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嫁女子惶恐心态的妖魔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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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搜神后记》中士人女子嫁给蛇精的故事反映了古代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嫁入夫家的女子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际关系时惶恐的心理。这种心理古代文学作品表现得不多，但《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出嫁前做的“换心”的噩梦和婚后变态的表现也反映出了古代女子同样的心理。如果古代女子进入的是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就不会有这种心理。从这个角度看，自由的爱情的确比传统的无爱的婚姻对女子要有利。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和世情小说中都存在着一些灵异神秘的情节设计，有意思的是，如果仔细剖析，会发现这些产生年代相距甚远、表面的故事类型差距也甚大的情节设计背后居然隐藏着相似的隐秘心理，存在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志怪小说的重要作品《搜神后记》中有“女嫁蛇精”事，而清初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有素姐临嫁前被换心的情节。两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都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婚姻不能自主的待嫁女子出嫁前的惶恐心态，作者只不过是对这种客观心态用灵异情节进行了妖魔化解读。
《搜神后记》中记载了一个女子嫁给蛇精的故事，其中存在着似乎与当时社会婚姻制度不符的情节：
晋太元中，有士人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遣发，又令女乳母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外，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乃是蛇眼。
魏晋南北朝是阶层界限相当分明的时代。“侨姓士族从西晋便实行士族内部通婚制，但初期不太严格，个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仍起作用，与东晋时严格流品，以门第世系为唯一条件是大有区别的”；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更是享有特殊地位和待遇的阶层。由于享有法定的特权，士族仅凭出身就可以获得很多政治、经济上的优待，保证这种特权不被其他身份的人分享就成为士族维护自身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成为国家正式保存的资料，无论是国家选拔官吏还是士族之间、士族与皇族之间通婚，都要先查阅谱牒记载才行，甚至士族的婚姻是要受社会监督的，南朝时王源与满璋联姻，仅仅因为“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源就遭到沈约的弹劾，甚至沈约曾建议对王源“禁锢终身”。既然如此，士人嫁女必然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查了谱牒才可以结亲，不至于与没有来历的精怪结为亲家，故事中的女孩子怎么会嫁给蛇精呢？
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交通不便而社会动荡，有女孩子被骗娶的，如《搜神记》中就记载有这样的故事：
鄱阳西有望夫岗。昔县人陈明，与梅氏为婚，未成而妖魅诈迎妇去。明诣卜者，决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见一大穴，深邃无底。以绳悬入，遂得其妇。乃令妇先出，而明所将邻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妇乃自誓执志，登此岗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故事中梅氏就是被妖怪骗娶的。但是，《搜神后记》中的士人是“嫁女于近村”，隔得那么近，不存在交通不便或者信息不通的问题，精怪骗娶的机会比较小。
但是，如果把整个故事看成一个完全符合当时婚姻制度的故事，那么故事中带有神怪色彩的情节则具有另外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了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出嫁的女性进入夫家后的惶恐心情。
中国传统婚姻一直实行“从夫居”的形式。结婚后，男性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家族里，交往的都是熟悉的人，婚前婚后人际关系改变不大；而女性结婚就意味着离开熟悉的一切，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面对全然陌生的人际关系。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其他人都互相熟悉，只有她是个完全的外人，就像故事中描绘的，做丈夫的是蛇，婢子也“悉是小蛇”，只有她不是。在这种环境里，甚至丈夫家中的婢女都比她熟悉情况。
如果女子在婚前就与自己的丈夫相识相恋，那么女子进入夫家后还可以得到丈夫的疼爱和支持，也可以通过丈夫的指点尽快地熟悉新的环境，不至于那么孤独和无助。可是中国传统的婚姻又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这个故事中，“士人嫁女于近村”，主语是女子的父亲，原本应该是婚姻主角的女子却只是被动地出嫁而已，她应该没有在婚前与丈夫交往、了解的机会。一下子进入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环境，连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丈夫其性格如何、喜欢不喜欢自己都不知道，新嫁娘这时诚惶诚恐的心情，傅玄在《苦相篇·豫章行》中形容为“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并不算太夸张，因为一旦这个新环境中的人不友好，女子遭到夫家人的厌弃，其生活状况就会变成“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无异于落入蛇窟，没什么出头之日了——她甚至连请求娘家帮助都不太可能。从《孔雀东南飞》、《柳毅传》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从汉代直到唐代，女子是不可以自行回娘家的，甚至《柳毅传》中的龙女不得公婆欢心，被罚牧羊，居然需要一个凡人去给她的父母送信才能被解救回娘家。因此，即使夫家“重门累阁，拟于王侯”，看上去经济情况非常好，女子初进家门，也难免“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
