一，以此达到对现代性的审视，对传统性的怀恋，对人类行为的纠正和对未来情景的控制。因此，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理念和运行方式迥然不同：它强调文化遗产在其产生地与生态环境相结合整体保护，倡导地方居民对传统文化的自主管理、并藉此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实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风潮和运动，使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不少国家迅速跳上了“这趟时髦列车”，使之无比风光和繁荣。

我国也没有错过这趟“时髦列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入生态博物馆观念，并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一、生态博物馆中国化

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博物馆，其西方性特征明显，几乎都是由民间发起、组织和管理，其融资渠道也主要来自私人企业和个人，强调地方居民对生态博物馆的主体地位。同时，西方生态博物馆大多是对工业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农场、工场及其建筑、遗址、遗物等的保护， “其目的在研究收藏、保存、诠释和展示各类建筑、机器、物件和资讯。”，因此，西方生态博物馆意在对物质文化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的展示，其运行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和管理，在资金供给上主要源自民众和企业的集资，这些都是生态博物馆西方性的体现。但是，它一旦引入中国，就打上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烙印而出现中国化特征。

主要表现在，其一，理念的中国化。纵观西方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历史和理念，它所强调的是对物质文化的保护、展示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技艺、风俗的收集和展示。但是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中国后，它除了肩负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外，还要实现精神文化、技艺文化的展示和传承，以达到民族文化世代相传、保存文化多样性的目的。如《在贵州省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指出，梭嘎有这样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非常古朴；有十分平等的原始民主；有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十分精美的刺绣艺术。他们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这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把这个宝贵的民族文化加以保护并使其延续下去……为苗族，为贵州，为中国乃至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这就表明我国生态博物馆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因而实现了对生态博物馆宗旨和理念的本土化理解和改造，把生态博物馆含义中本不具有的“传承精神文化、技艺文化”纳入到生态博物馆的内涵和理念中，体现了中国化的特征。

其二，民族性。西方生态博物馆多建立于工业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农场、工场等所在地，旨在保护代表农业或工业文明的遗址、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几乎全都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即使在个别汉族地区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也是由于其浓厚的汉族文化特色才选择该地为馆址。贵州先后成立的4座生态博物馆，分别位于六枝特区梭嘎苗族村寨、花溪区镇山布依族苗族村寨、锦屏县隆里镇汉族古城、黎平县堂安侗族村寨；中国北方地区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保护的是内蒙古敖伦苏木蒙古族草原文化，广西南丹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体现的是瑶族一支的传统文化；云南省首座生态博物馆展示的是西双版纳布朗族文化。总之，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全部建设在民族文化浓郁的民族地区，其目的既在于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又在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其三，自上而下性。生态博物馆在西方的兴起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既反映了西方博物馆革新运动的历史成果，又体现了后工业社会对都市文明的反叛、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也显示了地方群众自治理念对国家集权的抗争，因而生态博物馆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性发展孕育出的新的文化运动，它一开始就具有自下而上的群众建构性的特征，是民间社会对传统博物馆缺陷、对后工业文明弊端的一种反叛和解构，它彰显的是地方性、民间性的权利意识和民主理想。由于我国社会历史与西方的差异性，生态博物馆引人中国难以避免地带有中国的特色和内涵。中国还处在一个刚刚摆脱温饱问题和计划经济体制困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起步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还带有传统时代的某些特征，因而在我国还没有形成民间力量自发追求社区治理权利、自主保护和主宰地域文化命运的文化自觉；同时，由于生态博物馆均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地区，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的生态博物馆难以在一开始就形成西方那种自下而上的构建和管理模式，而只能采取专家引入和指导、政府倡导和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生成机制。

第四，迂回性。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生态博物馆核心理念的抛弃和篡改， “居民文化自治”始终是我们坚持的基本原则，这是对生态博物馆本质的认识、是对生态博物馆“西方性”的选择性坚持，它并不因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本土性”而被抛弃。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制约，要把“西方性”与“本土性”有机结合起来就需要策略的“迂回性”，即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必须先实行自上而下的构建和管理方式这一“本圭性”，通过政府行为培育起地方群众认识、管理自我文化及生态博物馆的能力，然后才能实现群众对其进行自主管理并实现自我和社区发展的目标，亦即达到生态博物馆“西方性”所要求的“文化自治”。所以，这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和策略，正如博物馆专家海所言，“中国确实存在文化阶段。从文化回归到文化自主，村民需要经过三个文化的递升的层面。这就是利益驱动层面，情感驱动层面和知识驱动层面。”

