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如雪地里的迎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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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躲在一片茂盛的玉米地里，将我一把搂在怀里，我吓了一跳。母亲神秘地将一个裹满黄土的罐子递给我，眨着眼睛说，虎子，给你爸送去，就说，这水是你帮他从山里舀来的。
我将水罐抱在怀里，双手迅速地向母亲摊开。她从口袋里摸索出两个硬币塞到我掌心里。
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如此短暂的路途，母亲为何不亲自将水送到父亲手里?
滚滚的烈日下，父亲只要瞥到了我，便会不顾一切地放下手中的板锄，将我捧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虎子又给爸爸送水来了?虎子今天去哪几打的水?
母亲太了解父亲了。从第一次送水，她就猜到父亲会问怎样的问题。因而，她早就将那些虚无的答案，一条一条地说给我听，我再说给父亲。
我仰着脸，躺在父亲怀里，看他嬉笑，展眉，用坚硬的胡茬扎我，咯咯乱笑。这时，我相信母亲是在暗处注视着我们的，只是，父亲从来都不知道。
长大了，听隔壁邻居闲谈，才知道母亲不去地里劳作的原因。生我的前一天，山野里飘起了鹅毛大雪。母亲为了省钱，提议在村里接生。父亲死活不答应，嫌不够卫生，怕沾染恶疾，将她抱上了门前的木板车。
山路多长啊，呼呼的雪花飘洒在破旧的棉被上。父亲一面走，一面用粗糙的大手帮母亲拍打雪花。
母亲在县医院安然生下了我。但因受寒留下的后遗症，不能再下地干活。这对于一心疼爱母亲的父亲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
从此，执拗的父亲再不允许母亲到地里去，哪怕只站一会也不行。他愧疚地以为，是自己当年的固执，给母亲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我10岁那年，父亲决定进城打工。那时，村里的男人大都出去了，父亲说，他也得出去挣点钱，以后让我进城念好的学校。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做饭的动作越来越慢。吃饭时，母亲一句话也没说。草草收拾好碗筷，她默默地进屋帮父亲收拾行囊，嘴角挂着勉强的微笑。
她知道，父亲想要出去，除了挣钱养家，更多的，是为了慰藉一个年轻男人的梦想。村里出去的男人，会描述一个精彩的世界，他们带回城市里的商品，成为妻儿炫耀的资本。这些，我的父亲都没有。他整日守着我与母亲，还有那片黄土地。她不想让父亲一生留下遗憾。
父亲走的这天，母亲没有出门送他。我送父亲回来，看到母亲蹲坐厨房门口，默默地流泪。身旁，还有一罐昨日外出时打好的泉水。
父亲回来的那天，带回了大包小包，隔壁邻居都来了，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母亲只是笑着照应，不说话。
等邻居都走了，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枚黄色发卡递给母亲。那是一朵漂亮的迎春花!黄色的蕊，黄色的瓣，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我吵着要看，父亲不让，将它插入母亲的发间，用手指一按，嘎连一声，便定住了身形。母亲欢喜着进了厨房，剩下我和父亲在门前吵闹。
晚上，吃多了父亲带回来的点心，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听见母亲和父亲的低语：
在外头干啥活，累不累?
在一家公司里帮忙搬货，不累。
不累，你咋瘦了?是不是吃的不好?要不，咱别出去了。
没事，虎子这就要上中学了，我得给他存点钱。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母亲没再说什么。
几天后，父亲又回到城里去了。母亲隔三岔五地叮嘱我，你爸这辈子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他，知道吗?
每次，我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母亲总是满意地笑。后来回想起来，母亲一次也没有说过，以后要好好地孝顺她。在这件事儿上，她将全部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父亲的身上。
父亲这次去的时间很长，要到春节才回来。他给家里写信，信上说，自己新找了一家套司干搬运，货不重，都是高档电子产品。按提成来算，很能赚些钱，叫我和母亲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
那封简短的信，不识字的母素硬是让我念了一遍又一遍。
春节前，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汇款。她想了一夜，最终决定，带我坐上书记的车，去城里添置些东西，好给父亲一个惊喜。母亲给父亲买了一条男士羊毛围巾，两张年画，和一个偌大的二手衣柜。母亲说，这种衣柜，放在家里够气派，你爸很早以前就想要了。
衣柜有了，搬运成了问题。旁人说，可以去桥头雇个小工，花不了几块钱，帮忙搬上回程的汽车。
在桥头等活的工人可真多，躺的躺，坐的坐，密密麻麻地聚了一地。看到我和母亲走来，便迅速起身囤了过来，不停地问，要不要工人?要不要工人?
母亲不理会，慢慢地往里找。她想找个壮实一些的。这样，不会把柜子磕坏，而且能省一个人的工钱。
寻思间，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吆喝着：是不是又来老板了?找我啊，我力气可大着呢，庄稼人!不偷懒儿!
听到这个声音，母亲一愣，迅速拨开人群望去。不远处的空地上，一个头发篷乱、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大踏步往这边走来。是父亲!我也呆住了，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这一瞬间，父亲也看到我和母亲，他惊慌失措地捂着肚子回头就跑，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复杂。
我回过头来看母亲，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渐渐消失。半天，她叹了一口气，转过头来，随便指了一个工人，拉起我，飞也似的向前奔去。
我跑得喘不过气来，想让母亲慢些，却看到那些簌簌掉落的热泪，一串一串地落下来，打湿了那条新买的羊毛围巾。
从城里回来，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信。她说，告诉你爸，累了就回家。
母亲开始去村上的工厂里打工，她说以前是她太没用，才让父亲活得这么难。她每天晚上用藤条编筐子，手都磨肿了，一个能挣几块钱。
父亲出事的那天，母亲正在门前扫雪。一个神色匆忙的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说，不好啦，不好啦，虎子他爹出事儿了!
新落的雪花，如同书背上的白纸一般，又急急覆盖了新扫出的空地。母亲跟着那个矮小的男人上了马车，我孤零零地站在门口，抱起那堆沾满黄泥的衣服，一声又一声地叫着妈妈。
父亲是在搬运家具的时候出的事。楼梯上有水结了冰，太滑，父亲一时没有站稳，摔了下来。于是，那张几十斤重的八仙桌，毫不留情地砸向了他的身体。
父亲终于没能救活。抬棺那天，母亲盘起了头发，将那朵柔黄的迎春花，缓缓插入了发隙。我哭得昏天黑地，母亲却连一滴眼泪也没有。
亲朋散去，我和母亲默默地收拾着残局。洗碗时，她捋着蓬乱的头发惊呼，我的发卡呢?我的发卡呢?
那一夜，母亲拉着我，在漫天的雪光中，寻找父亲送她的那一枚黄色发卡。我从来没有见她如此疯狂过。大雪呼嘀着席卷了山野。黢黑的路上，我和母亲趴跪在蚀骨的雪地上，一步一步地顺着掩埋父亲的方向找寻。
母亲的发卡丢了。父亲的早亡，她不曾哭泣，如今，在惨白的雪夜里，为一枚发卡哭得没了声息。
时光荏苒，我终于渐渐明白，当年的那枚发卡，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饰物。那是一种念想，是母亲对苦难父亲惟一可寻的情感寄托。
当雪花再度悄然覆盖了村庄，我已不觉寒冷。我知道，在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一定有一枚温热的发卡在寒冬的深处，默默地护着一朵柔黄的迎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