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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使命 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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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其实是生活在纸面上的一群人——当我们主动接触一个陌生人,我们的名字写在名片上;当我们被陌生的人们所接受,我们的名字印在版面上。作为记者,我们总是在尝试认识更多的陌生人,然后被更多的陌生人所熟知。这既是记者的履职过程,也是记者的使命所系。

履职,必须从认知自我开始。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一张快节奏的都市报里,记者做到第10年,恍然已成“老人”。尤其是作为一名经常出差的深度报道记者,甚至常被同事戏称“眼瞅着走上调查记者的不归路”。听起来,颇有岁月催人老、甘苦不自知的况味。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早就习惯了两种“语系”的交错上位,表面上的嘻嘻哈哈,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心的彼此尊重。每当他们问起,是什么让我可以忍受着妻离子别的煎熬,一次又一次地背包走天涯,我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暖意。尽管我习惯回答,“只会干这个”,或者笑而不语。

跟大家一样,鼓励我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坚持走下去的,一是对自我价值的理解与求索,一是养家糊口的必然之需。

作为报界最早的一批“80后记者”,我2004年正式进入报社,成为生活日报热线新闻部的一名记者。这是一个被我们称作“新闻110”的岗位,依托热线电话,“闻警而出”,比拼的是眼尖、腿勤、脑子快。在这里,作为一名背井离乡的“穷二代”,在21岁的年纪上,内心燃烧的,更多是跻身这个城市以期安身立命的渴望。

那时候,我就像街口任何一位勤劳经营的杂货铺老板一样,早出晚归,一天一天盘点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销量,在当天营业结束的时候每每为多收了三五斗而沾沾自喜。我承认那时候的自己绝不崇高,乃至每次绞尽脑汁地揣摩每一条线索的“剩余价值”,以期通过自我策划而让它变得与众不同,事实也是这种生存压力下的自我施压。

聊以的是,我虽不崇高,但也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五度获评齐鲁晚报·生活日报“拔尖记者”,虽算不上成绩,但也证明,我并没有流于营生而疏于业务研究。10年记者生涯,不仅帮助我融入了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安了家,也愈发让我认知到记者这个职业的特性与使命。

对职业使命的理解与认知,是履职的起点与基石。

第一个问题:新闻是什么?

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是我新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所以第一个谈及此,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曾经走过不少弯路,对“记者是干什么的、能干什么、怎么干”等问题的认知缺陷,让自己做了事倍功半的一些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教科书经典说法的信徒,认同新闻学是一门传播学,“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记者是记录者,客观记录社会事件,为史镜鉴。但在实践中,我很快就发现:今天的新闻,一定就是明天的历史吗?显然不是。

问题出在哪?就在实践中。

很多时候,我们强调新闻是客观的,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心虚——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新闻是不存在的。因为记者做任何报道,都是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介入的,我们对于材料的选择乃至对采访对象的选择,已经决定了新闻报道带有不可低估的主观性。至于极尽可能地多采访一些人,也不过是谋求平衡,以期通过更科学地平衡,提高报道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与社会调查中的抽样调查是一样的——新闻学其实是社会学的一种。

如果新闻学就是这么一门以信息传播为表象的“社会学”,那么,它的真实使命在哪里?显然,绝不是简单的传递信息,而是帮助公众认知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方周末有一句口号令人振奋:“在这里,读懂中国。”这一言辞之所以让人感觉既美好又激动,其实暗含了公众的共同关注和心理需求。如一些外媒所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转变固有思维,明确区分“宣传”与“新闻”的同与不同。老实说,单以“宣传”属性而言,我们绝大多数都是称职的记者。但假以“新闻”属性,其实我们绝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足。

所谓“提问是记者的天职”,同样是信息传递,相比“宣传”,“新闻”其实更多要求对信息的解读、分析与阐释。也就是说,即便拥有相同的获取途径,“新闻”与“宣传”相比,天然就带有一个主观再造的过程。

西谚有云,“同吹一阵风,有的船向东,有的船向西,决定船的方向的,不是风,而是舵”。这一主观再造过程的存在实际决定了,决定新闻品质的,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报道者——记者自身的能力和素养,即以信息的获取、解释与分析为表象的认知嗅觉和逻辑构建能力。

新闻人只有充分认知使命才能更好地履行使命,也只有不断强化学习才能不断重识使命,匡正自我履职的路径。毕竟,使命长系,履职同样不可一蹴而就。

活在纸面上的我们,应该怎样被更多陌生人所熟知,然后向他们有效传达我们的判断与认知?

要想拥有略胜一筹的认知嗅觉和逻辑构建能力,全方位的学习是必须的,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对书本经验的汲取,对人情世事的洞察,无一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这本身就是信息储备的过程,何况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发现、获取、解读、分析并阐释信息。此其一。

其次,必须持之以恒,恪守理性的激情。那个“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和尚被我们嘲笑了无数年,其实我们常常都不理解,这个能够说服自己一辈子都在敲一口钟的和尚,其实已入至高禅境。也正如人在激情的状态,慷慨赴死并不难,难的是,在求死不得的时候,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习惯倡导激情,却常常忘记了理性其实比激情本身更重要。

这个时代不缺少激情澎湃的人,缺的是懂得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病与痛,而以理性对抗麻木、以行动平抑悲愤的人。就像愤青群体的纷涌,如果他们少一些抱怨与暴戾,而多一分耐心与理性,可能会发现,这个时代与社会其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的使命与价值,首先就在于唤醒公众对于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理性认知。

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34岁写就《莎士比亚的政治》一书的阿兰·布鲁姆说:“一个伟大的戏剧诗人如果同时既是高产的,又能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表现出强烈而高贵的思想情感,就可以使他剧本中的灵魂变成人民的灵魂。”

记者也一样,就像我们从莎士比亚的戏剧里窥探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一样,身为记者,我们必当期望有一天,通过我们的作品,可以帮助今人与后者,读到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叙事。

这种强烈的融入历史的使命感,终将帮助任何一名从业者超越对于养家糊口的需求,而将一份实际并无差异的“工作”甚或“作业”,转变为值得辛苦经营的事业。

(作者为齐鲁晚报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