二、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两种模式

作为西方社会文化的产物，生态博物馆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引入中国，并于90年代后期开始付诸 实践，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于1995年动工兴建，1998年竣工并开馆。随后我国先后兴建了10多座生态博物馆，形成两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官办型生态博物馆，第二种是民办型生态博物馆。前者以贵州梭嘎、镇山生态博物馆为代表，后者以贵州黎平县地扪生态博物馆为典型，目前，地扪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座民办型生态博物馆。这两种模式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其共性前面已经提到，即国营型和私营型生态博物馆都主张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重保护；都倡导群众文化自治、社区自主发展，都采取迂回策略逐步培育地方的独立发展能力；都建馆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浓郁的民族地区。总之两种模式坚持的基本理念和宗旨是一致的，采取的策略也是相似的。但是，二者的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却存在显著的差异：

经济基础的差异。官办生态博物馆首先是由学者向政府倡议、经官员决定、由财政支撑而创立起来的，它运行的各个阶段无不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和公共财政的保障。生态博物馆建设是一项庞大、系统、长期的工程，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和保障，而在我国民间资本相对不足、且其投资兴趣不在公共性事业，并且缺乏保护传统文化自觉的背景下，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经济基础只能建立在国家公共财政的供给上。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仅就其初创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供应而言，至少需要数百万元的资金投入。以贵州镇山生态博物馆为例，1995年省政府拨25万元专款修复了武庙；此外有关部门投资110万元修建了镇山村到石板镇的水泥路、停车场，投资10元万元在车场修建了标准的旅游公厕，村里的污水处理池、饮水池耗资100多万元，中国与挪威合资400元万人民币修建成了信息资料中心，可见耗资巨大。而对于唯一的一座民办博物馆――地扪生态博物馆来说，其一开始就把其经济基础奠定在私人资本之上。香港明德创意集团是地扪生态博物馆的主要资金来源，因而该集团属下的贵州明德创意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负责该博物馆建设的组织实施，并担任博物馆的经营和管理顾问。由于属于民间力量投资，这决定了地扪生态博物馆主要处在市场化运作的背景下，其投入与产出关系受到严密关注，这就使地扪生态博物馆像一个企业一样非常重视其目标的制定与实现状况，重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估与调控，这有利于保证其经济和价值目标的实现，因而也能使其经济基础得到良好的维护和保障。总之，官办生态博物馆以公共财政开支为经济基础，民办生态博物馆以私人资本为经济基础，二者性质的差异对两类生态博物馆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的差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下面将会进行分析。

管理模式的差异。纵观我国的官办生态博物馆，其理论设计中的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是专家指导、政府主导、群众参与；所设立的管理机构包括管理委员会和顾问小组，前者由县区级政府代表、社区群众代表组成，负责信息资料中心的日常管理和馆区文化保护、演示活动的管理；而顾问小组聘请有关专家担任科学咨询、指导工作。但是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管理机构和原则，在博物馆的实际操作中，社区群众没有真正享有管理资格和权力；往往是地方县级政府指派一些公务员兼任博物馆的管理职务，由于是兼任，实际上他们长期在原单位上班，很少到博物馆上任，因而信息资料中心实际上处于长期闭馆状态。相关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更不能按照原初设想正常、长期开展。

相对于官办生态博物馆，我国唯一的民办生态博物馆――地扪博物馆的管理模式却完善和有效得多。分别设立管理委员会、顾问委员、日常管理机构、社区寨老联合会、社区经济发展促进会。管理委员会是社区文化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村民代表(寨老或村委会成员)、地方政府代表、国内外专家代表、专业管理顾问公司代表组成。顾问委员会为馆区文化保护、传承及社区发展提供协调和指导，由国内外学学者、地方政府、地方文化专业人士组成。社区寨老联合会通过其影响力积极参与博物馆的文化管理工作。社区经济发展促进会旨在推动馆区文化生态旅游、手工艺品开发、地方土特产加工等经济活动，以提高社区生活水平，其组成人员包括相关村寨的村委会代表、相关企业代表、专业管理顾问公司代表等。博物馆日常管理机构包括馆长、副馆长、一般工作人员，实行由管理委员会领导和顾问委员指导的馆长负责制，成立文化传承工作部、社区经济发展部、接待服务部三个部门开展各项工作，同时聘请专业管理顾问公司提供经营和管理方面的顾问服务。