女孩子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的恐惧、对婚后生活的惶恐，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得不多，但也有一些作品中对女子婚后行为的描述，暗示出女子的这种心理，如《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
薛素姐结婚前没有特别恶劣的违背当时道德秩序的行为，所以当薛素姐的婆婆狄婆子在薛素姐上头时见到薛素姐，印象是：“好不温柔雅致，娇媚妖娆”，甚至心里还暗想“只是李姑子说这媳妇要改变心肠，夫妇不睦，忤逆公婆，这话我确然信他不过。那里有这等的美人会这等的歪憋？”狄婆子的印象本来是没有错的，薛素姐结婚当天听见宾相念撒帐诗念得不对而发脾气时，薛三省的媳妇就说：“好姐姐，你从几时来家里，要句高声言语也没有。如今做新媳妇，是怎么这们等的？”可见薛素姐婚前的确是比较温柔的，她之所以婚后变成一个变态的泼妇，当然有许多原因，比如她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喜欢狄希陈，但她的父母还是做主把她许配给狄家；而小说中交代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她在结婚前一天晚上的梦中，一个凶神一样的人给她换了心，而且说：“你明日待往他家去呀，用不着这好心了，还换给你这心去。”
如果抛开小说情节中的神怪色彩，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薛素姐的梦和她随后的性情大变，那么结婚前一天她父亲薛教授对她的教育，无疑是薛素姐转变的关键。薛教授先是说了薛素姐的婆婆“有些辣燥”，又说她的丈夫“气宇殊欠沉潜，文理也大欠通顺”，总之薛素姐即将面对的家庭存在种种问题，她嫁过去之后很可能与婆婆、丈夫相处不好；接着又引用林大舅家妗母的故事来证明，无论发生什么事，女人都要完全地敬重自己的丈夫才行。从薛教授的叙述来看，林家妗母的经历与小说中晁源的妻子计氏的经历很像，而小说中晁源的公公对着晁源评价计氏说：“虽然不贤惠，倒也还是个正经人……但他只有欺凌丈夫这件不好，除此，别的都也还是好人。所以他如今也不曾坏你的门风，败你的家事。”对计氏的评价正面的居多，但是薛教授叙述林家妗母的事，则是在“那会做女人的，拿出那道理来束缚那丈夫，那丈夫自然心服。若倚了泼悍，那丈夫岂是不会泼悍的么？”理论前提下进行的，似乎林家妗母沦落到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被丈夫收买，不给自己出气的地步，都只是她自己的错而已，别人不帮她是应该的。
可以想象，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即将离开熟悉的家，前往一个存在种种问题的陌生环境中，心情该是多么惶恐。结果她不仅没得到家人的任何鼓励或安慰，反而又被自己的父亲吓唬了一通，而且通过父亲的态度意识到，无论自己在婆家遭遇到什么不合理的对待，自己的家人恐怕也不会帮着自己，反而会追究自己的错误。此时薛素姐在心理上是何等地孤独无助。
不过，薛素姐毕竟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家的女子，没有受到那么多礼教的束缚，何况她出现的时代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末期，市民思想已经出现，而她的家庭是开布店的，至少算是半个市民家庭，不可能完全不受市民思想的影响。所以，《搜神后记》中的士族女子只会哭泣，而薛素姐则强悍得多。她晚上做的梦，就反映了她面对孤立无援的处境时自己想出的对策——换心，把好心换成泼悍的心，以近乎变态的无礼和暴力保护自己，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然她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就这样做了，虽然她婆家娘家所有人都因此而嫌恶她，却又拿她无可奈何，她的这种自我保护措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有效的。
《搜神后记》中的故事没有交代士族女子的最终结果，对传统社会中的大多数女子而言，随着对婆家生活环境的熟悉，恐怖的蛇窟应该会慢慢还原成日常的家庭环境。而《醒世姻缘传》中泼悍的薛素姐却没能真正保护自己，最后落得众叛亲离，死去了事。
但是，即使是在封建社会中，女子出嫁也并非一定要经历一个惶恐到极点的过程，如李白《长干行》中的女子，出嫁时就只是“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只有羞涩，没有恐惧。究其原因，就是诗中的女子与丈夫“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婚前就彼此熟悉、互相喜欢，女子婚后进入的环境，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女子需要做的，只是适应新的身份。
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歌颂自由的爱情，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如元杂剧《西厢记》、明传奇《牡丹亭》；文学史研究中对古代的爱情婚姻进行评价时也有一个基本立场：自由恋爱比父母之命的婚姻好。其实自由的爱情结局未必好，如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叙述的故事和唐传奇《莺莺传》中的故事，而且这种结局在封建婚姻制度下是很自然的；而与爱情无关的传统婚姻很多倒是细水长流，有完满的结局。
但是，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本来就处于附属地位，日常活动和交往范围受到很多限制，没有多少环境适应能力，让这样的女性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时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完全陌生的人，其实是件很残忍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的确比完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要好，至少对要进入婚姻的女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