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斌:被两毛钱消解的权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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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响我处工作情况下，观众使用车照一次收费二角。”1980年，故宫一角，一辆红旗车前面竖着一块牌子这样写着。

看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在红旗车里弯起嘴角，摄影者李晓斌也乐了，“感觉整幅画面都是不和谐的，不仅在当时，现在看来也是通过不和谐表现一种和谐。背景是紫禁城，红旗车是道具。我们有过这种经历，过去红旗车是部长才能坐的，居然也能拿出来挣钱了，而老百姓也能通过花上两毛钱尝试一下权力的滋味。”

李晓斌很认真地按下快门，他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收费二角的牌子”表现好。“实际上，在这张照片中，牌子太重要了。虽然它破坏了构图，但它是一个对时间的交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对时间的交代就是对历史的交代。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就有进入社会、进入历史的感觉了。”

1980年前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段时期，生活中隐现了一些非常细微但特征性特别强的东西，比如‘收费二角’的牌子，我在潜意识里就觉得它重要。”李晓斌说。而三年历史博物馆的工作经历和“四五”摄影的经验也训练了他判断照片价值的能力，“一是真实性，二是历史的、社会学的价值。我们在工作状态中不可能有太多概念性的东西，类似‘曾经至上的权力被两毛钱消解的讽喻’都是后来才被赋予的。拍摄的瞬间，凭的是一种直觉，一种感情和冲动。而这瞬间的选择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李晓斌说，这次自己另一张比《故宫、红旗车与市场经济》拍得还要高二千元的《历史的审判》也是这样拍摄的。1977年1月8号，总理逝世一周年，天安门广场又掀起了悼念总理的热潮，“只不过这一次人们的心态不再压抑，国家在恢复，人们看到了希望。”李晓斌拍完天安门广场，走在长安街上，在中国青年艺术剧场门口，他看见在一棵树上挂着四个木偶，“当时周围聚集了很多人，可以感觉到人们的心态很松弛，人群里时不时地发出笑声。有一种秋后算帐的感觉。”李晓斌定格了这个画面，“这里面有人们对‘’的态度，带着情绪，流露着幽默，一种综合的东西被概括进去了。”

在近日宋庄艺术节上，李晓斌举办了国内首个个人摄影回顾展――《1976―1989》，从事摄影30年来的13S张纪录了时间、历史和表现真实的珍贵照片都被拿出参展。

鲍昆：我把暗夜里的长城变彩色

鲍　昆

“鲍昆，你们的那张‘国魂’这次要被拍卖了。”听到这个消息，艺术批评家、本次华辰影像作品专场拍卖会的首席顾问鲍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国魂”是鲍昆、凌飞、李川2S年前的一幅作品，鲍昆只记得送了一张给同学，怎么会出现在这次的拍卖会上?“是谁拿着我们的作品去拍卖?”鲍昆自问。

1981年，鲍昆还是北京财贸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也是一位狂热的摄影爱好者。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和宣传部长，学生会的摄影和宣传部的摄影全由他负责，学校还因此配给他一台相机，“就是这台相机，把我推上不归路了。”那时，鲍昆加入了北京高校摄影协会，成为他们唯一的学生会员，还参加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期文艺创作讲习班，聆听大师的讲座。

“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那时候我的世界观和文艺思想还是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鲍昆说，“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长城和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我们心中是很崇高的，认为它熔铸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以当时我一直在想，长城该如何去表现，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在照片中表达出来。”

在“四月影会”上展出的一幅王志平的摄影作品启发了鲍昆，他决定尝试用闪光灯加彩色片，打出彩色光的方式去拍摄长城，“这种方式不仅从摄影技术角度来看很新颖，而且拍出来的作品也很容易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

在黄花城长城的一次失败的试验后，鲍昆把目光转向了八达岭长城。“这段长城蜿蜒而上，正好符合我颜色分布的构想。”拿定主意后，鲍昆又找来两位朋友，凌飞和李川，请他们协助拍摄。拍摄的那天夜里，三个人作好分工，凌飞负责看机器，鲍昆和李川负责打灯，按照傍晚时一步步丈量画出来的粉笔印转折、换片。照片洗出来以后，三个人兴奋极了，“一幅伟大的作品诞生了，我们的理想完美地体现了。”

“国魂”为他们在香港赢得了摄影艺术杂志美能达全年总冠军奖。

“在这次拍卖会上出现的‘国魂’的确是我们的那幅作品，当初，我们把它投给中国摄影家协会做影展，但不知怎么，据说被一位摄影家在逛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时候发现了，这次把‘国魂’拿出来拍卖的人就是这位摄影家。”鲍昆说，“作为国内第一次影像作品专场拍卖会，这次拍卖还存在着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作者签名、作品编号、收藏级制作、作品来源以及相应的收藏尺寸这几个作为收藏品的基本条件在有些作品中还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