由此可见，与官办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模式相比较，民办博物馆的管理模式具有如下优点：管理机构设置富有层次性、目标性、综合性、系统性、分权性、制约性。管理模式的层次性体现在既有最高决策层――管理委员会，又有中间顾问、协商层――顾问委员会和寨老联合会，还有下层的日常管理机构――正副馆长及其下属三个部门，这就形成高――中――下三个主要层级体系，显示了较好的管理梯度和结构关系。管理模式的目标性在于其管理构架明确涵盖了生态博物馆活动和目标的主要方面，确定了生态博物馆“传承民族文化、促进社区发展、形成群众文化自治”的主要价值目标。此外，管理模式分权性和制约性有机统一，目的是在分权与制约的动态平衡中促进事业的良好发展。地扪博物馆的管理分权性体现在最高决策权、日常管理权、内外监督、指导权的完整设置与合理分割：最高、最终决定权交给管理委员会，由其处理重大决策问题；日常事务处理权交给实行馆长负责制的日常管理机构；监督权交给寨老联合会、社区经济发展促进会，它们积极参与和监督博物馆的文化保育和经济发展活动；指导权交给顾问委员会、专业管理顾问公司，以获得专业、科学的行动指南，确保生态博物馆实践的科学性和高效率。如此完整的权力分割是为了把权力与责任、压力与动力有机结合起来，以充分调动责任意识和主动意识，实现权力、部门之间的合理监督与制约，增强工作效率。

动力机制的差异。两种生态博物馆动力机制的差异深深地植根于博物馆的性质之中：官办与民办的不同性质对博物馆运行的动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官办生态博物馆的弊端主要在于责、权、利的界限模糊不清，因而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长效机制，最终导致事业、行动的“人治”性、短期性、政绩性特征。这就导致我国官办生态博物馆后期建设的现状往往是处于徘徊乃至瘫痪局面之中，预期的文化保护和传承目标无法实现。以我国第一个已建立10年的生态博物馆为例，“梭戛，这个原本极富文化魅力的苗族社区，已被改造得面目一新，而极具个性特征的传统文化也似乎正在走向全面衰落。”同样的，贵州镇山生态博物馆已也建立6年，但馆区内的石板建筑也日益丧失其传统性，被越来越多的砖混小楼所取代；传统的布依族语言、服饰和民俗文化仍处于急剧消失的境况之中。

相反，民办生态博物馆由于其私人投资性质，它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动力和良好的运行状态。其动力机制主要根源于私营公司产权的明晰性、责权利的分割性和监督机制的完善性。投资公司及其董事会对其资金投入的效率会进行严格的监视和调控，这样的有效监督必然促进博物馆运行机制的完善和运行效率的良性发展，并保障生态博物馆整个发展过程的顺利进行和预期目标的如期实现。因此，我们看到， 地扪民办生态博物馆自建立之日起，就有计划、有目的开展系统性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6年，博物馆培训了100名地扪小学的文化传承人，将侗族传统音乐和传统技艺播种在这些孩童的心里；完成了博物馆社区文化研究中心第二期工程――1000多平方米的专家工作站，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建立了文化考察和研究的工作室；完成了博物馆文化社区15个村寨文化遗产的普查，收集记录文字资料20余万字，拍摄图片资料近8000幅；完成了博物馆文化社区内3个重点对外开放侗寨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开始探索以文化考察和深度文化体验为特征的高端文化旅游和乡村度假旅游发展模式；与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教学科研基地，与中央电视台建立了影像工作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将博物馆文化社区命名为“中国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国侗族人文生态研究基地”、“中国侗戏之乡”；出版了中国乡村原生态音乐cD第二辑《人与自然的和声――贵州苗族音乐》，汇集了采录于贵州不同地区的苗族村寨的传统经典音乐。这一切均展示了地扪生态博物馆优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效果。

三、两种模式的启示

上述两类生态博物馆发展模式的对比已经显示，无论是运行机制还是运行效果，民办模式都比官办模式更具活力与优越性，但它也同样面临着官办博物馆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其一，建设资金的长期有效供给问题。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目标决定了其需要巨额的资金保障，要求把博物馆的资金投入建立在长期性、稳固性基础之上，使博物馆的发展不因财政和官员(官办博物馆)、不因公司企业的经济状况和资助兴趣(民办博物馆)等因素的变动而受到不利影响。其二，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的矛盾。国内外大多数实行经济、旅游开发地区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和发展模式，传统文化将随着地区经济、旅游开发的进行而迅速消失，文化保护目标就将随之落空。其三，生态博物馆体制的自身建设。既然生态博物馆以文化保育和发展社区为己任，那么如果它自身不能确立长期的、良好的发展体制和机制，不能保证其工作的正常、顺利开展，那么其提出的理念和最终目标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基于前述官办生态博物馆的不足和民办生态博物馆的优点，以及它们已经或可能遇到的上述问题，我们获得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经济是生态博物馆的命脉和关键，必须确保生态博物馆长期、有力的资金源泉。

