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汉墓出土凤纹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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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装饰出现得很早，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凤纹图像。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印有凤鸟、兽面和太阳纹图案的白色陶罐，其凤鸟的姿态为飞翔状，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凤形纹样。另如内蒙古赤峰出土的红山文化的凤形陶杯；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凤朝阳”象牙雕，吴县鞋山墓葬出土的良渚文化凤鸟纹壶等。在新石器时代的诸多文化类型中都出现了不少凤鸟图案，而且其装饰的大都是祭祀用的神器或随葬品，说明当时凤鸟崇拜的观念已相当浓厚。
究竟是什么使得原始先民们如此推崇凤鸟纹样呢？首先，凤的形象源生于一些鸟类图腾的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凭空的臆造，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综合与创造，可谓“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其次，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原始农业产生并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来源，而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对这种原始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一些与自然现象有密切关系的动物崇拜便产生了。在古人模糊的思维中，认为一些鸟禽的行为方式与自然现象的变化有着神奇而密切的关系，仿佛就是这些自然现象的创造者、召唤者和象征物，有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而且鸟禽善翔，能够自由地翱翔于天际。因此，在原始先民的心目中，鸟禽具备有呼风唤雨、通天达地的特异功能，从而产生对凤鸟的崇拜。凤既是集众多鸟禽的别称和化身，也是集这些鸟禽的优秀品质于一身之大成者，是多元一体化的百鸟之王。同时凤的形象不完全是某种自然物，而是若干种自然物的综合，也是古代各个不同氏族相互联系、融合，并且吸收对方图腾特征的结果。
到了汉代，随着羽化升天观念的盛行，人们认为龙凤可以带着亡人的灵魂升入天庭。同时，汉代又是玉器的大发展时期，因而在许多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凤纹玉器，或与龙纹相结合的龙凤纹玉器。现将徐州汉墓出土的凤纹玉器作以介绍，以窥斑见豹。
龙凤纹玉璜（图1）
出土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甬道中，是众多玉璜中最为精美的一件。系新疆和田白玉雕琢而成。宽21.1厘米，高4.2厘米，厚0.4厘米。璜体上下两侧和两端皆减缘形成牙槽，中部较大部分减缘，与一般玉璜不同。玉璜两面纹饰相同，面以穿孔为中心，中间为一兽面纹，两侧各雕一龙，龙首一侧为凤喙，龙身旁布满凤羽。整件玉璜全部采用浅浮雕，两面共雕饰20条龙、4只凤鸟和两个兽面，即使穿系孔的周边亦浮雕出圆廓，不留空白。纹饰饱满，密而不塞，构图奇妙，工艺精湛。
出廓龙凤纹玉戈（图2）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新疆和田白玉，长17.2厘米，宽11厘米，厚0.71厘米。戈体两面均饰勾连云纹，援、胡下出廓透雕一行走的翼龙，戈内一面饰勾喙振翅的凤鸟，另一面浅浮雕翻腾虬曲的虺龙。以玉制作戈，非实用性兵器，应是用于陈设或出行的仪礼用品。
龙凤纹玉剑（图3）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高6厘米，宽4.6～5.9厘米，厚1.3厘米。
龙凤貘纹玉环（图4）
徐州东洞山二号西汉楚王墓出土。直径7.9厘米，厚0.3厘米。玉环呈黄白色，通体透雕，以三条虺龙蟠绕而成，环身透雕有龙、凤、貘及卷云纹，并以阴线刻划细部，线条流畅自然。玉环多用于成组玉佩的中部。
龙凤纹形玉佩（图5）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长6.0厘米，宽4.3厘米，厚1.5厘米。玉佩呈青黄色，平面前尖后圆，中部鸡心隆起，有一椭圆形孔。正背面分别雕刻一龙一凤，龙首及凤首并列，采用圆雕技法琢成。龙鼻和眼睛突出，凤冠突起，喙作内勾状，回首展望。凹面边端处阴线刻饰勾连云纹。
玉组佩凤纹饰件（图6）
徐州骆驼山东29号汉墓出土。其中玉凤饰件雕双凤相对状，高4.1厘米，宽2.8～1.8厘米，厚0.6～0.2厘米。
立凤形红玉佩（图7）
徐州白云山汉墓出土。长10.4厘米，宽4.9厘米，厚0.5厘米。由整块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凤长冠勾喙，展翅翘尾，造型庄重大方。
凤鸟形玉饰件（图8）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高4.3厘米，宽2.3厘米。
汉代人们如此重视丧葬用玉，应与先秦以来人们的魂魄观念有密切联系。《左传・昭公七年》载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礼记・郊特牲》：“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说明先秦时期，对人死后魂魄的归属有明确的界定。对于古人的厚葬习俗和魂魄观念，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有精辟的论述：“既然人死之后魂魄分离，魂气升天，形魄归地，那么古代的埋葬制度与习俗便必然具有双重的目的与性格，即一方面要借助于龙凤帮助魂气顺利地升入天界，一方面要让龙凤好好地伺候形魄在地下宫室里继续维持人间的生活。”厚葬之风的盛行正表明了古人对死后命运的关注。正因如此，导致了汉代玉衣和龙凤纹丧葬用玉的度发达。不过，往往事与愿违，豪华的葬具和大量贵重的随葬品引来的却是无数的盗墓者，几乎十墓九空，尸骨无存。鉴于这种情况，曹魏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曹丕废除了以玉衣等随葬的制度。从此以后，丧葬用玉逐渐消失，中国玉器进入了世俗化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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