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已至改革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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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速度已经赶不上人们要求提高的幅度,也因而走到了改革的临界点。

这是从学生到老师再到家长、专家所描述的当下中国教育全景:

从小学甚至是学前时代起,孩子就已经开始为他们并不理解的目标展开了竞争。在参加外语班、乐器班以及各种文化补习班的同时,中国人的童年正变得与快乐无缘。

为了进入好学校,被各种知识、特长武装起来的孩子还要在经济实力和人际关系方面角逐高下,而身居农村或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多数没有参赛资格。

升入好的中学是为了能在高考的龙门前飞得更高,因为只有拼命跃过这一道门,人生才可能与好的工作及幸福有关。“这个暑假我们学校已经偷着补了八天的课了。”开学将上高三的王梓(化名)说,怕传染甲型H1N1流感,今年本来不让补课,但其实所有学校都在补,心照不宣而已。

截至2008年底,中国总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水平学历的比例达到6.3%,比1982年增加了5.7个百分点;普通高校的数量从1978年的598所增加到2008年的近2000所,增加2.3倍之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提高到2008年的23.3%。

虽然增长的数据证明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不断发展。但是,“教育发展的速度赶不上人们要求提高的幅度,已经走到了改革的临界点。”有专家如此评价。

素质教育只为高考服务

其中,九年制义务教育被认为是中国教育最急需改革的阶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咨询专家之一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邵鸿认为,当前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即教育经费不足、素质教育水平低和教育不平等。

“义务教育经费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未能切实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有关。”邵鸿说。“90年代,国家强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却不为地方政府拨款。一些地方政府虽然把学校盖起来了,通过了‘普九’验收,但是却拿不出钱来给施工单位,由此遗留了几十亿元的‘普九’债务。”

在今年的“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国家将出钱为“普九”债务买单。邵鸿说,这是国家为发展基础教育所做的一件实事。

已经探索多年的素质教育正在偏离它的初衷。

“现在的儿童没有快乐。他们在学龄前就要学很多东西,学会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为了在择校时给自己增加砝码。事实上,由于高考制度没有改变,竞争一直下延到了学龄前阶段,素质教育也就只能为高考服务。”

邵鸿的观点在华北电力大学学生处处长汪庆华那里得到了印证:目前的素质教育其实已经成为学生升学加分的手段。“虽然大家都反对学课外辅导班这类‘素质教育’,但是为了增加上好学校的机会,大家又不得不做。像奥数这种让小学生学习高中数学知识的‘素质教育’,它可能只适合很少的学生,但却破坏了更多儿童成长的规律。”

汪庆华认为,如何公正地分配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其实才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所有人都希望进入好的学校,但学校的招生能力有限,这就形成了矛盾。”邵鸿说。“过去是向学校交大量的借读费,结果是有钱人的孩子进入好学校。后来国家规定,学校不允许收借读费,这样一来,好学校又没有积极性了,因为多招生并不能给学校带来更多的利益。”邵鸿坦言,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国家

确实在努力想办法。

最突出的是教育不公平

“教育公平是当前老百姓对教育不满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邵鸿介绍,自2008年开始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来,相关部门已经向全社会征集到大量的意见,其中反映最突出的就是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不同待遇,即是在城市里,还存在择校问题、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等等。”

其中,区域差距尤为明显。以浙江和甘肃两省为例。根据《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7年甘肃“未上过学”人口比例比浙江高出约7.5个百分点,而其“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则比浙江低了一倍还多。

东西部地区大学生均经费之差也很悬殊。据邵鸿介绍,过去西部一些省的大学生,均经费只有3000元左右,而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上海等城市已经超过了13000元。

邵鸿说,所谓公平,不是说所有人都能上好学校,因为好学校的数量毕竟有限。公平应该是让差的学校变好,保证一个基本水准。

“我们应该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尽量保证教育公平。”

所谓公平,不是说所有人都能上好学校。公平应该是让差的学校变好,保证一个基本水准。