官办生态博物馆建成后缺乏后续建设规划与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财政支持的乏力。博物馆在创建阶段，就已经花费了巨额财力，其后续的工作周期更长、所需的投入会更大，但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已经不可能在后期建设中长期投入大量资金。本来，如果政府对博物馆的管理工作能够开展得更合理、更有效一些，再投入资金就可以从博物馆的旅游开发中获得较好的补充，财政压力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公共财力的投入回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这就客观上影响到政府的后期财力支持，因而最终造成生态博物馆后续发展的困窘。而民办生态博物馆由于创建才3年，其资金投入的困难迹象还没有显现，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它不能找到一条社区自我生存、发展的独立能力，单靠私人资本的支持是不可能保持博物馆长久发展的。因此，长期、有力的财源是关系到生态博物馆命运的根本和关键，必须把它作为首要问题解决好。

第二，合作化或民间化是主流博物馆改革的可行方向。从两类生态博物馆模式的对比中，我们已经看到主流博物馆即官办生态博物馆陷入困境的深层背景和根源。其实践的困难表面上是由博物馆管理层工作不力造成的，而实质上则是源于管理体制乃至社会文化背景等深刻因素的制约。然可喜的是，地扪民办生态博物馆的成功探索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迪，官办生态博物馆要走出困境，应该可以在管理体制上进行变革，通过政府与民间公司、企业或社区的合作，以合作、承包或租赁博物馆管理权和收益权等灵活方式，对博物馆的相关权力和资源进行下移、分割及合理配置，将生态博物馆的某些要素推入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中，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生态博物馆的良性发展。为了达到此目的，除了以合作性的方式进行之外，还可以实行彻底的民间化或日民营化，把博物馆的整个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这也能达到合作化的同等效果。

第三，经营模式的市场化。如果官办生态博物馆无法摆脱体制的羁绊而实行合作化或民间化，那么可以尝试在不改变官办性质的基础上实行经营模式的市场化。这是指，在合理考虑文化保护的前提下，把生态博物馆主要当作一项经济事业进行旅游经济开发，依托馆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把博物馆作为一个旅游品牌加以做大做强。这需要大力开发馆区的自然风光和生态特色，在自然环境及相关旅游项目方面进行高品质、全方面的规划和打造，以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娱乐活动吸引游客。同时，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和魅力，着力发展原生态文化优势，努力避免民族文化的庸俗化、虚假化和过度商品化，坚持民族文化的本真性、朴素性和生态性，才实现文化旅游持久的效益。必须提高当地群众对民族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认识，看到保护民族文化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样就能够增强他们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自觉性、主动性，从而为社区文化旅游的持久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总之，把生态博物馆的经营转向市场，使其发展建立在社区自然和人文旅游的基点上，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文化特色，使旅游经济得到很好发展，创造可观的旅游收入，这样才能解决生态博物馆长远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供给问题，以保证了生态博物馆的长期发展。

第四，发展策略的产业化。生态博物馆肩负着繁荣社区经济、促进社区进步的重任，这需要生态博物馆立足馆区的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物质财富，从而为社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奠定基础。为此，博物馆必须确立走民族文化产业化开发的道路，依托产业化的规模效益和长期战略，才能确保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价值的充分开发。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民族文化深厚，其物质资源、民间工艺品、民俗、民居等等都可以进行产业化开发。比如，地扪生态博物馆在其发展规划中这样设计，“发展香米、中草药、反季节蔬菜、茶叶、香猪以及本地的鸡鸭鹅等种植产业，同时扶持发展传统造纸、纺织印染、草席编制、侗族刺绣、侗族建筑、野生杨桃酒、侗族中草酒、侗族传统保健茶等传统手工艺和地方土特产加工产业。”所以，重视社区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和开发，是保证生态博物馆不断完善、社区繁荣发展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根基。

第五，文化保育的教育化。保护文化多样性、传承民族文化传统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的理念和任务，但是随着民族地区的开放、现代化发展，以及旅游开发的不利影响，文化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民族语言、民俗、服饰、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问题威胁着传统文化的延续乃至民族认同力量的凝聚，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最基础的也是最深远的措施是开展好民族文化的教育、培训和传承工作，制定系统、长期的教育培训计划，在学龄儿童中渗透传统文化和技能的教育和训练，防止文化传承的断裂发生在作为继承人的年轻一代身上。同时，加强对成年村民的传统文化和技艺培训，以促进其利用传统文化获取经济收益为手段，以唤起和增强其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为目标，使文化传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成年人中不断发展，最终形成民族文化保育和持久延续的强大合力。

总之，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两种模式及其实践为我们进一步完善生态博物馆自身机制、增强其社会功能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也为我们增强生态环境和文化保护意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不断增强实践的反思性和责任感、使命感，以把生态博物馆工作、文化保护工作和民族地区发展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